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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石斌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17-09-01

       摘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找到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具体答案,也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而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否则,中国革命仍然是不可能胜利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石,它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方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这条革命道路指引的结果。这条革命道路的实质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的杰出典范。
       关键词:“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如何夺取国家政权,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是以“暴力革命”为原则,以“夺取中心城市”为重点。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分析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和总结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基础
       追忆既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遵义会议之前,就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以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为宗旨,掀起的风起云涌的武装起义不计其数,但大都遭受挫折而失败了。其原因何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在中国行不通,还是在中国不易搞城市暴动?在众多的起义领导者中,唯有毛泽东最为冷静和清醒。当他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几经挫折后,毛泽东审时度势,在战友们的支持下,他“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果断地放弃了攻占长沙的计划,运用了避实击虚的战术,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宵山脉中段进军,把部队带上了井岗山,建立了红色政权,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其发展的深刻内涵,就在于各国共产党人把它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特征相结合,与处在变化了的时代中的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对时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得出新的科学的结论,从而不断出现用“新内容、新思维、新语言”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科学。
       在当时错綜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开辟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谈何容易?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以“夺取中心城市”为重点被认同以后,党内容易被教条主义者所恪守;
       第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兴起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示范作用非常大;
       第三,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存在着组织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些客观事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长时期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应该走自己的路的问题;
       第四,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以把马列主义、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对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辟中国革命蹊径的正确意见和方法的同志采取非难、打击,甚至迫害的现象。这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缺乏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的状况,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如: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等三位“左”倾教条主主者,他们都抱着“城市中心论”这一点不放。在他们看来,城市武装暴动是俄国革命过程中的正确认识,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结论,即使拿到中国来,也不需要再重新加以认识了。在这里,他们都犯了没有把“实事求是”当作一个过程来看待的错误。他们不懂得真理是一个过程,随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在改变着它的真理性的道理,所以他们碰了壁。而毛泽东则不然,他认为“城市中心论”在俄国革命过程中是正确的。但在中国革命当中就未必行得通,需要重新加以认识。在实践的客观要求之下,抛弃了“城市中心论”而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把“实事求是”,即理论与实际具体地历史地结合这个问题当作一个过程来对待了。正因为如此,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才在民主革命的反复探索中创造出了内容十分丰富,并有着科学内涵和严密体系的伟大理论━━毛泽东思想。进而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使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而他的理论也就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成为了真理;
       第五,毛泽东开辟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突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陈规和框框,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其它革命根据地的搖篮。
       1941年,毛泽东在谈到关于“实事求是”时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这其中,“实事”是客观实际”;“求”既是认识过程,又是实践过程;“是”是目的和归宿。“求”不能一蹴而就,要反复进行,“是”要随条件的变化而发展,“是”依存于“求”,“求”要探索出客观的“是”。不断地“求”与发展的“是”地不断结合与相互促进,才是“实事求是”应有的涵义。也就是说,实事求是是融认识和实践为一体的“总过程”,即以实践为基础,主观与客观,思想理论与客观实际逐渐“符合”,并且是不断摒弃旧观念,产生新结论的过程。在这个总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认识阶段,还是实践阶段,都需要具有科学性,否则,不管哪个部分出现错误,都会给整个社会实践带来失误。建党90多年和建国60多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凡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并且把它当一个过程的时候,革命事业就取得成功,反之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联系在一起的,解放思想无非是要求人们从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因循守旧以及各种迷信思想中解放出来,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一致。实事求是是一个运动发展过程,即以实践为基础,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际逐渐符合并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既包括解放思想,也含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内容。解放思想,在毛泽东看来,必须转变观念。不转变那些目光短浅、作茧自缚的旧思想、旧观念,解放思想终将成为纸上谈兵,势必落空。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之间,存在着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归宿和目的。只有做到解放思想,才能产生“敢”字当头,也只有人们产生了“敢”字,才能有勇气和胆量去冲破已经形成的过时的框框或者错误思想,促进理论的发展和与时俱进。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从“前人未说,不能逾越”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又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毛泽东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时,正值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第三阶段理论”和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盛行之时。它们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
       毛泽东放弃“中心城市武装暴动”——进攻长沙,而进军井岗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不能不说是开了我党解放思想之先河。毛泽东这一英明之举,既打破了共产国际在指导思想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经验化和神圣化,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寻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然而,毛泽东这一英明之举,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看来,无疑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是离经叛道,必须坚决给予无情批判、鞭笞,甚至打击,对于毛泽东抗命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兵井冈山之举,中共中央撤掉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对毛泽东反对红军攻打城市坚持走以乡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当时的中共中央污蔑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农民意识”。毛泽东顶住压力,坚持真理,面对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责难,他没有妥协和退让。相反,为了把全党彻底地从教条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他1930年5月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批判了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的瞎指挥,批判了共产国际在指导思想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批判了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特别是在文章的题目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中国革命正确的斗争策略、方式方法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那种只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本本”中找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答案的想法,是保守的路线,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因此,毛泽东主张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做了实际调查。毛泽东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尤其是1937年,毛泽东的《实践论》,从哲学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进行了中国化的阐释。由于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勇于解放思想,不唯本本,才使井岗山道路得以坚持,并以其星星之火,燎原于中国大地,毛泽东的这种理论创新逐渐被全党接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思想,得到全面实践,取得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胜利。
        三、实现马克思中国化的主体智慧是独立自主
       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之中。中国革命究竟向何处去?是依靠共产国际的指示指导中国革命,还是依靠中国共产党自身独立的智慧探索和开创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是中国革命急待解决的实质问题。
       回顾历史,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都是由共产国际一手决定的,并有时遥控指挥,也有时派遣代表坐阵指挥,形成事无巨细、惟命是从的不正常状况,使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从事实上讲,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依然控制中国共产党,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上,依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以城市为中心“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在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至1935年间形成了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一条与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截然不同的道路,坚持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一切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艰辛地探索真理和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使马列主义在中国找到最佳结合点,出现了历史性飞跃,产生了理论成果,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被毛泽东思想研究者和中共党史学者称为“中国共产党创新精神的倡导者和实践家”,在这个理论创新工程中贡献最大。
       大革命遭受挫折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当时占据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思想无疑是俄国十月革命模式,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运动为重点,发动和组织工人举行武装暴动,先占领中心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正确的理论创新来自于丰富的社会实践,来自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来自于无私无畏的勇气和锲而不舍的研究探索。毛泽东一边领导红四军转战湘赣粤大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一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问题,相继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巨著。然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任何一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经验中,都找不到它的提法和例子。它与“城市中心论”,以工人运动为重点,发动和组织工人举行武装暴动,先占领中心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比较,是一个截然相反的概念。它不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一般或简单运用,它完全是一种发明,是一种坚持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如果非要说它运用了马列主义的什么东西,回答的是运用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挥了独立自主的巨大勇气和聪明的智慧。
       如前所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开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拥有坚持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的巨大勇气和智慧,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树立独立自主的榜样。也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才有了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会议——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
       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固然离不开一定国际条件和各国人民的支持,但在根本上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依赖别的国家或者什么共产国际指挥中心发号施令,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胜利,是独立自主的胜利。因而毛泽东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外交政策,己经成为当乃至今后党和国家工作的座右铭。
       无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还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般(或简单)运用和发展,也不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一般(或简单)的结合,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突破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条条框框,大胆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纵观毛泽东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可以看到,没有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神、解放思想的勇气、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和历史性飞跃,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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