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中研究“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摘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动态的、继续发展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以往完成时，也不是现在完成时，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真理、发现真理和运用真理的实践活动，它是一个继往开来、永无休止的发展过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创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例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革命道路   人间奇迹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开拓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是他奠定了延续至今并将长期传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基。在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研究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继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毛泽东是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目标，并且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主要以暴力革命方式来实现。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指出暴力夺取政权的具体方式和途径，但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马克思恩格斯参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来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在城市中开展，由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由工人阶级主导的社会革命。

       首先，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既遵循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经典模式的一面，也有创新和发展的一面。俄国革命也不是完全遵循经典模式，而是苏联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有着自身特点，只不过这一特点在革命胜利后没有得到充分总结。俄国革命虽然是先取得城市政权后再取得农民的支持从而实现革命胜利，但是俄国革命的城市中心也是由俄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俄国的主要人口在农村，工人所占比重较少，因此要靠工人暴动来实现政权革命也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由于俄国地域广阔，广大农民在传统村社体制下对土地的愿望十分迫切，只要解决好土地问题就容易获得农民的支持，而城市集中了统治阶级的主要力量，但是在俄国全面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内外矛盾使得整个社会都迫切需要和盼望进行一场全面的革命，不管这种革命的性质如何。在这样的形势下，只要引导好，就可以将整个社会的革命愿望转向以布尔什维克为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通过城市中已经广泛形成的革命热情，加上士兵们反对国外战争的要求，在工兵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政权的更替。

       其次，在中国革命的初期，人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还不深入的情况下，教条理解这一城市包围农村的思想并不奇怪。中国革命者既对中国国情和革命力量不了解，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解不深，这些都决定了在中国革命道路上有一个摸索过程。中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但是，如果照搬照用这些经典作家的论述，必然无法面对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毛泽东形成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创新思想并不偶然，毛泽东历来不拘泥于经典理论；一方面，毛泽东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在学习过程中从来不拘泥于经典理论，而总是用自己的方式方法来阐释和理解这一理论。与留苏的王明等人相比，毛泽东在接触经典著作方面确实不如这些人，这些人在苏联的大学里在相关的环境下充分地接触了经典著作，在理论上确实比毛泽东要熟悉，但是，熟悉不等于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内涵，也不等于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地去运用这一理论。

      再次，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以把马列主义、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对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辟中国革命蹊径的正确意见和方法的同志采取非难、打击，甚至迫害的现象。这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缺乏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的状况，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如:王明、李立三、瞿秋白等三位“左”倾教条主义者，他们都抱着“城市中心论”这一点不放。在他们看来，城市武装暴动是俄国革命过程中的正确认识，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结论，即使拿到中国来，也不需要再重新加以认识了。在这里，他们都犯了没有把“实事求是”当作一个过程来看待的错误。他们不懂得真理是一个过程，随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在改变着它的真理性的道理，所以他们碰了壁。而毛泽东则不然，他认为“城市中心论”在俄国革命过程中是正确的。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就未必行得通，需要重新加以认识。最后，在实践的客观要求之下，抛弃了“城市中心论”而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把“实事求是”，即理论与实际具体地历史地结合这个问题当作一个过程来对待了。

      毛泽东不拘泥于经典著作与经典模式，是因为毛泽东较早地思考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较早地深入中国的农村和工厂，与广大农民、雇工有了全面的接触，对中国的现实状况有深入的了解和思考。他没有直接引用或套用经典作家的概念和词语来分析中国的革命现实。这并不等于毛泽东对经典一无所知，或是不会用这些概念。因为当时的许多革命者往往就是习惯用这些词语来显示自己的革命立场和革命信仰。毛泽东较早发现了套用经典带来的问题与食古不化一样的问题。同时，毛泽东长期在一线指挥作战和革命斗争，深感作战和斗争不是依靠理论来决定的，而是应该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运用策略，以达到作战胜利和斗争成功为目标，否则就会因这些教条地运用理论而带来革命力量的损失，尤其对革命初期十分重要，因为此时革命力量有限，损失将无可弥补。

      最后，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遵义会议之前，掀起的风起云涌的武装起义不计其数，但大都遭受挫折而失败了。在众多的起义领导者中，惟有毛泽东最为冷静和清醒，当他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几经挫折后，他审时度势，在战友们的支持下，认真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果断地放弃了攻占长沙的计划，运用了避实击虚的战术，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宵山脉中段进军，把部队带上了井岗山，建立了红色政权，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谈何容易？因为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存在着组织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些客观事实构成了很多中国共产党人长时期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应该走自己的路的问题。尤其“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任何一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经验中，都找不到它的提法和例子。它与“城市中心论”，以工人运动为重点，发动和组织工人举行武装暴动，先占领中心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比较，是一个截然相反的概念。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一般或简单运用，它完全是一种发明，是一种创新。如果非要说它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什么东西，回答的是坚持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同时运用了与时俱进中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表明毛泽东已从理论上自觉地思考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可以说，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典范，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新道路的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无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还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般（或简单）运用和发展，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一般（或简单）的结合，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突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陈规和框框，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赢得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法宝。

      二、毛泽东是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典范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首先，解放思想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联系在一起的，解放思想无非是要求人们从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因循守旧以及各种迷信思想中解放出来，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一致。实事求是是一个运动发展过程，即以实践为基础，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际逐渐符合并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既包括解放思想，也含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内容。在毛泽东看来，解放思想，必须转变观念。不转变那些目光短浅、作茧自缚的旧思想、旧观念，解放思想终将成为纸上谈兵，势必落空。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之间，存在着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归宿和目的。只有做到解放思想，才能产生“敢”字当头，也只有人们产生了“敢”字，才能有勇气和胆量去冲破已经形成的过时的框框或者错误思想，促进理论的发展和与时俱进。

       其次，坚持“实事求是”，必须从“前人未说，不能逾越”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这是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所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内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其中以在俄国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动辄引经据典的王明的“左”倾路线，“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中共中央文件选编》：《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其结果使革命惨受损失和失败。由于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勇于解放思想，不唯本本，才使“农村包围城市” 的革命道路得以开辟，并以其星星之火，燎原于中国大地。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又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大革命遭受挫折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当时占据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思想无疑是俄国十月革命模式，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运动为重点，发动和组织工人举行武装暴动，先占领中心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正确的理论创新来自于丰富的社会实践，来自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来自于无私无畏的勇气和锲而不舍的研究探索。

       再次，毛泽东一边领导红四军转战湘赣粤大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一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问题，相继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巨著。毛泽东开创井冈山“农村包围城市” 的革命道路时，正值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第三阶段理论”和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盛行之时。它们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毛泽东却大胆地独辟蹊径，放弃“中心城市武装暴动”——进攻长沙，而进军井冈山，开辟“农村包围城市” 的革命道路，这不能不说是开了我党解放思想之先河。毛泽东这一英明之举，既打破了共产国际在指导思想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经验化和神圣化，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寻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然而，毛泽东这一英明之举，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看来，无疑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是离经叛道，必须坚决给予无情批判、鞭笞，甚至打击，对于毛泽东抗命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兵井冈山之举，中共中央撤掉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对毛泽东反对红军攻打城市坚持走以乡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当时的中共中央污蔑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农民意识”。毛泽东顶住压力，坚持真理，面对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责难，他没有妥协和退让。相反，为了把全党彻底地从教条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1930年5月他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批判了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的瞎指挥，批判了共产国际在指导思想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特别是在文章的题目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中国革命正确的斗争策略、方式方法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那种只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本本”中找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答案的想法，是保守的路线，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最后，毛泽东主张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做了实际调查。毛泽东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理念，毛泽东相继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实践论》提示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矛盾论》坚持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指出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论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随着革命实践的向前发展，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创新逐渐被全党接受，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思想，得到全面实践。延安整风时博古把王明“左”倾错误归结为“两个凡是”：“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张素华：《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王明后来自己说：我的许多意见，都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李立三的“十月来信”中抄来的，是根本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作风。（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这样，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顺理成章了。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1月版；
6.《十七大党章学习辅导读本》，红旗出版社2007年版；
7.中央宣传部：《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学习出版社2003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