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知识分子的选择与认同

                                         建国前夕知识分子的选择与认同

                                                               张琳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夹杂着湖南乡音的普通话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不仅仅广场上的三十万群众欢声雷动,站在毛泽东身边和身后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代表--他们已成为这届政府的组成人员，也同样感到激动与欣慰。因为他们对这样一个划时代事件的理解，是有着一个世纪的历史记忆、有着深刻的独特体验:
       一一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听进行的革命，尽管历尽艰辛为封建帝制举行了永久的葬礼，但他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梦想很快在代表列强利益的军阀混战中化作了泡影;
       一一中国向何处去?几代志士仁人为寻求救国富1840民的良方,在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长期斗争中，他们和共产党结成了同盟，赢得了今天国家的统一。他们以为，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中国会走上强国富民的大道。
       看着这盛大的庆祝场景，他们同样为耗尽了自己毕生努力的目标得以实现而激动，他们更为自己作出的选择感到欣慰。
        一、建国前夕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
       建国前夕,中国知识分子的构成主要由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部分组成。
       周扬、冯雪峰、何其芳、丁玲.....是在抗战时期或者更早的时候，投奔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成千上万个青年知识分子的代表;
       郭沫若、茅盾、胡风、夏...他们在“国统区”内坚守着革命文化阵线，他们对中国的选择早就以革命的方式在战争年代确定。
       数量更多的知识分子一一在随后的年代里，被称之为“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上述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是从对蒋介石政权的失望中做出自己的选择的。
       1949年初，大陆的军事斗争战局已定。蒋介石做了两个决定，一是秘密指令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钩，把中央银行所有的“硬通货”储备金统统运往台湾，这其中包括黄金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与此同时,他同时开始了抢运科学人才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却让他大大地失望了。
      蒋介石派蒋经国去上海:“经国,你到上海趟 ,把我们需要 的人找。批。”“我们的竺先生也在上海。一定要找到他。”蒋经国真的在上海碰到了竺可桢。当时的对话,据蒋经国后来的回忆，当他转致蒋介石请他到台湾去的意思后，“他(竺----引者注)想 了想说:“谢谢领袖的好意,我看不必了，询以原因，他说:‘大势已去,台湾将维持多久，顶多半年?一年?"我说:‘时局决非如此!?”他反而跟我说:“‘你也不必去台湾了，。最后便不欢而散”。.
       5月26日，上海解放，他看到“解放军在路边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负老百姓之事”。28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
       与竺可桢取同样选择的,还有冯友兰、陈垣、陈寅......
       1948年12月上旬，国民党南京政府派要员抵京，来接一-些名教授,冯友兰先生当即拒绝。回家后,他与夫人商量:“反正我们是不走的，解放军快要打到北平了,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他们吧。”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时任辅仁大学校长，他“一生经历过三个朝代,在四八年底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中被列人抢运的名单。”国民党的专机曾冒着炮火数次等待陈垣上机,但陈垣决意不走。 “青年学生都用行动告诉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社会,我知道新的力量已经长成，正在摧残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这段致胡适的公开信中的话不仅表明了陈垣基于时局的判断所作出的选择,同时他通过这封信,也向新政权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这一年(1949年)陈垣69岁。
       时北平的学人亦有南迁而未赴台湾者,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傅斯年电请于1948年12月15日与胡适夫妇同机往南京,16日搭火车至上海,后于1949年元月中旬抵广东岭南大学任教，虽傅斯年一再函催电邀,但陈寅恪对国民党失望之至,仍决意不赴台。”
       更具戏剧性的是前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终身服役政治纯技术”的姜立夫先生的选择。1948年底他已奉朱家骅(国民党教育部部长)之命将数学研究所转移到台湾，姜立夫本人亦已在台湾呆了半年，1949年7月，要以“家有急事””为由离台赴港在岭南大学执教。“留在大陆的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人联名发来慰问电。”
     “留大陆的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人”有多少呢?除上述几位外,我们还可看到这样一长申非常熟悉的名字:苏步青、吴大献,吴有训、严济慈、曾蹈抡李四光、童第周、贝时琉茅以升、马寅初、梁思成、郭沫若、钱端升...当时中央研究院共有院士81位，留在大陆的有56人。其中的46人，于1955年进入了新中国第-批院士(学部委员)的行列.
       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对新中国的憧憬与期冀决定了这样一批知识分子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同样存在于海外知识分子之中。
       抗日战争结束后，老舍、曹禺由汉学家费正清介绍,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老舍后因手头的小说创作未完成,继续留在美国。直至解放前夕,周恩来请曹禺、楼适夷给老舍写信,转达党、人民政府及他本人欢迎老舍回国的愿望。郭沫若、夏衍、冯乃超、萧三、丁玲等也曾写信或发电报,邀请他回来。“他想回家、回中国去，他为此而焦急。”在协助两翻译者完成了工作任务后(他的《鼓书艺人》 《四世同堂>第三部分分别由郭镜秋●艾达、普鲁伊特译成英文一-引者注),他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
       1950年2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归国途中，发出《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
       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
       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和老舍、华罗庚作出同样选择，还有数以于计的海外学子，到1951年，克服列强阻挠回到祖国的，已达两千多人。其后陆续回国的还有被美国舆论称为“顶得上二十个师”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时所采取的这样的选择与苏联“十月革命”时期俄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高尔基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激烈反对沙皇对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镇压，与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对革命的深情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曾经激荡过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可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他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创办了《新生活报》,用“不合时宜的想法”为总标题发表了大量文章,反对日益激进的社会政治倾向，主张维护多党竞争和向宪政过渡的局面。“十月二十五日革命发生后,高尔基的反应是又惊又怒，十一月上旬他接连发表了《致民主派》和《跋工人》两篇文章,指责布尔什维克逮捕临时政府的成员并呼吁工人不要支持布尔什维克，他们正成为布尔什维克政治试验的牺牲品。”高尔基在反对革命的同时，认为唯一能拯救俄国的是联合知识分子的力量,“他在这些文章中一再提出知识分子是俄国的大脑和心脏，是唯一的理性的力量。"在和《真理报》进行过笔战之后,彼得格勒苏维埃经请示列宁封闭了《新生活报》。列宁在指示中说:毫无疑问,当全国都在为苏维埃政权的生存而战斗的时候,“任何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都是极端危害的。”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取向也是那么鲜明:拥护新中国的成立。
     “在中国，散布于国其以外的自由思想分子为数极多，不过他们较为散漫,甚少严密的组织。其中组织较大的就是民盟。民盟因在1946年的旧政协中，与中国共产党共进退,以致1948年被国民党取缔。
       赞成并鼓吹起“第三条道路”的较著名的知识分子有萧乾、储安平、沈从文等人。他们都曾分别在建国后的政治或文化生活中留下过不易被后人忘记的印痕。
       储安平，这位于1957年以“党天下”向党进言(或“进攻”)的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于1946年将一份名为《客观》的刊物改为《观察》并于1946年9月1日创刊。他在《中国的政局》《观察》二卷2期)这篇文章中，一方面对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评论道:
      “今日的国民党成了维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机构,要希望他能顾到一般低层人民的生活,不啻缘木求鱼。”
同时认为:
     “今日中国一般人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包括意志自由)，这两样东西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我们期望这个联合政府者在此。”
面对当时国内的政局，储安平尽管认为自由知识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从无足以重视的组织。”“因为‘相轻’及‘自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分子中很难产生领导人物”，但他还是作出了如下的书生气十足的结论:
     “今日中国极其需要自由分子的抬头,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取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和附和。”
       到1957年 ,这篇文章和丁玲、王实味等人写于40年代初期的文章一样,被专门拎出来批判。”但随着时局的变化。《观察》对国民党的抨击愈加激烈，以致招致1948年的“勒令永久停刊”。而因储安平此时处境的险恶，在港的党组织曾派了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刘清扬(著名共产党人施复亮的夫人) 到处找他，让他随大批文化在港的党组织曾派了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人去香港避祸。他后来由沪抵北平，住在朋友家里，在那里迎来了建国的盛大节日,并参加了政协会议。
       这里我们所要探讨的，倒不是储安平等自由知识分子与高尔基等俄国知识识分子的同异。尽管储安平们的“自由思想分子的长处是背脊骨硬”。“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与高尔基在当时认为“知识分子是俄国的大脑和心脏,是唯的理性力量”的认识极其接近;而储安平的“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中“经世”意识更多地来自中国传统的土文化，且表明了他在中国具体历史情境中对自由主义分子的偏爱的空想;高尔基在《新生活报》被封闭之后，他在“对没有实际效果的文字抗议感到厌倦”的无奈中,却更深刻地反映了俄国自由知识分子在特定社会中的准确定位。
       我们所要追寻的,为什么如此多的各种观点、立场、看法歧异的知识分子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 与陈寅恪 、吴宓作出同样选择的张伯苓可作为回答上述问题的最好注脚。
       张伯苓，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办学之初就立下“终身从事教育不作官”的誓言。1948年底经不起蒋介石的再三恳请,终于第一次破例答应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时年72岁。结果半年不到，因无法忍受当局“无官不贪,不吏不污”的现实，愤然回到重庆深居简出。共产党进军西南前夕,蒋介石两次亲自登门催促张去台湾或出国,并保证其一家人可以一同走。张伯苓没有点头。最后一次由蒋经国上门劝说,并云“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张伯苓最后还是没有答应。结果,张伯苓最终还是留在大陆。
       二、文化重建中认同行
       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作出的这种对新中国的赞成与拥护的选择,同时表现在他们对党的领导的自觉认同之中。
       诗人冯至在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前夕，写下了这样的感怀：“…...我个人，一个大会的参加者，诗人乃至在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前夕写下了这样的感怀，.这时感到一种深切的责任感:此后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要对整个新社会负责，有如每一块砖瓦都要对整个的建筑负责这时认明一种严肃性,在广大的人民的面前要洗刷掉一切知识分子狭窄的习性。 这里听到一个响亮的呼，‘人民的需要！’如果需要的是水，我们就把自己当作极小的一滴投人水里如果需要的是火就把自己当作一片木屑，投入火里。”
       即使是在解放区就已“吃过小米扛过枪”的革命知识分子，在第一次文代会前后,也有着展示自己思想改造的历程、给“国统区”旧知识分子们示范的责任著名女作家陈学昭在 《对于写作思想的转变》文中，作了这样真切的叙述:
       我对于毛主席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的体会程度和贯彻的程度，是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随着时间和革命的实际锻炼而进展的。
       最初，当座谈会之后,我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写作，认为以前写的东西纯粹是发泄个人情感,就(即) 使写了一点对旧社会的不满，那也是出于个人观点，人个立场的,对革命和工农兵是简直没有什么联系的。自己在那个时候是茫然的不知道今后应从何着手来从事写作，或者说怎样重新来学习写作,使自己的写作真正成为一件革命事业。我又感到写作是不容易的,而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是异常重大的,这些思想常常来回地在我脑子里转着,这些思想转得越多,我对自己写作的前途和信心就愈加少，愈加悲观。后来想起来那一个时期对于自己写作的否定和一时的丧失信心，都是情理上说得通的必然经过的路程;如果没有对旧的不正确的东西给以否定,那么就很难吸收和培养起新的东西来的。
       这段话,真切地回顾了自己在听了《讲话》之后思想上的震荡和回环，这也是“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即将面临的思想实际:
     “我坦白地说，选在这本集子里(《新文学选集●茅盾选集》 八，九篇小说都是‘取瑜互见”，乃至“瑜不掩瑕”的东西，而这八、九篇的东西题材又都是小市民民的灰色生活即使有点暴露或批列的意瑕’的东西，但在今天这样的新时代，这些实在只算是历史的灰尘…… ”
     “时代是大步 地前进了，而我个人却还在缓慢地走着。在这新的时代面前,我的过去作品显得多么地软弱、失色！”
     “因此这小册子假如说现在还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主要是提供了一点史料:回顾一下那时候的读者(大部分或全部是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所关心的是些什么,口味怎样。也看看这号文艺工作者在怎样的客观和主观条件限制之下,反映了一些怎样的现实,并怎样处理的:他在国民党反对统治的种种压制下面,有没有尽可能发挥他的作用到最大限度?他自以为是站在劳动大众立场,并为他们而写,究竟他做到了没有，做到了多少?他的没有做到或做得远不够，或自命做到而实际没有做到，这除开怪那时的政治环境而外，就没有一点主观方面的原因了么?诸如此类。”
      “过去的算是略为做一个交代。以后一一从头学起。
        他们此时的困惑如同陈学昭当年的困惑一样，在新的时代来到面前的时候,既对自己过去的作品加以真诚的否定，又满腔热诚地欢呼着它的到来,愿意并且开始“从头学起”。那么，怎样学呢----陈学昭在她的文章中通过自身经历的回题，做了详细的介绍：首先是“党和领导同志的帮助”;其次是参加了“一九四五年的劳动英雄大会”， “我去和劳动人民的代表接触,听着他们谈他们英勇的事迹，给我兴奋也给我教育，并且使我觉得还能拿起笔来，为他们写，为他们记录，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再次，“以后我在党校四部做文化教员，天天和工农干部接近，和他们一起学习，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思想状况：只要一和工农大众接近，我对写作信心就大，而且使我整个生命都变得新鲜和活泼。如果我有一天稍稍远离他们一点，我就又垂头丧气，觉得烦恼了 。”“这近四年来，我一边行军或一边工作，边就写....自然我还没有写出使大家满意或使自己满意的东西，但是我点也不丧气，我有的是和工农 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的决心,因而我对于写作的信心和热望也从来没有过的是那样的坚强和饱满。”最后，我应该说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方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是多么的伟大和正确!是他，在他的座谈会讲话以后，我才找到了我新的写作的生命!”
       革命激情的充盈与激越掩盖了理性思考的缺失。连陈学昭这样的革命知识分了都没有意识和理解“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这句话沉甸甸的份量,因此，她在今后的创作中还要补上这一课。“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解放区的作家陈学昭,运用革命性话语表达方式的圆熟是国统区作家们所远远不及的,仅就这篇文章的话语表达方式而言,(“只要一和工农大众接近,我对写作信心就大,而且使我整个生命都变得新鲜和活泼。如果我有一天稍稍远离他们一点,我就又垂头丧气,觉得烦恼了”)不仅见于延安整风期间知识分子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文章,更使人读出文革中英雄门合的“一天不学问题多,二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设话语”的经典话语，正是这种历时性的共同参与并不断发展和强化，主流政治话语的语体风格才得以完成。由此观之，“文革”中的极左恶变，并不是空穴来风，倏然而降的。历史中的细节,往往在不经意间凸现出作为历史本身的自足和完成的圆满。
       这样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现身说法,无疑成了“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最好参照,他们的路也应这样走下去——历史没有为他们提供别样的合法的参照系。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中对国统区文学的有限肯定并有所批判的基调，国统区作家在第一次文代会会场所感受到的压抑,都显示了这样的取向以及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心态。
       早在旧中国即已成名，且有过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同学术主张的一些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留在大陆，但在新中国建立时期内心还是惶惑的。哲学家冯友兰在1949年10月即写信给毛泽东,称自己“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愿为社会主义做点工作”。毛泽东当即回信，表示“ 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有了领袖的鼓励，冯友兰心存感激，以“实践”来“ 准备改正错误"了。1950年冯友兰在《新华月报》第1卷第4期上发表了“-年学习的总结”,在文中谈了自己一年来通过学习反省后的思想变化，即从过去站在地主的阶级立场到了站在劳动群众的立场,从旧哲学脱离政治的观点转到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人与改造社会的理论，肯定了新社会的变化和自己的进步。同年10月8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新理学’底自我检讨”,检讨自己以前的哲学思想的精神与方法所得的到处都是脱节:理论与实际脱节、个人与群众的脱节、理智与情感脱节。从思想立场到学术精神的全面皈依，确实得到新社会的“欢迎”,但代价却是自我的丧失。
       民盟中央负责人之一，社会学家费孝通于1950年1月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这一年”的文章，认为自己需要清除自己身上沉重的传统思想包袱,“恨不得把过去历史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道。”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对自己社会学研究一直情有独钟,终于在1957年还是因“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而获咎,被划为右派。
此时的储安平沉浸在巨大的激动之中。因《观察》的被封，储安平被国民党通缉而东躲西藏的日子过去了:作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新闻界代表,他住进了当时专门招待高级民主人士的北京饭店。其间,周恩来亲莅该处，一一看望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新老朋友。储后来对友人说:“真想不到,周先生亲自到我房里，而且谈得很高兴。”一—这和10个月前《观察》被封，他自己东躲西藏的日子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让他激动的还有《观察》的复刊。在《观察》被国民党勒令“永久停刊”之后11个月，也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刚刚宣布成立不久,文化部门同意《观察》复刊，仍是储安平任主编。相当于“复刊词”的“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和编辑方针”一文,大致也一定程度上表露了他的心情与态度:
       “……我们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国家变好，但由于没有得到正确教育, 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就不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阶段。因为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没有靠拢共产党....”.
       尽管这样，他还是认定:
     “毛主席及许多中共领袖先生们的阔大深厚、人民解放军的严明坚强、中共同志的刻苦耐劳，使中国人民倾心折服，一致景从。”
       统一、独立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使百年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救亡情结”得以消解,政治理想得以实现。知识分子通过历史的比较，都采取了对新政权的大体-一致的自觉认同。
 
 
    作者单位：安徽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