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理想主义研究述评
作者:王海林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15-12-25 |
——兼谈社会主义现代化“关注当下”与“仰望星空”的辩证关系
[摘 要] 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想是关系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理论命题。西方学者根据这种关系评价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既分析了它与自然经济、民粹取向、平均主义相联系而导致的局限性，指出了它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区别；又认为他的乌托邦理想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保持了持久的时代生命力，评价了它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意义。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必须始终“关注当下”，又不忘“仰望星空”，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助推社会经济持续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 西方学者；毛泽东；理性主义；道德理想；乌托邦
毛泽东既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又是20世纪有世界影响的革命者和思想家。他的理想主义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他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曾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世界的东方曙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如何评价毛泽东理想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成为中共党史和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价值启思。
一、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想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历史命题
美国学者本杰明·I·史华慈是西方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为了研究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史，他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在这本书的附录中，他提出了关系现代社会发展的一对矛盾，即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想”的历史命题。
史华慈认为这一命题起源于卢梭。卢梭是法国启蒙时期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在呼唤自由平等的同时，他发现了科技进步和工具理性主义流行必然对社会道德造成破坏，并且对“公意”的能否实现表示担忧。为了既坚持理性主义又追求社会的高尚道德，卢梭又把希望寄托于出以公心的“大立法者”。但这样又会造成“领袖决定论”，导致个人专断，人民的自由权利也必然化为乌有。
在此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中，证明了“卢梭命题”的深刻性。虽然也有人倡导人文精神和宗教精神，但工具理性却在市场原则下长驱急进，社会的道德状况也江河日下。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以道德理想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设计未来社会。但史华慈说：“作为伦理剧的历史如何与作为技术经济发展和社会理性化的历史结合起来？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卢梭和圣西门并未握手言和。”
马克思不是从抽象的“自然人”论证这一问题，而是从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一上论证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他在评价资本主义发展时说：“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他把消除这种对立的希望寄托于现代无产阶级，并且说：随着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 他还说：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 史华慈在评价马克思的思想时说：“马克思也找到了整体美德的社会承担者，现代社会的特殊组成部分——工业无产阶级。”“在他美好的理想社会中，已不再只是卢梭的公民美德的理想了”，而是“把不确定的、复杂的技术经济同道德进步的理念融合在一起了。”
理论上的分析并不能代替实践中的现实。当十月革命成功，社会主义实践提上日程以后，工具理性和道德理想的矛盾仍然存在。强调科学技术进步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同时又强调道德的进步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原则，但在计划经济下却造成了技术发展与市场机制的脱节和道德理想主义的变异。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并没有从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中解决这一问题。
史华慈认为，相比于斯大林，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更加重视理想主义和道德进步的作用，并把这种理想和道德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东西。他说：“延安时代毛泽东的意境的真正复苏，是同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相并行的。这表明，延安时代的理论名言，不仅适合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也同样适合于现代化的任务。人民保持着一种无限的道德力量，一旦迸发出来，在党和干部的领导下，就会使农业和工业生产达到难以置信的高度。如果社会主义只意味着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那么，显然在整体意义上，这并不是中国道路的终点。延安式的无产阶级伦理道德鼓舞着群众，他们将再度走向未来。”
面对着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毛泽东重视以道德理想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特别是中国的基本群众不是工人而是农民，他就更加强调要把无产阶级的思想灌输到农民中去，并使之体现到改造中国的实践中。史华慈说：“对毛泽东而言，无产阶级意味着自我批评的美德，一切服从集体需要的献身精神，毫不松懈的努力，对敌人的无比仇恨铁一般的纪律等等。必须把这些品质灌输给领导，通过领导再灌输给人民大众。尽管毛泽东强调群众是智慧和美德的基础，然而无产阶级的观念作为一种理想，仍然需要群众去努力实践。”
史华慈认为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是在探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既有对“田园诗般的共产主义”的留恋，又有强烈的民众取向及对群众智慧和美德的歌颂。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而不是从抽象的公理中推演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给毛泽东的思想造成了深刻影响，“他的个人生活方式也是中国式的。他一生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兴趣甚于对西方思想的兴趣，以至他用更高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包容它们。” 毛泽东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普罗米修斯式的激情”，当他把中国传统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并把它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统一起来，发动“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化失败以后，他也并没有放弃这种理想。毛泽东始终关注着的，是如何使中国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至上所造成的恶果。
二、“文明的罪恶”和毛泽东理想主义的历史意义
在毛泽东生活的时代，西方社会展现给中国人的，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丰富的物质财富、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又是贫富分化、社会冲突、精神颓废、理想主义失落和向外扩张。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的道路怎么走？毛泽东选定了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又是与道德理想主义相联系的。他追求一个既有物质文明又没有社会黑暗的理想社会，而在二者出现矛盾的时候，他就只能选择以理想主义抑制物质文明发展所带来的黑暗和罪恶的道路。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自然经济下建立理想社会的追求，使毛泽东更相信群众的自发性和平均主义在抑制两极分化中的作用。他坚持认为中国传统理想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中有合理性，相信“一穷二白”是好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国画。”提倡“又红又专”，造就一代新人。所以在实践中处理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干部和群众等方面的关系时，他总是歌颂后者并否定前者。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主义的未来信念依赖于对人的思想和道德改造，以此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的经济和社会的必要条件。毛宣称：‘不脱胎换骨，就进不了共产主义这个门。’不错，共产主义觉悟和现代物质条件都应‘不间断’地得到同步发展；但是‘主观世界的改造’却被认为是‘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样一来，毛主义者不仅把客观经济条件贬低为第二位的东西，而且是为据他们认为在经济普遍落后条件下固有的道德和思想的纯洁性大唱颂歌——这是一种在毛关于‘一穷二白’是社会主义优点命题中得到的其最极端的表现形式的见解。” 社会主义固然需要一种理想主义精神，但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现实要求，把理想主义付诸实践，也就必然会导致一种激进主义的唯意志论。
实际上，不仅理想主义使毛泽东产生了一种自信，而且当时的一些西方人也向中国寻找“未来的阳光”。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的乡村和城市进行参观，看到了一个虽然落后但又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度。富于浪漫情怀的演艺名星雪莉·麦克兰妮说：“中国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它彻底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见到了一个民族，……在改变政治、经济和物质生活本质的同时，他们让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当然，在一个拥有8亿人口的国家，不可能就没有人表现得自私、残忍、邪恶、贪婪，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充满集体荣誉感，彼此友爱、团结互助，他们热爱和平，富于人道主义情怀。”
美国记者夏洛特·索斯伯里夫人描述了她乘火车在中国旅游时的见闻，她说：“火车穿过那美丽得难以置信的稻田。没有任何机械化的东西，只有水牛，所有这些都是田园诗般的、古老的，某种意义上又是优雅的、永恒的。” 这种描述也许是带着对西方社会工业文明造成的恶果的一种情绪而对中国的理想化解读。但也说明毛泽东把理想主义实践化又体现着对西方文明悖论的批判。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毛泽东把理想主义实践化也并非只有消极的意义。莫里斯·迈斯纳说：“毛泽东主义在理想与实际存在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世界应当如是的想象与世界的现状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同一般的紧张感，这样一来，它就能起到调整人类活动、使之按照它所描绘的未来理想改造世界的作用了。毛泽东设计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未来的明确图像，在这个范围内，毛泽东主义可以在道德上支持那些有助于促进生产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勤劳、自我约束、自我牺牲和斗争等等苦行主义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因为这些众所周知的美德势必被说成是终极的价值观念和目标本身。”
有人认为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是民粹主义，史华慈却认为在中国影响深远的不是民粹主义，而是相信天才的领袖人物。迈斯纳认为：“就一般的意义而言，毛泽东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是在一种视‘人民’为有组织的整体并赞美他们自发的革命行动和集体潜力的强烈倾向中表现出来的。”[8]P91并不是那种出自俄国的民粹主义的翻版。在俄国，列宁主义和民粹主义是对立的体系，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把群众理想化，并强调群众的意见永远高于精英的见解。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却是把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积极性结合在一起的。迈斯纳说：“毛泽东总是认为，群众可能体现出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由正确的领导者来引导，并通过适当的组织途径来指导。自然，毛泽东是一个以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为基础的、为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提供领导和指导的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但毛泽东从来不像列宁那样绝对信任党和它的组织。毛泽东总是表示相信群众的自发性和智慧，这却是列宁既不具有也不曾表示过的。毛泽东对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实际革命效力的评价，是与民粹主义对群众基本革命创造力的信任和设法把一切都‘归入’群众之中的冲动结合在一起的。” 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统一体现了毛泽东党的领导和群众观念结合起来的思想，或者说毛泽东比列宁更加重视群众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仍在自觉不自觉地求解“卢梭命题”，认为“道德理想”有比“社会工程取向”有更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毛泽东理想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
三、乌托邦与毛泽东理想主义的历史评价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但在西方学者的视野里，乌托邦却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内容。乌托邦反映着人们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它不仅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还可以包含了许多方面的要求。如果抛开它的神秘主义、复古主义、自然主义等方面的倾向，把这一概念的使用建立在历史进步的基础上，把它视为在批判现实中追求未来的理想主义，则会发现它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意义。西方学者大都是从这种意义上对毛泽东的理想主义进行评价的。
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中有两种既相矛盾又相补充的因素，这就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毛泽东对现实不满，总是要把理想与改造现实的实践联系起来。因此，他虽然有一些激进的思想，但又是一个伟大理想照耀下的激进。德国学者鲍吾刚称“大跃进”是“一场伟大的悲剧”，“而人民公社运动，这个曾经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并且使许多旧派人士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他们所企盼的‘大同’时代的到来）的运动，也不得不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宣告停止。” 但毛泽东又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因此也就没有因为“大跃进”的受挫而在思想上否定自己的理想主义。德国学者鲍吾刚认为这种理想主义很大程度上来自延安时期的经验，他在谈到当年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的感受时说：“生活在农村与自然之中，在洁净的空气与茫茫群山之中，这种居住在乡间的传统生活方式，倒更像是生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它的高级阶段，但无疑，它仍然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有相似之处。这也是我们理解毛泽东在1937年大胆宣称的那样：‘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
莫里斯·迈斯纳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中认为：“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历史必然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正像韦伯曾经指出的：‘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也正像卡尔·曼海姆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 他还说：“维克多·雨果乐观地宣称，乌托邦也许并不是‘明天的真理’，但是人民拥有想象一个美好未来的能力，这对于做出有意义的努力去改变今日这现状却是至关重要的。”
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人类进步所必须秉持的精神。在分析1958年底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时，迈斯纳认为：在这其中消灭城乡差别体现得特别突出，“这尤其表现在‘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公社化运动中，以及随之产生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中。对于城市工业化的种种社会后果，毛泽东采取的措施是农村实行工业化，把政治重心和社会经济重心从城市转移到新的农村公社。人民公社不仅是发展经济的主要部门，也是中国向乌托邦共产主义‘跃进’的基本单位。1958年12月10日，共产党的正式决议明确规定了公社的性质及其社会历史作用。这个决议虽然绝不是乌托邦倾向最明显的文化，但却表现出当时对太平盛世的渴望。”
在这本书中，迈斯纳还说：“肯定‘落后的优点’同马克思对历史客观决定性力量的坚定信念是不完全一致的，或者说，这种观点就意味着历史发展的结果依赖于‘主观因素’，即那些富于献身精神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思想觉悟、道德价值观与行动。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传统持同样的观点，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并不依赖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依靠一代‘新人’的美德——这些人能够也必将把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赋予历史现实。”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导致了唯意志论的盛行。
历史现象远比教科书式的理论更复杂，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虽然毛泽东的理想主义造成了许多问题，但迈斯纳又认为：“为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弄清价值观与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真正理解后者如何使前者变得‘有意义’，乃是特别重要的事。这种了解之所以有意义，不仅由于毛泽东的头脑中明显地存在着强烈的乌托邦思想和‘目标决定一切’的冲动，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结构(包括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以后的形态)本身明确地把社会意识、现实的价值观与未来的共产主义目标联系在一起。的确，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最大也是最有意义的特点之一——不同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并不能自动保证共产主义一定到来。毛泽东反复强调，只有自觉地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完善共产主义社会或组织的萌芽，普及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并在普及过程中使之内在化，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共产主义才会实现。”
迈斯纳认为乌托邦作为一种批判的超越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保持生命力所不可缺少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由于缺乏那种乌托邦精神而渐渐变成一种使自己适应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在评价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时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使人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在世界“应是什么”与现在世界“是什么”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这样就可以使人们按照理想改造现实，从而在道德上支持那些有助于促进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勤劳、自我约束、自我牺牲精神的形成和发挥。虽然这种理想在现实中没有实现，但它却成功地限制了社会不平等的程度、抑制了官僚特权，克服了把共产主义束之高阁的现象。从毛泽东理想主义对未来的意义上讲，“他思想中的乌托邦成分和非理想化成分都起着一种使人们行动起来，改造世界并改造他们自身的作用”。
西方学者在研究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时虽然使用了乌托邦的概念，但大多数场合不是从消极的意义上对它加以评价，而是更注重它的批判超越精神。迈斯纳认为，只有具有一个想象美好未来的能力，才能赋予现实的努力于意义感。乌托邦使人们认识现实的不完美，从而按照理想来从事改变现实的实践活动，使理想与现实、效率与公平、必然与自由实现辩证统一。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这就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既要脚踏实地、积极进取，又要展望未来、树立崇高，在“关注当下”与“仰望星空”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共同推进社会持续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因而，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将有一种持久的魅力，并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不断被“重燃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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