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当今中国发展的意义
作者:李佳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17-09-29 |
内容提要:“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又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它为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现在的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国梦,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关键词: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 认识过程 实践过程
实事求是是我党一贯遵循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它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并加以阐述而最终形成的我党一个至关重要的辩证思想武器----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把实事求是作为一个过程解决了这一思想的“性状”问题
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内相继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左”倾错误路线的共同点是坚持城市中心论和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俄国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其中以在俄国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动辄引经据典的王明的“左”倾路线,“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中共中央文件选编》:《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其结果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致使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随着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俄国经验神圣化的倾向的日益盛行,毛泽东最早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中大声疾呼:“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这一论述体现了一种深邃的理论思维意识,表明毛泽东已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自觉地思考到实事求是的问题,如他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是例证。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谈何容易?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以“夺取中心城市”为重点被认同以后,党内容易被教条主义者所恪守;第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兴起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示范作用非常大;第三,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存在着组织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些客观事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长时期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应该走自己的路的问题;第四,大革命遭受挫折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当时占据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思想无疑是俄国十月革命模式,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运动为重点,发动和组织工人举行武装暴动,先占领中心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如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等三位“左”倾教条主主者,他们都抱着城市中心论这一点不放。在他们看来,城市武装暴动是俄国革命过程中的正确认识,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结论,即使拿到中国来,也不需要再重新加以认识了。在这里,他们都犯了没有把实事求是当作一个过程来看待的错误。他们不懂得真理是一个过程,随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在改变着它的真理性的道理,所以他们都碰得头破血流。而毛泽东则不然,他认为城市中心论在俄国革命过程中是正确的。但对中国革命未必行得通,需要重新加以认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遵义会议之前,以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为宗旨,掀起的风起云涌的武装起义不计其数,但大都遭受挫折而失败了。其原因何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在中国行不通,还是在中国不易搞城市暴动?在众多的起义领导者中,唯有毛泽东最为冷静和清醒。当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几经挫折后,他审时度势,在战友们的支持下,“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果断地放弃了攻占长沙的计划,运用了避实击虚的战术,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宵山脉中段进军,把部队带上了井岗山,建立了红色政权,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正确的理论创新来自于丰富的社会实践,来自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来自于无私无畏的勇气和锲而不舍的研究探索。毛泽东一边领导红四军转战湘赣粤大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一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问题,相继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巨著。然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任何一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经验中,都找不到它的提法和例子。它与“城市中心论”,以工人运动为重点,发动和组织工人举行武装暴动,先占领中心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比较,是一个截然相反的概念。它不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一般或简单运用,它完全是一种发明,是一种创新。如果非要说它运用了马列主义的什么东西,回答的是运用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值得注意和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把实事求是,即理论与实际具体地历史地结合这个问题当作一个过程来对待了。
鉴于我们党已经有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1938年10月,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历史任务。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这里,毛泽东清楚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为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理念,他相继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名著,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实践论》揭示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的动力,是认识的目的。《矛盾论》坚持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指出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论述了一切事物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在《实践论》中,强调认识要以科学的革命实践为基础,阐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问题,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矛盾论》则通过阐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辩证法基础。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对现实经验高度概括的基础上,批判地总结了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中国大地上深深扎下根基。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这其中,“实事”是客观实际”;“求”既是认识过程,又是实践过程;“是”是目的和归宿。“求”不能一蹴而就,要反复进行,“是”要随条件的变化而发展,“是”依存于“求”,“求”要探索出客观的“是”。不断的“求”与发展的“是”的不断结合与相互促进,才是“实事求是”应有的真正涵义。也就是说,实事求是是融认识和实践为一体的“总过程”,即以实践为基础,主观与客观,思想理论与客观实际逐渐“符合”,并且是不断摒弃旧观念,产生新结论的过程。在这个总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认识阶段,还是实践阶段,都需要具有科学性,否则,不管哪个部分出现错误,都会给整个社会实践带来失误。
1942年延安整风时博古把王明“左”倾错误归结为“两个凡是”:“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王明后来自己供认:我的许多意见,都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李立山的“十月来信”中抄来的。(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在西柏坡期间, 毛泽东不仅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而且总结出对付蒋军、迅速解放全中国的“北京方式”、“天津方式和“绥远方式”, 从而最终完成了整个大陆的解放。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西柏坡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建设。这种顺应历史和时代变革用理论指导伟大实践的本领,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独特珍贵的财富,对之进行总结和纪念, 能为我国现在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提供史鉴。
建党90多年和建国6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凡是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且把它当作一个过程的时候,革命事业就取得成功。
二、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成为一个体系,解决了怎样“求”的问题
无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还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般(或简单)运用和发展,也不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一般(或简单)的结合,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实事求是为中心,突破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陈规和框框,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
毛泽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但没有结束实事求是的历史进程。建国以后,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克思中义中国化原则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搞建设是一个更困难、更陌生的任务。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页)为了深刻地认识这一必然王国,毛泽东从调查研究入手,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其代表作《论十大关系》一开头就明确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是他一篇杰出的经济代表作,这在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历史掀开社会主义建设新篇章的关键时刻,无疑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深远历史意义。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探索的精神一丝不减,他居安思危,深谋远虑,他指出:“要预防将来”,“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页)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毛泽东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成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面临的诸多矛盾,分析这些矛盾的性质和作用,制定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毛泽东还提出了有待后人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页)另一个是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在经历了苏东剧变之后的史实也从反面作了例证。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去对他的过失说长道短。恩格斯说:“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时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同理,虽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之路走的十分曲折,但他把实事求是的科学命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理念和思想路线,为时人、后人树立了榜样,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至今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也有着重要借鉴指导意义。
三、重要意义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及其经验对于我们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 这一思想路线是指导我们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重大成绩的关键所在。没有理论的突破和指导,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就会受到损失。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陈独秀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照搬马列理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因而要先在中国搞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只能当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的附属,大革命的失败正是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失败的。
而王明之所以使中国革命走上绝境,也是只知马列书本,认为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就应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左”倾冒险,这种理论差一点葬送了中国革命。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理论突破的第一人,他在分析中国国情后,总结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认为中国要走一条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道路,从而在理论突破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革命实践。
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正是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理论上的首先突破,使中国取得了经济建设的伟大成绩嘛!
其次,把握思想路线的转折点。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上,出现过几个转折点,诸如“八七”会议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红军长征胜利的转折点等。而1947年年底到1949年上半年出现的这个转折点,与以往相比有着特殊的意义。其一,它不再是那种由遭受失败到复兴的转折,而是由不断胜利向着夺取更大胜利的转折;其二,它不再是党走向成熟过程中相对来说关涉到“局部”的具体转折,而是在党经过20多年的艰苦锤炼特别是党的七大以后达到成熟情况下至关夺取全国胜利大局的伟大转折;其三,从一定意义上讲,先前的转折奠定了基础,而这次转折要构筑新民主主义进而社会主义的国家大厦。因此,实现这次转折对于党完成“第一步”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开始“第二步”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更加重要,工作也就更伟大、更艰苦。
再次,把握思想路线转变的时机。西柏坡时期,是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是整个打倒蒋介石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重要时期,是我们党立国兴邦的关键时期。这样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有预见地认真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制定正确的对策,采取有效的措施。在西柏坡时期,我们党表现出了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既不为已取得的胜利而陶醉,又不被面前的困难所吓倒,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把握中国革命发展的大局,精心部署各方面工作,如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干些什么?如何要在建设尚未到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后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如何把握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尺度? 如何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方针中隐含下一步工作的理论, 怎样为日后实践进行先期工作等等,这都是一个技术性极强的工作,而党中央正是在西柏坡完美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给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一步步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从而隐含着市场经济的主题,最终完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突破和建设实践的。
最后, 思想路线理论的前瞻是其指导实践成败的关键。在西柏坡期间,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内将存在着十分复杂的经济成分, 194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首先为这一革命性转变规划了蓝图;在经济上,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国家将有五种经济成份,即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私人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人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心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将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战略性指示,而且要开始城市的建设事业,要将恢复、发展城市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一切城市工作都要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在城市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将首先依靠工人阶级,争取知识分子,并建立与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从而更大地集聚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力量。他提偈党员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要学习与生产有关的商业、银行和其它工作,认为只有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人民的政权才能巩固。号召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要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
毛泽东的这些想法,日后簿一波曾进行过总结,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早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认为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并且认为在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因而提醒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党中央和毛泽东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在西柏坡时期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他们居室简陋,衣着简朴,粗茶淡饭,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革命豪情日增,艰苦奋斗不止。时至今日,“毛泽东辛勤劳动,运筹帷幄,‘白头发一根,胜三大战役’”、“周恩来雨夜指挥抢救民工”、“朱总理帮助农民打场”、“刘少奇使用旧木板文件箱”、“党中央在地图上用旧红线绳‘栓’出一个新中国”等等事例,还为人民广泛传颂,感奋不已。时至今日,这些言行,对于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今天,更是苦口良言。
四、结语
诚然,我们党现时的战略任务和工作重点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比有着许多的变化与不同,但是,党的历史任务是不能割断的,我们党今天的任务就是昨天的任务的继承和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党还是在完成担负着崇高历史使命。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实现这个新的伟大历史转折,仍然需要继承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继承与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以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豪情满怀地面对新形势。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60多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继承与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勇于攻关,善于胜利,团结就是大局,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王 顺 生《毛 泽 东 思 想 概 论》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2003年版;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人民出版社,2000;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 央文献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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