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剑平：论延安整风运动的深远意义

  　为期三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本质上是进行一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再认识的运动，也是做了一件极利于建党工作的运动。整风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总结了自建党二十年来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上的得失，并划清了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错误路线、方针、政策的界限，普遍提高了全党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逐渐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并诞生了中国本土的第一个马列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并以此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文化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中国民族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要从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整顿学风。从思想方法上改造了中国共产党。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成立的；而中国革命又是以苏联为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着手创建军队，开始走一条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之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爆发，同年九月九日，秋收起义爆发，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爆发。但这些起义都没有达到在城市里站稳脚跟的预期效果。秋收起义前一个月，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豪情万丈地对当时党的总书记瞿秋白同志说：饮马湘江，会师长沙。可一仗打下来，长沙非但没攻占，起义军从六千多人减到二千三百人。残酷的现实打碎了美好的愿望，也使毛泽东同志清醒地意识到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惨烈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敌强我弱，以临时编成的几个团去攻打长沙，无论是从人员的数量和素质上，还是从武器装备上来说，起义军占绝对劣势。凭眼下的条件，起义军只能到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去发展壮大。经过一番艰难抉择之后，毛泽东同志克服许多困难，把起义部队带上了井冈山。

  　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怎么走？希望又在哪里？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以井冈山为立足点，进行艰苦地探索，终于创建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把赣南闽西连成了一片。联想到前不久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没能在城市站稳脚，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光辉理论。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理论，遭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几任领导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之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的唯一成功的道路，中国革命所要做的，就是要沿着这条胜利之路，坚定不移，不偏不倚地一直走下去。所谓“坚定不移”就是要像十月革命一样以攻占大城市为目的；所谓“不偏不倚”就是要与强大的敌人进行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又因为十月革命是惟一成功之路，他们可以不顾中国的实际，不分析事物的发展、变化，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来发布命令。起初，瞿秋白同志和李立三同志是在上海向中央苏区下达命令，后来，王明同志却干脆在莫斯科遥控李德博古指挥苏区革命。据说，王明同志能熟背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家。而博古李德也是从十月革命的故乡来到江西苏区，十月革命的胜利光环，给他们平添了不少骄傲的资本。许多原因使王明的教条主义路线在江西苏区执行了较长时间，因而危害极大。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使苏区根据地丧失殆尽，红军将士，血染南疆。

  　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领导权，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它有力的说明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作不娈的教条，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就会把中国革命引向绝路。如果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作行动的指南，结合中国革命当时的具体条件，加以应用，并从中引出规律，就能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要从组织上反对宗派主义，确立五湖四海的组织路线，以整顿党风。从组织上使中国共产党得到空前的大团结。

  　宗派主义者往往是个人主义第一，喜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他们最擅长的一手就是党同伐异。为此，就要拉拢一些人，打击排斥另一些人，情节恶劣的，甚至杀害自己的同志，成为革命的叛徒。

  　袁崇全是井冈山时期红军二十八团二营营长，系黄埔出身。他仗着二十八团是红四军的主力，单兵军事技术素质过硬，看不起以秋收起义部队组编的三十一团，说三十一团不会打仗，把三十一团的政治思想作风过硬说成是整天只会卖弄嘴皮子。他更看不起袁文才王佐的井冈山农民自卫军组编的三十二团，说他们是一群土包子。他整天在红四军总参谋长黄埔老大哥王尔琢同志面前抱怨，说朱德、陈毅同志不该把他们带到井冈山，做人家的小媳妇。遭到王尔琢同志严厉批评后，他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带着二营大部去投敌，当王尔琢同志只身前去规劝时，他居然向王尔琢同志开枪，使红军失去了一个优秀的指挥员，给中国革命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光是张国焘的闹独立。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仗着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有八万多官兵，比中央红军强大得多，向中央伸手要权，要做领袖。没达到目的，竟然准备向中央下黑手，要不是叶剑英同志及时送出情报，使中央红军做了准备，差点要了党中央的命。后来，他又另立中央，公然与党中央对抗，党中央决定东征，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他偏偏要西征，结果，使红四方面军八万多将士损失得只剩下一万多，最后不得不向党中央靠拢。可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张国焘，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粟裕同志可说是与张国焘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解放战争期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粟裕同志领导的华中野战军与陈毅同志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合并成华东野战军。粟裕同志向陈毅同志坚持原华中野战军的高级将领，从他开始，一律在合并后的华东野战军中担任副职，导致原华中野战军部分将领有意见。为此，粟裕同志特意组织原华中野战军全部将领观看野战军文工团演出的《白蛇传》。看完后，粟裕同志 问：这部戏中小青的角色演的怎么样？有个同志说：演小青的同志对角色理解和把握得比较准确，她在戏中是演二号人物，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比较把握分寸，注意自己是二号角色，不去抢一号的戏，把光彩留给一号。粟裕同志评论说：演小青的同志之所以演得好，是因为她的心中有一个大局，这个大局就是把整台戏演好。我们也一样，心里也要有个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夺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从这个评论中可以看出，粟裕同志不单是军事才能卓越，更具有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宽阔的胸怀，这个宽阔的胸怀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顾全大局，走一条五湖四海的组织路线。

  　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要从文化上反对党八股，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大众文化路线，从文化上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灵魂。

  　说起中国文化，不能不谈起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前，一切统治阶级把孔夫子那一套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强迫人民信奉。教育界则是拿这一套欺骗学生，开口闭口“子日诗云”，这是老八股，老教条，与大众文化根本沾不上边。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有部分同志又把马列主义理论当作不变的教条，在写文章，作报告或做其它宣传工作时，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马列主义的名词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专讲形式，忽视实际效果，这就是新教条新八股即党八股。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是为广大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宣传工作就应该与大众文化紧密联系起来，要与民众商量着办事，走一条大众化的文化路线。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作报告时指出：“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

　　关于大众文化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其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勇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就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季米特洛夫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讲话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就是要求共产党人要具有一种朴素的情感。朴素的情感和崇高的信仰同等重要！朴素的情感就是对大众情怀的认同，是共产党人奋斗的动力，崇高的信仰是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二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共产党的灵魂。

　　延安整风的本身意义远不止上面所谈，下面谈一点延安整风运动的延伸意义。

　　弹指间，延安整风运动过去了七十年。而今回顾起来，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固然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杰出的智慧相关，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年参加整风运动的当事人，以及与整风事件有牵连的人，绝大多数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认同，他们之中有的人虽然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有的犯了较大的错误，但他们绝对是马列主义的信仰者，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条件。比如瞿秋白同志就是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而英勇就义的，王明同志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后，从一九五０年一直沿用到一九八０年才被修改。而博古和李立三两同志更是在整风运动之后，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故而，在此有必要谈谈一个既是老生常谈，眼下又是非常沉重的信仰问题。

　　有信仰者和无信仰者有什么不同？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从人员数量和武器装备上远优于共产党，可就是在战场上一再败给共产党。后来，一个富有谋略的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参谋对此做了调查。他问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假如将来战争结束，他们有何打算，那些高级将领大多说多捞些钱，娶几个姨太太，反正人生在世也只有几十年，就是吃喝玩乐那么回事。他又以同样的问题，问共产党的粟裕将军，粟裕将军回答：“战争结束后我要积极参加祖国的建设。将来的中国，必是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富强的中国。我十六岁参加学生运动，十九岁参军，受过五次重伤，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就是为了这一天；二十年来，我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也是为了这一天。”那位作战参谋终于明白，国民党为什么老打败仗，就是因为缺乏信仰。

　　那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今还灵不灵？

　　资本主义的世界至今大约四百年历史，近四百年来，从没看到一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作过科学的解释。政治上又怎么样？看看资本主义世界的每一次换届大选，哪一届不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要名要利为咱家？但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家还是经济家，或是政治经济家，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是爱恨交加的。爱的是只要抽掉他们著作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那么这些著作对资本主义世界所起的作用，远远比资本主义世界所有著作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可偏偏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造反有理。”这些震撼全球的警世语录，令资本主义世界惶惶不可终日。

马克思一生贫困，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曾饿昏过去，毛泽东一生常常穿着补丁加补丁的衣服。可就是这些形如乞丐似的人，却承担起为全人类最终命运而奋斗的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正可谓是：光灿灿前赴后继同奋斗，要名要利为大家！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后，还会诞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吗？

　　能！一定能！新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许来自高层，也许来自底层，也许来自体制内，也许来自体制外。说不能，是一种悲观情绪，也不符合唯物史观的观点。因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是为全人类寻求出路的事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它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奋斗。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无产阶级的事业从一个台阶不断地跃向另一个新的台阶。不久的将来，一定有一代代无产阶级新人沿着这些台阶，共唱同一首歌，共举同一面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一直走到必然的成功！因为人心总是向往光明，向往廉洁，向往公平，向往正义，向往大同的。因为人类始终是要为自己找到出路的。

　　如果说要探求延安整风运动延伸的意义，那就是要坚定自己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