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的建设 提高执政党的战斗力的理论思考

                         加强党的建设 提高执政党的战斗力的理论思考

                                                                   李宏伟

       执政党建设问题是马列主义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建设，但他们毕竟没有经历过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具体实践，不可能对执政党建设理论作出具体阐述，列宁虽然有了这种实践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原则，但他未能将这些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阐述就过早辞世。毛泽东有这样的可能和条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面临着执政的考验。党能不能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被权力、地位和各种诱惑场所腐蚀？能不能管理好城市，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能不能领导政权建设？对这一系列问题，毛泽东给予了极大关注，在建国前即进行思考并根据胜利后党的建设的需要，提出了许多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新思想，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
       一、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强化党的监督机制
       面对全国胜利的形势，怎样避免执政后重蹈李自成式的因胜利而骄而失败的覆辙，成为毛泽东反复思考的问题。他经常对中央和大区的一些领导同志讲起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说新中国快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三章。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要警惕由于革命的成功而在党内产生的不健康思想，要求党员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还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防止党内对个人的歌功颂德，会议专门作出了六条规定：不给领导者祝寿；不送礼、不敬酒；少鼓掌；不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不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会后，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京。路上，毛泽东形象地把今后党领导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比作“进京赶考”，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从严治党
      建国初期的严酷现实证明，党内确实有一部分人未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而很快地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三反”、“五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共产党被腐蚀的危险大大增加了，贪污腐化现象的恶性发展将导致亡党、亡国。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必须加强执政党建设，把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一方面，严格对共产党员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要求，决不允许有任何因功劳大则不履行党员义务的特殊党员存在。在执政条件下，党的战斗力不仅在于党员的数量，更在于党员的质量。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要提高党员的整体素质，尤其应注意防止投机分子混入党内。
      建国初期，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对党员干部的管理和处置十分严格，从而保持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毛泽东率先垂范，廉洁自律，以实际行动倡导政党的清廉作风。1950年5月，针对沈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塔上铸毛泽东铜像一事，毛泽东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毛泽东还把党凤廉政作为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走出新路的重要步骤，断然抛弃任人唯亲的历史陈规，为共产党执政开创了新的政风。他严格要求亲朋故友，从不利用职权为他们谋取不正当利益，对自己的子女更是严格要求，并将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以至最后为国捐躯。正是由于党的领袖及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廉政之举，使得新中国的政风为之一新。
       另一方面，严惩贪污腐化分子，不论什么人，职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决不姑息。1951年9月，东北地区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揭露出干部的贪污问题，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从10月到12月底，毛泽东以中央名义下达和批转了关于“三反”斗争的指示，对于揭露出来的人与事，一律从严治理，严惩不贷。毛泽东于1951年11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亲自批准华北局关于逮捕刘青山、张子善的报告，并就这件事向全党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处决刘、张二人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对于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此，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2、发扬民主
       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处于领导地位，这样新生的人民政权才会巩固。同时他还指出在国家政权中保持党的领导地位必须努力发展人民民主，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有效执政，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国家也能经受风险。
       在发展人民民主方面，毛泽东所一贯坚持、倡导和反复论证的，是一种人民主体论的价值观念，是以人民为最高的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以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实践为最高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念体系。“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结论凝聚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念的理论依据和出发点。这一价值观念的思想内容和价值取向，用一句最简明的话来概括，就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多次指出，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政权的唯一的最高宗旨。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一价值观念所定位的价值标准和评价准则是：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3．强化党内监督机制
       执政党的建设经验证明：权力失去监督，肯定会产生腐败。毛泽东一再指出，执政党必须要自觉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说，只有真正实行民主，才能防止新政权腐化变质，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建国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第一部体现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深刻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在实践中，毛泽东也大力推进民主化进程，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以苏联的错误为鉴戒而走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生气勃勃的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今有重要借鉴。
       2004年2月，中共中央在充分讨论酝酿的基础上，正式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条例》首次将各级纪委正式确立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并明确了规定十项监督制度，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党内法规。这不仅是国际共产运动史上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它首开了党内监督制度之先河。它的颁布实施，对于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将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它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完善统计体制。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
       二、党执政以后，一定以科学的方式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
       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在全党面前的经济建设任务相当繁重。由于旧中国十分落后，不仅国内资产阶级怀疑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财能力，而且帝国主义也期待着中国共产党搞不好经济建设而失败。因此，经济建设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既是一项十分生疏、艰巨的任务，又是一场必须打好的硬仗。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而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1、党执政以后，一定要学会搞经济建设，这是党执政的根本
       进城以后，全党要把生产事业摆在中心地位，尽快把生产恢复起来，以便站稳脚根。同时，随着全党工作中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全体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集中一切精力，努力学会如何管理好城市。要放下官架子，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拜他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早在建国之前，毛泽东就主张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恢复国民经济，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要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发展商品生产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工具，利用这个工具，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认为只有资本家会搞商品生产，只有资本家才能发展商品生产，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第二，要发展商品生产，要利用等价交换原则同农民打交道，这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手段，利用等价交换的商品交换原则，这是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五亿农民的重要手段，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商品生产大发展，全国五亿农民就可以逐步富裕起来。
       第三，在毛泽东领导下，党中央制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和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的经济著作，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很有重要借鉴指导意义。
       2．党执政以后，要善于转变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方式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是从建立革命根据地时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进程中，不断认真总结经验，从而形成了对整个国家政权实施领导的基本思路。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但在执政时要避免直接行使政权的方式，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毛泽东总结了我们党在执政方式方面的经验教训，又吸取了国民党在全国执政后搞以党治国的教训，提醒我们的党组织要注意这个问题。既然党组织不能直接行使政权，那么党以什么样的方式执政呢？对这个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党的主张要通过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转化为政府行为，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的成员是政权机关的组成人员，又是必须执行党的决议的党组织的成员，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有条件担负起把党的主张转化为政府行为的任务。
      毛泽东认为，党应当依靠自身实力来指导国家政权，领导人民群众把党的主张转化为政权机关的意志，由政权机关把党的主张具体化并落到实处，这是党实现自己主张的一个主要方式；同时也可以通过直接对非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自身的带动、示范、影响作用，使政权机关和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接受党的主张，并把它变为自己的自觉行动，这就是说党员和党组织的质量、能力、水平如何是直接关系到党能不能有效执政并巩固执政地位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因此，政府的构成人员在人员分配上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叫“三三制”的政权结构。仅靠三分之一的党员，能实现党的领导吗？怎样保证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必须使三分之一的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可见，不对政权机关实行包办代替的做法，而是靠自身政策的正确，耐心的说服教育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实现党对政权领导的有效途径。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状况。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考与探索，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如果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建设化作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那么，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考与探索则是这个伟大工程的发端和奠基。
       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推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勇于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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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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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小平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陈章龙周莉：《价值观研究》[M]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