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必然性与创新性

      [内容提要]从马克思到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就存在一个基本模式，即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人运动来促进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农村包围城市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一个伟大创新，这一思想既是中国革命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也是毛泽东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必然产物，总结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必然性与创新性
      理解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形成的必然性和创新性，必须理解城市中心和工人主体为何是社会主义暴力革命的经典模式，而这样的模式如何造成了中国革命初期的挫折。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共领导者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勇于突破经典模式，从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新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思想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成果。
 

       一、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经典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目标，并且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主要以暴力革命方式来实现。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指出暴力夺取政权的具体方式和途径，但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马克思恩格斯参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来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在城市中开展，由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由工人阶级主导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之所以应该在城市开展，主要由于城市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的集中地，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只有夺取城市政权，才能在经济上控制资产阶级命脉，在政治上获得主动，在文化上实现变革，以城市为中心开展革命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传统社会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体现。同时，社会主义革命还要坚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主导的革命形态，因为只有这样，才会真正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追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和理想，这是由工人阶级的阶级性、革命性和社会影响力所决定的。
       因此，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模式成为经典模式，这一模式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有经典作家从事革命实践中得出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的革命实践主要在欧洲，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繁荣发达的地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人口中心，社会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所以革命的主导力量必然是工人。无产阶级要承担革命的使命，组织起来，通过夺取城市政权，才能真正实现政权的更替，达到政治和经济上的领导。而欧洲的农民，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走向了破产，向城市工人阶级转化。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工农联盟，但城市工人在革命中不能失去主导权，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经典模式。
 
 

       二、俄国革命对经典模式的坚持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既遵循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经典模式的一面，也有创新和发展的一面。
       从遵循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经典模式来看，俄国革命既发动了工人和士兵，工人在整个革命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以夺取城市政权为主要的斗争模式，最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对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引领作用，说明马克思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是可行的。
       但是，俄国革命也不是完全遵循经典模式，而是苏联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有着自身特点，只不过这一特点在革命胜利后没有得到充分总结。
       首先，俄国是否应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前后都产生了广泛的争论。孟什维克主张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应该急于发动革命，而是应该继续和辅助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一观点正是来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动的理论，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这“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1](第4卷443页)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基本观点，也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逻辑的。因此，俄国革命者中如普列汉诺夫等人提出二次革命，就是认为先要解决资产阶级革命，才能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列宁并没有教条地遵守这一要求，而是通过帝国主义论和世界革命论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了俄国革命是可以成功的，这是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成功典范。[2]没有列宁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和世界形势相结合，就不可能把握革命机会，最终实现俄国革命的胜利。
       其次，俄国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城市中通过发动工人暴动，武装夺取政权而后实行社会主义的。而是在二月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共同存在，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无法解决俄国当时面临的战争和农民土地问题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抓住机遇，鲜明地提出了结束战争和解决土地的主张，从而赢得了工农兵的支持，取得了苏维埃的领导权并最终通过起义达到了对政权的控制。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中间只经历了几个月，不是完全由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形式，而是利用了国内外的矛盾和革命形势的发展状况，适时提出纲领，取得了政权后再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因此，这一革命过程并不可复制。
       其三，俄国革命虽然是先取得城市政权后再取得农民的支持从而实现革命胜利，但是俄国革命的城市中心也是由俄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俄国的主要人口在农村，工人所占比重较少，因此要靠工人暴动来实现政权革命也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由于俄国地域广阔，广大农民在传统村社体制下对土地的愿望十分迫切，只要解决好土地问题就容易获得农民的支持，而城市集中了统治阶级的主要力量，但是在俄国全面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内外矛盾使得整个社会都迫切需要和盼望进行一场全面的革命，不管这种革命的性质如何。在这样的形势下，只要引导好，就可以将整个社会的革命愿望转向以布尔什维克为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通过城市中已经广泛形成的革命热情，加上士兵们反对国外战争的要求，在工兵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政权的更替。
       总之，俄国革命并不是经典模式的直接显现，而是布尔什维克者在列宁领导下，充分利用革命斗争的各种有利形势，促进了最终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体现了列宁领导的党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通过实践探索了一条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俄国化的道路。
      不过，俄国革命虽然有许多方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提出的经典革命道路模式，但是，由于俄国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典范，为了体现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因此往往强化了其与经典模式相同之处，而对发展和创新的内容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总结，也就使经典模式在指导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时就具有了更加教条化的理解，城市中心的工人暴动就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条普遍原则和真理被要求执行。
 
 

       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形成的必然性

      在中国革命的初期，人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还不深入的情况下，教条理解这一城市包围农村的思想并不奇怪。中国革命者既对中国国情和革命力量不了解，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解不深，这些都决定了在中国革命道路上有一个摸索过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早期的理论派占上风是自然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既是社会矛盾推动下的一种必然，也是理论指导下的革命者的自觉选择。因此，不断地寻求理论指导和理论支撑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要求。在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还不深入，实践中的经验积累还不多的情况下，理论派用理论来说明革命的方向和模式是必然的。不过，当革命进行到一定时期，经历了实践中的挫折，对理论如何指导必然会产生怀疑，也会在实践中形成新的基于理论又结合实践的新的理论。
      中国革命的实践揭示了教条式理解必然给革命带来损害；在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发动了多次的工人罢工和暴动，但是由于受到封建势力和统治阶级的打击，不仅不能夺取城市的领导权，而且还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城市虽然是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但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多数是从传统雇工转化而来，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和战斗力都有限，加上城市中集中了大量的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因此要想在城市中通过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是十分困难的。不是说不可能，而是经过更加长的和更加曲折的过程。
       教条式理论解释不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遇到的问题。按教条式理解，中国并不完全符合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因此，长期以来对中国共产党主导中国革命就有争议。这也决定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不断地会有人用经典来套用和怀疑中国革命性质和方式的做法。教条式的理论既解释不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也解释不了革命中遇到的问题。如农民问题，革命割据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劳资两利问题等；
       中国革命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但是，如果照搬照用这些经典作家的论述，必然无法面对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对这一问题也存在着自觉和不自觉的问题。自觉就是自觉地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不自觉就是没有这样的理论自醒，只是教条地引用经典作家的话，在实践中遇到困难和失败后也不能深入反思，而只是怀疑没有严格按照经典作家的要求做。没有自觉地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把经典作家的言论作为实践的标准。
      毛泽东形成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创新思想并不偶然，毛泽东历来不拘泥于经典理论；一方面，毛泽东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在学习过程中从来不拘泥于经典理论，而总是用自己的方式方法来阐释和理解这一理论。与留苏的王明等人相比，毛泽东在接触经典著作方面确实不如这些人，这些人在苏联的大学里在相关的环境下充分地接触了经典著作，在理论上确实比毛泽东要熟悉，但是，熟悉不等于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内涵，也不等于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地去运用这一理论。毛泽东不拘泥于经典著作，是因为毛泽东较早地思考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较早地深入中国的农村和工厂，与广大农民、雇工有了全面的接触，对中国的现实状况有深入的了解和思考。他没有直接引用或套用经典作家的概念和词语来分析中国的革命现实。这并不等于毛泽东对经典一无所知，或是不会用这些概念。因为当时的许多革命者往往就是习惯用这些词语来显示自己的革命立场和革命信仰。毛泽东较早发现了套用经典带来的问题与食古不化一样的问题。
       同时，毛泽东长期在一线指挥作战和革命斗争，深感作战和斗争不是依靠理论来决定的，而是应该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运用策略，以达到作战胜利和斗争成功为目标，否则就会因这些教条地运用理论而带来革命力量的损失，尤其对革命初期十分重要，因为此时革命力量有限，损失将无可弥补。毛泽东善于在革命实践中总结经验，自然会知道实践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经历了革命斗争的多次挫折后，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党的各级领导者都认识到这一问题。因此，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可能有先行者的表现，但却是一个追求目标，追求成功者共同的经验；
       针对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思想而言，虽然有人将此思想的形成归于毛泽东对农村的了解和熟悉，并且长期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但是，这一思想既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产物，也是中国革命最终的选择。毛泽东以其对中国主要区域农村的深入了解，明确和推动了这一策略。毛泽东虽然对农村熟悉，但他不是就农村来谈农村，没有局限在农村，这才是他的思想最终能够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农村包围城市，是说先在农村发展，相应地解决农村问题，积累执政经验，积蓄革命力量，最终目标还是要夺取城市，并建立政权。因此，这一思想既是策略又是对中国革命实际的认识，而不是单纯地用农村去包围城市，而是一个先后的次序问题。次序的变化并不影响整体目标，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栽倒的性质，但是对于整个革命的成功却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能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还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中国地广人多，主要人口分布在农村，城市中的工业虽然有所发展，但许多经营和管理方式还是封建的一面。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资产阶级在城市不断成长，而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和地主，统治者也集中在城市。而城市工人大部分还是从传统雇工和游民转化而来，虽然处境艰难，但是现代工业历史不长，不管是人数、思想境界还是斗争经验都严重不足。农村是专制统治的薄弱点，也是需要首先得到解决的地方。农民在封建地主、外国与本国资产阶级工业压迫和专制统治下处于崩溃状态，解决好农村问题就可以为中国的未来提供坚实的基础。不管如何，中国都无法回避这一农民占主导的现实。农村可以保存实力并发展壮大，当然最终选择这一道路就有必然。毛泽东作为全党领袖，先知先觉，但根本上还是全党在革命斗争中在不断挫折中最终形成了这一思想，因为只有这一思想才切合中国革命实际，能够不断推动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形成这一思想还与他本人的辩证思维方式有关。毛泽东受到传统文化中辩证思维的影响，加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对事物的认识具有宏观性和辩证性。这一思维特色决定了毛泽东在对待经典理论方面具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城市包围农村还是农村包围城市，本来并没有一定的次序规定。虽然经典作家逻辑上倾向于城市包围农村，但是在辩证思考这一问题就可以发现，这一问题并不是本质问题，而是一个可以根据实践需要进行辩证思考的问题。变则通，通则久，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正是在这一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基于对中国革命胜利目标的追求，农村包围城市就成为不难理解的一个思想。这一思想产生于毛泽东也就不奇怪。不仅是这一思想，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还提出了以劳资两利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推动了中国革命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取得了革命胜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毕淑芝、王义高主编：《当今世界教育思潮》，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出版;
6吴根《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贾章旺：《毛泽东》，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8任晓伟. “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早期进程及其教训[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9(03);
9冯建辉.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研究的思索[J]. 教学与研究. 198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