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章旺：毛泽东与党的组织建设

　　毛泽东出生于农民家庭，自幼曾参加农田劳动，辛亥革命后还当过半年列兵，这是毛泽东同情劳动人民、与劳动人民有着深厚感情的基础条件。但是，作为一名书生，真正根本的与工农结合，是毛泽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党的组织路线的正确理论指导下，他在不断地与工农相结合的实践中，从思想上真正树立起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依靠工农打江山、依靠工农巩固政权的正确理论，探索到了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从而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得到了保障。

一、中共建党后，毛泽东积极参加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和第三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创建的。所以说，组建的根本原则是劳苦大众的政党。在1921年建党的第一个党的纲领中，明确指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①]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几十年间，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都失败了。历史证明，在中国，农民群众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强大力量，但他们在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时，不可能取得胜利。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落在了新兴的无产阶级身上。

　　中国共产党为了全力开展工人运动，在“一大”闭幕后的8月11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专门领导工人运动的合法机关。劳动组合书记处成立时发表宣言时，以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的残酷剥削和非人生活的事实控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劳动组合书记部还通过《劳动周刊》向工人宣传工人阶级团结和组织的重要性，教育工人掌握和运用阶级斗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劳动组合书记部深入和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不久，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1922年8月，总部由上海迁往北京。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发出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决议的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区，在本年内至迟在明年7月之前，都能发展党员到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在劳动运动方面，须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同志，都要尽力执行这一计划。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负责湖南省工人运动和负责对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指导。安源路矿，是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的总称，当时有工人16000人。对安源路矿工人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是湖南分部最重要的任务。1920年11月，毛泽东曾经到这里考察过工人的生活状况，工人受着路矿当局和封建把头的残暴压榨，生活极为悲惨。

1921年，毛泽东与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一起到安源考察。在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时，毛泽东写了《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热情赞扬“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叶。”同时，针对劳工会的弱点，提出了三条希望：一是“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工会组织要有民主产生办事机构，人员要精干，“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也要不得”；三是“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②]

1921年冬天，毛泽东和李立三等一起来到安源，深入矿井和工厂，和工人们促膝谈心，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鼓励工人们团结起来斗争。这次安源之行，毛泽东发现工人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后来又派刘少奇、蒋先云、毛泽民去安源从事工人运动。1922“五一”，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开幕这一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宣告成立。湖南分部还派人深入粤汉铁路、水口山铅矿及长沙各手工工人和苦力当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2年1月12日到3月8日，香港海员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第一次罢工高超的起点，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次坚持56天的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通过这次斗争，中国工人阶级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推动了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

1922年6月，中共中央计划多招收工人党员，如苏兆征、史文彬、项英、邓培、王荷波等，先后参加了革命队伍。7月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建立统一的、独立的真正民主共和国，然后创造条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奋斗。在党的最低纲领中，把实现工人和农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绝对自由”，作为全国工人农民的奋斗目标之一。中共党的“二大”做出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规定：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工会是所有工人的组合，共产党可说是一个人的头脑，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

湖南全省只有一个纱厂，几个造币厂和黑铅炼厂。有三个较大的矿山：安源路矿、水口山铅矿和安化锡矿工人3万余人。但是在全国的罢工高潮中，迅速发展，形成了浩大的声势。据统计，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在湖南中共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领导下，湖南各地罢工先后有13次，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3万人，规模最大的的安源路矿、水口山铅矿和长沙泥木工三次罢工。

1922年9月14日，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和李立三、刘少奇领导下，安源路矿17000与人举行大罢工。罢工期间，安源工人不仅表现了英勇斗争精神，而且显示了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10月6日，在毛泽东领导下，长沙泥木工人4000余人举行大罢工，获得了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胜利。10月24日，毛泽东担任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他利用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省宪法为争取工人营业自由权与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进行辩论。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的胜利，鼓舞了湖南工人，使全省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泥木工人中建立了第一个支部。泥木工人任树德是一个木匠，曾参加劳工会，常到船山学社作零活，和毛泽东相识。经毛泽东帮助，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沙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在1922年的泥木工人罢工中起了重要作用。[③][④]

12月11日，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领各工会代表23人，会见长沙县知事、警察厅长。12日会见吴景鸿。13日会见赵恒惕。毛泽东等人同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事后，赵恒惕对他的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⑤]

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毛泽东与工人阶级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充分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巨大能量，这些，对毛泽东一生实现正确的组织路线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在大革命中，毛泽东强化了农民问题理论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在大会报告中，表扬了湖南的工人运动“工作得很好”。[⑥]在大会上，毛泽东有过多次发言。他在会上作了《湖南工农运动的报告》，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织的军队，如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类似广东的局面。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农民问题，是他对于中共党的极大贡献。[⑦]大会推举毛泽东任《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工作。但是陈独秀认为解决土地问题会影响国民革命，删去了草案中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见。

中共“三大”强调，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遗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⑧]

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根据党的安排，到国民党内做工作。因受国民党右派的排挤，再加上身体不支，回故乡养病。从1924年12月至1925年9月这个阶段，毛泽东在韶山一带一边养病，一边作社会调查，期间来往较多的有从安源煤矿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贫苦知识分子毛新枚及大批当地农民等。1925年3月，毛泽东以毛福轩、毛新枚、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等为骨干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并发展会员。同时，他利用原来的公立学校、族校、祠堂等，在韶山一带创办农民夜校。毛泽东经常去夜校查看，大多学员成为了秘密农民协会的骨干力量。1925年6月，毛泽东同毛福轩介绍李新枚、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家中举行秘密入党仪式，并成立中共韶山支部。毛泽东还率领农民进行平粜斗争。就这样，毛泽东在与农民的密切结合中，发现了这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对他的干部路线产生着重大影响。

在国共合作基础上，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农民运动干部，从1924年7月至1926年的9月，由中国共产党人主持、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广州举办了6期农民运动见习所。澎湃有在海丰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他和其他共产党人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和赞扬澎湃领导海丰农民运动说：海丰县自从有了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清明。[⑨]

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期间的广州，于1925年12月1日所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一篇闪烁马列主义组织路线的扛鼎之作。他从经济地位入手，分析每类人最根本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他们的上层建筑，从而得出了一条正确的结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村无产阶级在农民运动中处于紧要的地位；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这是毛泽东一生革命的宣言书。[⑩]

1926年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任这届讲习所所长。6月初，毛泽东为农讲所讲授农民问题。7月，毛泽东带领农讲所50名学生到韶关地区实习一星期，参观考察农民运动情况。8月中旬，毛泽东又组织农讲所全体学生到海丰实习两个星期。8月14日，毛泽东以农讲所所长的身份应邀参加在广州中山大礼堂举行的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他在大会上致词说：顶要紧的不要忘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诸位最好到乡下去，到民间去，直接去指导农民，根本救治农业。1926年9月1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撰写了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毛泽东对农民深怀情感，他指出：“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 。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11]

192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澎湃等人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指导湘、鄂、赣、川省的农运工作。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农委拟定《目前农运计划》。11月15日，中共中央局通过了这一计划。

12月中旬，在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为土地问题与陈独秀发生争论。早在12月3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电请毛泽东到湖南对大会进行指导。毛泽东自己感到对农民要求土地及有关问题还不甚了解，经他要求，至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到湖南担任农民问题视察员。12月20日，毛泽东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联合举行的欢迎大会，他在会上作《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演说：“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12]

自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从长沙启程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毛泽东说，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我的所爱、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人。尔后，毛泽东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预示到：“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13]1927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瞿秋白作序。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1927年5月、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这篇文章。

         三、 毛泽东建立的工农武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中，真正出身于工农的很少。他们大多是有一定修养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建党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在第一次革命高潮中都有突出的表现。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抓住中国的根本问题，或者说没有根本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是工农政权这一根本组织路线，总是忽左忽右。同时，他们缺乏的是与工农结合的实践，理论上讲得好，身体力行较差，致使领导的革命遭受损失。例如，1923年4月25日，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由“二七”大罢工以前重视工人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中，将政权拱手相让于国民党右派，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表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软肋。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根本办法就是勇于同工农结合，走入工农中去。一面作他们的先生，例如读书写字，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面是要作他们的学生，虚心接受他们的革命热情和献身精神。而第二个方面最重要。毛泽东身体力行，做得最早，做得最好。如果说毛泽东总是正确，或者说正确的时候占多数的话，根本原因就是这一点。毛泽东虽然也算一个大知识分子，但是他与工农结合的最好、最到位。为为党我军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带出了一支攻无不克、坚无不催的队伍。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婉言谢绝了中共党的最高领导要他到大城市工作的安排，脱下长衫，毅然决然走进工农，去当山大王。此举，在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中是不多见的。尽管高级领导人都会讲与工农相结合，为工农打江山，但是真正滚摸爬打地与工农打成一片，身体力行，只有毛泽东这样为数不多的人。这一条，是中国共产党必胜的根本。毛泽东是为党群众工作、真正为人民打江山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榜样。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中的三支军事骨干力量，有两股是毛泽东早就培育好的：一支是平江、浏阳工农义勇军；一支是安源革命武装，基本成分是安源工人武装和萍乡、衡山、安福、莲花等地的农军。同时，湘东各县的劳动人民纷纷响应。毛泽东早期的工农工作，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毛泽东高兴地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部队到三湾后，已不足千人，留下的多数是各地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经过艰苦考验后，斗志更坚定了，这是主流。部队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的旗号。为了废除军阀军队的一切旧制度，毛泽东决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军官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烦琐礼节，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士兵委员会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对军官有监督和制裁权。毛泽东这样对军队改革，是划时代的，因为真正代表着工农的利益，因而是正义的、光明的，为最终消灭蒋家王朝、推翻三座大山、百战百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如蛟龙入海，他真正将自己融入到了工农群众之中，一生都没有改变。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一生也没有根本改变。1927年11月下旬，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成立了第一个红色政权，名称就是“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工人出身的谭震林当选为工农兵政府主席。毛泽东说：成立工农兵政府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大事。1928年1月24日，毛泽东领导出席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选举贫农王次淳任县政府主席。遂川县人民唱曰：“高举红旗开大会，工农翻身掌政权。”从此，毛泽东领导工农武装建立起了井冈山红色政权、瑞金红色政权。瑞金成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上海的中共中央在白区遭受重大破坏后，将中共中央指挥机关搬到了江西。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创建了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外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大众的政权。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千百万知识分子奔向延安，脱下学生装，走进工农兵，壮大了人民武装，为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带领党中央，在解放区实现土地改革，极大调动了亿万贫苦农民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热情，母送子、妻送郎上战场，为打垮国民党反动统治提供了充足的兵员。同时，在后勤战线上，亿万翻身农民组织担架队、送粮队，为支持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陈毅说：人民战争的胜利是亿万贫苦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毫不过分。[14]

四、毛泽东依靠基层劳动人民群众的思想是中共建党的重要财富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中共的建党理论，在组织建设上依靠工农的初衷终身未改。他是依靠工农打江山，同样依靠工农坐江山。干部路线，人大、政协代表大幅向工农倾斜。涌现了大批像陈永贵、吕玉兰、倪志福、吴桂贤，这样的大批工农干部。实践证明，这些干部尽管文化知识上需要尽一步补课外，他们是无限忠于党的事业、无限忠于人民的，不搞对党阳奉阴违那一套；同时工作上兢兢业业，艰苦奋斗；最重要的一条，是这些人的廉洁奉公精神。这一点，比现在的干部要好多少倍。实际上，人民对干部的拥护与否，最重要的就是这最后一条。正是因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因为这些人的示范带头作用，那时候的政治风气是很正的，党的威信是很高的。这些，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极大财富。

毛泽东对工农干部决不是抱守残缺，他让他们努力学知识、学文化。官教兵、兵教官，挤时间、钻时间，从读书识字开始，到读报写信，用于管理，让全党、全军变成一所大学校。毛泽东的时代也是全党学习空气浓厚的时代。正是毛泽东同志这一政策，使大批学历低的工农干部，通过终身学习，成为了我党、我军的高级儒将。

毛泽东并不歧视知识分子，他最反感的只是，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叫的人。他寄希望于知识分子，先做人民的学生，然后再做人民的先生。

毛泽东的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一贯政策，是他运用马列主义辩证法进行干部教育的成功典范。前者，革命成功的历史已经做了佐证。后者，是毛泽东苦口婆心常讲的，也是他身体力行的。他说的，知识分子只有同工农相结合才有出路，是知识分子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中说：“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15]

同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作讲演说：“青年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现在我们要打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是不可能的。”“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分子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分子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们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16]

毛泽东充分依靠工农这一组织路线，这一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根本思想，到现在仍然不过时。在新形势下，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有众多的留学海外的大批知识分子回国，同时国内近几十年也培养了大批的知识精英。但是，他们必须要补上与工农结合这一课，才能有出息，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他们参与制定的政策，才能符合中国的实际。否则，不管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都将成为人民群众的笑柄。同时，近些年，由于教育产业化，读书自高中开始要缴纳高额的学杂费，毕业之后也分配不了工作，在基层劳动人民那里，造成了许多新的文盲，也应引起注意。总之，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毛泽东为我党制定的这一方针，我们应该很好的落实。

中国基层劳动人民群众拥护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就是我党的事业。劳苦大众参加的事业，是无往而不胜的。毛泽东创造的依靠工农这一组织路线是我党的重要组织原则，我党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