毛泽东是反腐倡廉的楷模

                                             毛泽东是反腐倡廉的楷模

                                                           邱秀玲
 
       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反腐败的思想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和政权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反腐败思想和积累的反腐败经验是极为丰富的，其中有许多成功的独特经验，也有不少失误的深刻教训,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认真研究、总结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反腐败的思想与实践,对于推动当前我们党和国家正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作用。
        一、未雨绸缪,三次警告
       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毛泽东历来把它同党执政后能否巩固执政地位，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联系在一起思考的。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一行六人访问延安。在与毛泽东的长谈中，黄炎培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未解决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可谓‘其兴也 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来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问毛泽东:“共产党能否找到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用“周期率”来概括历史进程，也许不尽科学和准确,因为人类历史发展并非简单的重复。然而，翻开洋洋大观的二十四史,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历代王朝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农民战争从崛起到失败,确实存在着周期性重演的历史现象:大凡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或政权初创阶段,尚能保持朝气蓬勃、发奋图强、团结一致、廉洁奉公等精神;但当政权稍加稳固或历时较久,便产生腐败现象，导致政权覆灭;而下一个政权又循环往复。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或政党，能够跳出由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黄炎培提出“周期率”问题是有当时背景的,即中国共产党虽然就全国来说还处于在野地位,但在陕甘宁边区已经取得了合法执政地位。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贪赃枉法,敲诈勒索,挥霍浪费的风气形成鲜明对照,陕甘宁边区政治清明,干部廉洁奉公，勤职敬业。全国人民已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在夺取政权阶段共产党确实保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和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那么,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执政地位以后会不会重蹈因胜利而腐化堕落的覆辙呢?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战争会不会变成另一次农民战争那样的结局呢?这不仅是黄炎培的担心,更是毛泽东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的本质特征，搞腐败是同党的性质、宗旨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是属于廉洁的党并不等于执政后不会发生腐败现象。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曙光初现的时候,毛泽东就预见到党执政后可能会出现的腐败和脱离群众现象,并未雨绸缪,三次向全党敲响了反腐败的警钟:
       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1944年。该年3月,郭沫若著文《甲申三百年祭》,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三百周年。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李自成起义军的崛起、发展和失败的过程,着重总结了这支队伍由胜利到失败的历史教训:一是骄傲自满，由于“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领袖们进城后“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去了”;二是不能保持革命队伍初起时的优良作风，生活腐化;三是发生宗派斗争。毛泽东对郭文非常重视，建议印发给高级干部学习，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函郭沫若,再次讲到这个问题:“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第二次是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预见到党在全国取得执政地位后将面临的严峻考验,制定了防止腐败的方针。毛泽东在向全会的报告中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因此，他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第三次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进京赶考”,响亮地向世人宣告:“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合格,决不当李自成,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作为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开国元勋，毛泽东是以如此反腐防腐的气概和决心进驻北平城的。
       总之,建国以前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具有强烈的预见性。当时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执掌国柄的执政党，党内和根据地、解放区政权内部虽然偶有腐败现象的发生,但无论从其规模或者影响来看,都还没有发展成为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然而，毛泽东以他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独具的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和洞幽烛微的卓识能力，及时向全党敲响了反腐败的警钟,并着手探索党在执政之后如何防止腐化变质这一重大问题,其基本思路就是厉行廉洁政治，走民主新路，教育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一思想为新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奠定了理论准备。
       二、两把利剑，“内外夹攻”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执政对于共产党来说，既是长期革命奋斗的伟大成果,建设新世界的最重要武器;同时,又使执政党本身处于一种严峻考验之中。这种考验概而言之有四个方面:一日吹捧的袭击,二日权力的滥用,三曰物质的腐蚀，四曰功利的追求。为了使党经受住执政的考验,防止和克服新生的人民政权出现“权力性腐败”，毛泽东采取了“内外夹攻”的正确对策:内靠整党整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外靠民主监督,让人民群众起来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两把利剑，“内外夹攻”,这是建国后毛泽东反腐败的基本思路。
       (一)整党整风治腐
      毛泽东高度重视党执政后一些党员经受不住考验而腐化变质的危险性,同时又坚定地认为，问题可以通过整党整风得到解决。他认为,只有通过整党整风，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筑起拒腐防变的钢铁长城,“周期率”的威胁才有可能对我们党无能为力。也就是说,打铁还得本身硬。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创造了整党整风这一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有效形式。党执政以后,党的领导地位、历史任务以及工作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整党整风还有没有必要呢?毛泽东多次讲过，“流水不腐，户枢不囊.共产党是执政党,必须经常地整顿作风，
       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防止脱离群众，防止腐败变质。”他把整党整风由党的建设领域推广到廉政建设领域，不仅解决党内矛盾，而且解决党群矛盾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矛盾,重点不仅是解决党内思想矛盾,雨且是整肃政风整顿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为此，他先后发动和领导了五次整党整风运动，试图克服党和国家政权中存在的腐败现象。
       第一次是1950年的全党全军整风。这次整风着重是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纠正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整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第二次是1951至1954年党的基层组织的整顿。这次整党历时3年,其间根据中央决定,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新三反”(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运动,作为整党内容的一部分。在“三反”运动中,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处决,表明了我们党从严治党,除恶务尽的决心,在当时起到了敲山震虎、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决死刑后，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刘张二人的老上级黄敬曾托薄一波向毛泽东求情，希望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曾出生人死，立过功劳,是否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次整党创造了整党同“三反”运动正确结合的成功经验，在纯洁组织、惩治腐败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第三次是1957年的开门整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规定这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内容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采取的方法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不幸的是,6月中旬开始的反右派斗争使整风运动搁浅。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的估计过于严重，没有坚定不移地把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坚持下去,结果,既使整风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又犯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第四次是 1963年开始的城市“五反”(反对贪污 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和农村“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二十三条》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60年代初，由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阴暗面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对各级干部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不满，出于防止我们党改变颜色的考虑，他接连发动了“五反”和“四清”运动。这场运动历时3年多,对于解决干部作风问题,改善党群关系，克服官僚主义,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不同性质的矛盾统统当作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第五次是党的“九大”后的“整党建党”。这次整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从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到采取的方针方法,都是错误的。
       回顾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一.阶段整党整风的实践，可以看出,毛泽东通过整党整风拒腐防变的思路和举措,其目的是为了寻找一种防止党脱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的有效形式,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整党整风在实践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问题在于毛泽东后来把整党整风泛化了，尤其是当这种泛化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结合在-起的情况下，在实践上就不可避免地会背离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使整党整风步人歧途。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整党整风治腐举措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
        (二)民主监督治腐
       毛泽东认为防止党腐化变质和脱离群众不仅要靠整党整风自我净化，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且需要有人民的民主监督。既强调内部因素一整党整风， 又重视外部因素--民主监督，“内外夹攻”,这是毛泽东拒腐防变思想的特点。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同黄炎培谈到共产党执政后会不会腐化变质的问题时,就明确提出了民主治腐的思想。他认为，依靠人民监督政府，走一条民主新路，必将打破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荐焉”，“其亡也忽焉”，跳出“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这是一个正确答案。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一文中写道:“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确实,民主是最有效的防腐剂，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官僚主义和各种腐败现象的“克星”。建国以后，毛泽东就是按照民主治腐的思路来治党治国的。他创建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国家根本制度的人民政权组织形式,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我国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他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和指明了实行人民民主监督的一系列途径和方法。这些途径主要有:
       第一，建立党内 监督制度，实行党内监督。1949年11月9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成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55年，鉴于“高饶事件”暴露出来的党的监督工作薄弱的问题，又成立具有更加广泛权力的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对加强党内监督作出了更具体的规定。与此同时,制定了党内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党员的行为。
       第二,创立群众监督制度,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这是毛泽东民主治腐思想中的核心一条。在发动和依靠群众对党实行监督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发动群众帮助党纠正错误和惩治腐败。1951年12月,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发动党外群众大张旗鼓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指示》,1957年还发动了公开整风。二是重视人民来信来访，鼓励群众揭露和批评不廉洁行为,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转发中央办公厅关于处理人民来信的报告时写道:“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群众联系的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第三，创立民 主党派监督制度,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又说:“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第四，创立舆论监督制度，发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1950年4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领导着全国政权的大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很容易危害人民的利益;领导者的地位,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拒绝和压制批评。为此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1953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又指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反腐倡廉的舆论氛围。
       综上所述，建国后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思考,基本上是循着整党整风治腐和民主监督治腐这两大思路展开的。整党整风治腐与民主监督治腐是相辅相成的。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是廉政建设的基础。在我们党执政的条件下，，国家机关中的腐败现象实质上也是党内腐败现象，而在党政不分的体制下，党的建设对廉政建设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毛泽东认为整党整风是防止党腐化变质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共产党自身出了毛病,除了从严治党外，“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此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的“内外夹攻”的治腐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防止腐化变质的客观规律，使我们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经受住了执政和胜利的考验。
        三、经验教训,启迪后人
       腐败与反腐败是一个历史的、世界性的课题,对于历代封建王朝和资产阶级政权来说是无法也不可能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无产阶级政党就其根本性质来说，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当代国际共运的教训表明,如果党的内部腐化变质，也会在执政的条件下由盛转衰,走向失败。现在，我国进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重温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反腐败的有关论述，仍然震聋发聩，启迪尤深。
       毛泽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和杰出领袖，他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长达四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反腐败理论和积累的反腐败经验是极为丰富的。这些经验主要有:第一，注重思想教育。毛泽东历来重视腐败赖以产生的思想认识根源和克服腐败的思想教育手段,强调“精神”对人的行为的导向作用，认为党员和干部主观世界革命化是防止腐败的根本所在。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武装党员和干部的头脑,提高全党拒腐防变的“免疫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反腐败斗争体现了以政治思想建设为核心的特色，这与毛泽东注重党内的思想教育是分不开的。第二，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反腐败,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一大特色。毛泽东首先把我们党的群众路线运用到反腐败斗争中来，创立了依靠群众反腐败的思想。反腐败斗争是人民群众始终关注的大问题，斗争的进展程度始终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感受得最真切、最具体;腐败现象尽管很隐蔽,腐败分子尽管很狡猾，但终究逃不过群众的眼睛;反腐败斗争的成果如何,最终要由人民群众检验和评判。因此,在整个反腐败斗争中,须臾也不能离开人民群众,否则,将一事无成。第三，主张从严治党。毛泽东始终重视党的建设，把从严治党作为拒腐防变的基本途径。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的要点有:执政党党员的条件从严,严格党员标准，以防投机分子混人党内;教育从严，解决思想上人党的问题;干部标准从严,严格干部的考核和选拔，把住用人关口;干部管理从严，防止少数人利用“升官”来发财,搞特殊化;执法执纪从严,坚决清除党内腐败分子。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反腐败思想的基本点是正确的,这些基本点仍然是指导我们今天反腐败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
 
 
 
 
作者单位：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