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杰出贡献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杰出贡献

                                                     唐玉娇  孙升阳
                                                          （一）
       作为中国人民革命的领袖，担负着领导人民革命重任，从实际需要出发的理论视角是很自然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相互关系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该著全文分十五部分，绝大部分篇章都涉及文化，专门讨论文化的有五个部分，堪称三分法理论分析框架成熟运用的经典之作。就分析框架而言，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创新。
       三分法分析框架把“文化”放到与政治、经济相提并论的位置。应当肯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著作中包含着他们对文化的关注，对文化现象的精彩剖析。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奠定了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但是应当看到，马恩时代从创建科学世界观、历史观出发，从当时的工人运动的需要出发，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采取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的分析框架。在概念的使用上，马克思、恩格斯还很少使用“文化”这个概念，较多的使用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化”概念较接近的“文明”、“上层建筑”等概念。
列宁揭示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并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他结合其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阐发了许多富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比如，列宁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文化建设，经济发展不可能脱离文化发展而进行；必须依靠资本主义世界遗留下来的文化资源来进行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文化建设极为艰巨；必须发扬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等等。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系列精辟论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列宁在多数场合把文化理解为精神性的东西，有时也理解为物质性的东西；列宁领导的文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探索性实践，他在文化方面的卓越贡献在于自觉把文化领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并且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当时的实际，阐发了一些精辟见解。但其文化思想尚缺乏理论的体系性。从分析框架来看，列宁虽然对文化作了很多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重大建树，但他还没有自觉把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并立的领域来研究。
      毛泽东把文化与经济、经济并立加以分析，从主观上讲是出于对文化领域现实重要性的认识：“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三分分析框架适应并有利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从客观上讲，“五四”运动是作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而掀开中国现代史的，毛泽东本人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和弄潮儿。诚如有学者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巨变。在中国现代史上，一方面是各种学说思潮纷至沓来、观点林立，给中国社会变革以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农民占绝对多数、小生产是汪洋大海，以此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始终纠缠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变革。因此，中国社会的变革不仅需要政治、经济的变革，同时也需要文化方面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努力阐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观点，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致力于新文化的推动和建设。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20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
       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不同。列宁曾经指出：我们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
       鸦片战争后，很多中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了中国的一穷二白、经济落后，中国人受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技不如人”，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体现在政治、经济、观念等方面的整个文化的落后，不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不可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而文化斗争则是整个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文化斗争必须走在其前面。这无疑是毛泽东关注、强调文化的客观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中国诞生之际，毛泽东曾满怀豪情地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视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于世界。”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7年，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线索表明：在毛泽东的思维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三分的线索是清晰的，而且是一贯的。但以后，毛泽东在一些重要讲话和著作中却未坚持沿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分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甚至在确立现代化战略构想时，也未提及精神文明和文化现代化。个中原因，笔者倒赞成这样的说法，即设计现代化战略时不提文化，并非对它的忽略和轻视，恰恰是因为把它看得太重，换言之，毛泽东对文化问题的专注更多地投向了意识形态领域。
 
                                                             （二）
       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为文化下了经典意义的定义，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并且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从而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文化研究，是一个时期以来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但同时又是一个最富于变化和难以定位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关于文化的概念就达数百种解释，尚未能提供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确切定义。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人类社会文化现象而形成的系统的专门的理论体系。显然它与形形式式的文化理论、文化学说是截然不同的。黑格尔说过:“一堆知识的聚集，并不能构成科学。”也就是说，知识必须升为概念系统，有自身能自圆其说、无懈可击的逻辑结构，才能成为系统化的科学理论体系。作为系统化的理论要具备作为构造理论的砖石的概念，要具备概念之间逻辑相互关联的基本命题，以此形成理论的构架和血肉。就文化概念的形成而言，关于文化的专业研究始于年代，一般认为，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写的《路易十四时代》是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发端。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注意、赞美和引进，这些既是自身社会变革的结果，又是近代世界范围文化交往接触的产物。这个社会动因直接引起人们对异族文化的关注，也使学者们从科学上领悟到“文化”作为一种实体结构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对文化本身进行研究的“文化学”的产生。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被看作近代文化学的史前著作，其立场和体系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近代各国各民族文化在社会大变革大扩展时期的频繁接触和强烈对比。所以那个时期的文化研究更重要的是一种广义的思想政治运动，文化研究主要偏重于观念、艺术、制度等意识形态和相关制度领域。
      “文化”概念，提供了从精神方面理解人类生活及其发展的分析工具。19世纪的人类学家习惯于用单数形式的“文化”来区分历史，如摩尔根区分了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文化时期。在这种划分中，各民族或地区的文化之间没有特殊性，其差异仅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不同发展程度的差别。20世纪以后，随着文化传播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兴起，人类学家们发现，每个民族或地区因环境的不同会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及其发展模式。这些模式最初是孤立、平行或多线式地发展的，后来随着各民族或地区交往接触的加深而相互影响。人类学学说史专家斯托金指出，从1910年起，文化在人类学家的著作中开始采用复数形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表达了他关于科学研究“范式”的思想：范式是指某一特定学科的科学家所共有的基本世界观。例如，蕴含在牛顿的物理学中的世界观构成一个范式，而与之对立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世界观则构成另种范式。范式是由其特有的观察角度、基本假设、概念体系和研究方式构成的，它表示科学家看待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方式。借用库恩的说法很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概念的形成。
 
                                                         （三）
 
       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的总和归纳为经济基础，并且把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归结为上层建筑。这就把人们认识社会现象包括文化现象提到科学的水平。但一方面马克思时代的工人革命还没有突显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此之前及马克思时代的各种文化学家、文化史学家，总是把人类所创造的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统统看成是文化现象（即便到现在），把人类社会发展史笼统地看作是文化史。这不仅很难区分社会和文化的关系，而且也根本找不到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真正动因。马克思提出“上层建筑”概念，避免了过去文化学家、文化史学家把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的错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以其“看待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方式”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为建构唯物主义的文化理论大厦，马克思、恩格斯起码提供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基本点：一是认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二是认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演奏第一提琴，”认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这两段话可与恩格斯说过的另一段话对照起来加以理解，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第二个观点，为说明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发展规律的独特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未为文化确立一个可供操作的定义，这种状况一直到列宁。虽然列宁曾经讲过：文化是极其复杂的矛盾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结果。以至于原苏联的理论界引发过对文化和文化史的概念的争议。给文化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这是由毛泽东来完成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这个定义循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回答了“什么是文化”、“文化的本质”、“文化的起源”、“文化演进的源和流”“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和“文化的作用”以及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和特点等事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在如何回答由“文化的本质”而衍生的几个问题上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分水岭，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坚实理论基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就文化概念而言，许多大家曾给“文化”下了比较客观的描述性定义，比如19世纪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广义人种志而言，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一名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的总体”；再如汤因比认为“文化是文明形态中稳定的经常起作用的精神因素，是文明的核心”。
       这些客观描述性的解释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照下，也就是毛泽东的解释才能显示出其科学的价值。循着毛泽东的解释，才能对一些思想家根据环境影响来解释各种文化间的差异或把文化差异归因于先天精神或气质方面的差异的正误作出科学判断。
       应当指出，与马克思、恩格斯相比，毛泽东特别注重和强调文化的能动作用，强调文化“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其中修饰词“伟大”，要用毛泽东关于文化的全部主张和实践作注解。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给俄国米海洛夫斯基的信中叹道：“把历史公式化的作法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使用这种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马克思有生之年曾经密切关注人类学研究的新成果、新动向。当巴斯蒂安那部被认为是标志了文化人类学正式诞生的著作《历史上的人》刚问世，马克思就阅读了它。以后又读了毛勒的著作。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加紧了这方面的研究，甚至宁可常把《资本论》后两卷的工作搁置起来。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中，马克思没有公开发表任何重要的著作，却留下了3万多页笔记，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目前收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的关于人类学的笔记。这些笔记以及有关读书摘录中隐含着大量的有待整理的重要思想。显然马克思是在为一部关于文化人类学巨著作准备。这是马克思晚年试图直接参与文化人类学专门研究的一个意愿，是他毕生理论活动的一个归宿性意愿。然而这部巨著未能如愿以偿。我们猜想，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会给文化的反作用问题给予较详的、精辟的解释的。因为鉴于人们往往把唯物史观理论为经济决定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都不约而同地要对文化和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认识作更深的研究。毛泽东非常强调文化对于政治经济的反作用，就其主观因素而言可追溯到他青少年求学时期。他非常赞同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中的观点，认为“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他作为杨昌济的得意门生，撰写过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对谭嗣同的心力学说作了淋漓的发挥，深受杨昌济赞赏。他20年之后在延安追忆此事，还津津乐道。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的毛泽东在哲学上他强调精神的能动作用，即便在他的哲学代表作《实践论》中，也强调“直接经验”的作用，实际上暗含着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张扬。在犯错误的晚年，甚至将“文化”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显然，真理过半步便会跌入谬误。毛泽东强调文化的伟大反作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也是马恩企盼解决的问题。然而，文化对于政治经济的反作用到底怎样才能处理恰当，何为度，则是毛泽东留待后人解决的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