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甫：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3)

就这样从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十六条”，连同毛主席在会议期间发表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终于结束了社会主义时期借文化大革命之机将大批群众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第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个局面的出现，的确让95%以上的群众喜悦了，特别让那些因给领导机关或领导者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们更是喜悦了。那种喜悦，不是今天一般人特别是那些以轻浮态度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所能理解到的。倘若这次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的第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能得到果断结束的话，那么这场运动最终会将多少无辜的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那就会是一个真正的天文数字，绝不只是第一次阶级斗争扩大化即1957年反右时的55万多人那个数字的了。10多年前，一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离休了的资深学者、干部，曾在一次党建理论研讨会上就如何建设党的民主作风而联系到1966年抓右派、抓反革命这个问题时也不无担忧地说：“会产生出几百万的‘右派’和‘反革命’是不在话下的。因为这些喜欢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人会说即使打出九百万‘右派’或‘反革命’，也还占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比例嘛！”发生在1966年6月以后五十多天里的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至今已经四十四个年头了，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32年间，所有官方的研究机关、部门、媒体等以及它们所撰写的所有各种作品中，也包括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历史决议》，都对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用掩盖的方式予以回避。当然，历史永远都不会被一些随心所欲的人们想怎么改就可以改得了的东西，更不用说那些用游戏人间的那种戏说就更显得让人们可恶了。事实总归是事实，为什么怕讲、不让讲这件事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五十多天里，无论是党组织还是上级派的工作组，它们在对待敢于揭露“阴暗面”的群众面前结成了极左的联合同盟这个事实，给了毛主席一个严重的信号：无论上面还是下面，绝大多数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是不同意群众向他们进行批评和揭露缺点错误的。所以8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就指出：“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他所说的“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是指1957年整风反右扩大化、1964年社教不依靠绝大多数的群众和干部只相信工作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党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揭露“阴暗面”而受到打击和迫害这些事所说的。显然，这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做法与毛主席通过广大群众的监督和批评而达到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克服缺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刘、邓搞的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也更加坚定了毛主席把继续革命的目标对象锁定在共产党内、锁定在党内那些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动辙就要把不合自己口味的群众无限上纲上线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那些有权势的领导者们。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使文化大革命本来的历史使命受到了致命的干扰。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产生的恶劣影响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它让中国百姓对共产党许诺的共产党欢迎人民的批评和监督产生了怀疑和后怕。

1957年的党内整风，毛主席和党中央是真诚欢迎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及全国人民帮助共产党整掉一切不利于人民的各种恶劣作风的。但是随着反右派活动的出现，党内那些原本就不喜欢以及反对整风的一些领导干部便趁机利用反右派的机会狠狠地打击了那些曾经揭露、批评他们错误的群众甚至实行报复，把他们划为右派分子，尽管后来也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但九年后1966年的这次扩大化是在刚刚不到两年即1964年刘少奇推行王光美那个极左的“桃园经验”受到毛主席批评之后再一次发生的专门打击群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个举动，不仅让当时1966年的人民感到震惊，而且四十四年后的今天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一旦讲起此事，也是反思得非常彻底和真实：“绝大多数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在口头和文件上许诺让人民监督和批评，但心里和实践上却是反感乃至痛恨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这是难以改变的事实。”1976年在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又过了13年，没有吸取历史教训的有血气的中国老百姓居然又喊出了要“惩治腐败、惩治官倒”的宣言，有百万余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持续集会四十余天。然而它的结局比1957年反右扩大化、比1964年全国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比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第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打成的“右派”、“反革命”更惨，更让人后怕。

历史是容不得人们去修剪的，仅从1957年到1989年32年间人民群众因监督和批评领导机构或领导者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历史，已经从实践上诠释了毛主席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顽强阻力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78年之后到如今的这又一个32年间中国共产党内像潮水一样出现的建党建国以来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生前所担心的各种污泥浊水的事实，同样从实践上向人们昭示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真理性，的确有那么些人却不理性地长期诋毁了它，对此历史也毫无例外地做出了惊人的惩罚性回报。毛主席晚年，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首脑所想不到的更不敢做到的理念变成了现实：发动98%以上的国民向不到2%的官僚主义者们“进攻”，逼迫官僚主义者们洗掉身上脱离人民群众的一切污泥浊水。随着毛主席的逝去，随着他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取缔，毛主席为之奋斗的在政治和思想领域继续革命的事业中断了，中国也终于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进入了世界级贪腐水平极高的大国行列，这也是相辅相成的历史姻缘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批评和监督而只是口头上许诺的批评和监督或者只是形式上煞有介事地搞什么什么花样和摆设，那么人民心中的那杆称，久而久之、久而久之就会称出历史的重量来。毛主席是人民的领袖，他从来都不用语言修饰自己，但从他参与了缔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那天起，他就一直把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视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区别，终其一生，永不放弃这个准则。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如果刘、邓不是用派工作组的形式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去抓“右派”、抓“反革命”，而是让人民群众把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存在的所有阴暗面都揭摆出来晒晒太阳，然后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那又会是一种什么结局呢？对这件事情，毛主席、周总理健在的时候没有人会回避的，所以犯那个错误的所有人们也都曾作出过检讨，甚至也有人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永不翻案”，历史记录是有案可查的，当年国人中99%以上的人们都是知晓此事的。但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作古之后不久，那些对天发誓的人却就居然翻脸不认人了，并把自己制造新中国第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推了个干干净净，而且还把自己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位置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史上独一无二的举动。

第二，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另一个恶果就是顺势推动和引发了党内其它两个派别的活动，三个派别的轮番较量是文化大革命出现极端现象的根本原因。

面对刘、邓以派工作组的形式把无辜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毛主席当然不会置之不理，所以众所周知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的出现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出现，就是一种历史必然性。这些措施标志着必须中止把文化大革命视为抓右派、反革命的政治运动，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拥护，而那些醉心于抓右派、反革命的极左干部们尽管大势面前“做检查”，但心底里却是不服输的，所以他们背后支持拥护他们那一部分群众与那些曾被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而已被平反的那一派群众闹对立，以此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表面上看是群众中的一派与另一派的对立，而实质上是执行刘、邓抓右派、反革命的那些干部的灵魂在作祟，就全国而言，大都如此。只是其对立程度有差别而已。这种对立的出现，进一步激起了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那一派的群众对执行刘、邓政策的干部们的对立情绪。诸如所谓比较闻名的那个红卫兵蒯大富，就是因为给校、系、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开除团籍并被关押监禁18天，平反之后他与支持校、系、工作组那一派的群众的对立，成为必然。那些受压的群众也有以报复的心理和极端的行为回报了当初把他们无端打成右派，开除团籍的校、系领导、工作组。研究文化大革命，不面对这些历史事实，而是按某个人的政治意识去修剪历史，当然是没法理顺历史的，历史上的因、由与产生的历史结果从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值得提出的是：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同各单位的党组织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抓“右派”、“反革命”的极左做法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严厉批评之后，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另外两个派别也伺机而动，这两个派别也是各怀着自己的目的而介入了各地存在的两派群众对立的一派之中，它使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轨道，在这个轨道上，毛主席和周总理必须随时应付和解决党内这三个派别为了各自的目的所演出的各种恶作剧而带来的社会麻烦。表面上看刘、邓已经倒了，但事实上却以存在的一派对立的群众在表现他们。这三派势力都以阳奉阴违的手法对付以毛主席、周总理为代表的党中央，他们随时变换嘴脸，改变策略，时而极左，时而极右。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尊重历史，真正让历史的真实面貌在中国出现的话，那么一部真实的文化大革命史呈现在人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毛主席为了在去世后避免共产党内产生特殊阶层腐化变质葬送革命事业，想方设法给人民以揭露阴暗面的法律权力和实施权力，但是党内的那些反对派们总是轮换着以各种手法转移这个大方向。要么，不让群众揭露，对敢于揭露者就要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要么，就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引导群众搞无政府主义；要么，就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不惜制造武斗。总之，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种种极端现象，都是和党内存在的三个派别活动密切相关的。这也是毛主席、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费尽心血进行周旋和处理的重要内容，说服、教育、批评、斗争交织在一起，而且还要随着三大派别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恶性表演的程度，在不同的时期解决不同的对象。正是这些派别的轮番牵制，干扰和阻挠了文化大革命按预定的轨道发展，因而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被恶意拉长了，这也是晚年的毛主席多次伤心地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所不满意的根本原因。

文化大革命运动为什么没有达到毛主席预定的目标？党内先后出现的三个派别的三种表演对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破坏性作用，是任何党派和个人都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让历史悲哀的是，自1978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间，无论是党派、还是个人，有出镜权和话语权的那些人们却只讲两个派别的表演，并把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恶性发作，采取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手段激烈压制人民群众的那个党内派别捧为一贯正确。于是乎戏说文化大革命、戏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戏说毛泽东、戏说毛泽东思想、戏说28年的毛泽东时代，就成了1978年以后30多年的一股畸形文化、畸形意识、畸形政治了。这是中国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结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丑瓜、臭瓜，一个让人望而呕吐的脏瓜。

通过以上七个阶段的历史回顾，足以看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和中国20世纪中期以来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上毛主席带领全党同党内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一次左倾冒险主义的较量密切相关，它也是这个理论产生的主要根源和基础。

二、揭开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推理秘密：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等于文化大革命不等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更不等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三个党内派别搞的极端化，这如同改革开放理论不等于改革开放时期，更不等于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买官卖官，不等于行贿受贿不等于贪污腐化、堕落、吸毒、官商勾结、官黑勾结等等是一样的道理。

众所周知，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从延安时期特别是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产生以来，它的本质思想从来就是把革命的对象、目标锁定在共产党内，就是锁定在共产党内掌握权力脱离人民群众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那些人们，毛主席恪守这个理念和准则从来都没有动摇过。近些年来，我在基层搞社会调查与一些老工人、老农民、老干部谈及此事时，他们都有自己的理解。用老百姓的话说，毛主席就是担心当官的人变坏了不走正道，所以让全国老百姓瞪起眼来，替共产党看着他们、批评、帮助他们，实在死不悔改的少数人当然就要打倒了。老百姓也直截了当地说：这几十年从上面到下面出了那么多贪官、黑官，让老百姓恨死了，气死了，现在所有让毛主席担心出的事都出了，谁能说毛主席说错了呢？每次听到普通百姓这些话，都让我的心灵受到激烈撞击。由于所持的阶级立场尖锐对立，人民的立场总是无比鲜明和坚定，而那些歪嘴干部、歪嘴知识分子们出于小集团利益、特权阶层利益、私人利益，30多年来一直站在丑化、诋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立场上。这些歪嘴干部、歪嘴知识分子们为了充分证明他们的歪理邪说是正确的，便玩起了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法，他们把毛主席三次反对并纠正党内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历史歪曲成毛主席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搞左倾冒险主义，他们把文化革命中党内出现的三个派别搞的那些极端化行为都分析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干出的坏事情，而把毛主席反对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反对逼供信、反对打砸抢等方面的论述弃之一边。这种歪理邪说的另外一个意图，就是把党内三个派别搞的极端化行为等同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样就为全盘否定毛主席、全盘否定继续革命理论、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铺平了道路。需要郑重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宝库中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种分析问题的指导理论的。

如果用歪嘴干部、歪嘴知识分子们丑化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推理法，那么同样就可以得出：改革开放理论就可以等于改革开放时期，就也可以=买官卖官=行贿受贿=贪污腐化=吸毒、坠落了。在长达30多年的中国理论殿堂上，不知有多少轻浮之人像蹩脚的相声演员一样在那里试图以大师的身份“解读”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由于解读的始祖人从一开始就怀了极端的个人成见，因此，随着能吹善捧的歪嘴精英们的加盟“解读”，他们的歪理邪说便越来越“深化”、越来越“创新”、越来越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了。当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他们认为批倒批臭了的时候，原本与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共戴天的买官卖官、行贿受贿、贪污腐化、吸毒嫖娼、黑恶社会势力就公开招摇过市了，而且像买官卖官、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等还成了党政机关和其他所有权力运行的钢铁般的潜规则。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股势力所永远不能与之比拟的一种恶作为，它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年复一年，经久不息，无疑在世界社会政治历史的演绎进程中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反文明社会的岁月拷贝。这份岁月时光拷贝对现实中国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此其一：它告诉人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生和升华，决不是毛主席一时的闪念和冲动，而是执政的共产党在前进的征途上露出了蹩脚、叛逆和罪恶踪迹时人民领袖不得不发出的革命动员令。此其二：当这个伟大理论遭受历史凌辱之时，历史也随即形影不离地作出了如实的报应，在30多年讨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闹剧中，滥用职权、官商勾结、官黑勾结、钱权交易的惊人之举，便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在国家存在公共权力的任何领域里，那些咒骂批判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中的一批人们，纷纷跌落下马。当然，这也是上司力图死保、但终因马脚露得太多，却无力再保罢了。谁能说出这三十多年里有多少国家领导人入了这个邪道？又有多少中央委员入了这个邪道？还有多少省、部、军级领导干部入了这个邪道？还有多少司级、局级、厅级、处级、县级、科级、村级干部入了这个邪道？毛主席、周总理去世前苦苦想方设法要避开的残景，居然在他们去世后的三十年里以活灵活现的方式与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唱了对台戏。这件事从反面告诉国人：站在小集团利益的立场上，以个人政治利益判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做法，肯定就经不住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这个考验了。

三、“党内出现走资派”的判断或概括———附和列宁关于“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 最高限度的通俗化”的教导。

新中国成立后，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出现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是不依任何主观意志可转移的客观事实，在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人民政府的毛泽东时代，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并举的措施把腐败、堕落的丑恶现象控制到了最小的限度内，为人民服务成为国人上下一致的理念，社会上下进步成为国魂，当今滥用职权、买官卖官、官商勾结、官黑勾结、钱权交易的潜规则，在毛泽东时代是难以存在发展的，这也是至今没有任何偏见的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由衷地对毛泽东时代向往它、眷恋它的主要原因。邓小平1985年也曾幻想提出争取用5年的时间使党风社会风气恢复到毛泽东时代那个理想的状态的。胡耀邦更实际一点，他在1986年提出争取用10年时间重新恢复到毛泽东时代那个状态的。然而，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转变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关键点，因此大话、套话、所谓的创新的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而那些被广大人民群众疾恶如仇的社会潜规则却一如既往的天天在、月月在、年年在，前腐后继已成为中国社会很正常的景色，对此老百姓们年复一年的只有失望和无奈，以德治国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已经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点。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有若干要点，诸如：警惕党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用对立统一的规律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要斗私批修、要立新功、要谦虚和谨慎、要发扬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的作风、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要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要广泛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等等，而这诸多要点之中最为重要的则是警惕党内产生走资派的论述。而恰恰这个主要问题在1978年以来被一些有成见的人们挞伐了三十多年之久。

1964年及以后，毛主席把1959年11月他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讲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论述，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他把凡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抵触的一切东西，在意识形态的分类上都列入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他认为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1964年他在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时，就明白指出：什么是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把修正主义理解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他特别警惕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出修正主义。作为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提出来，有着惊人的预见，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毛主席是把矛盾论述到了最光辉水平的人，这已为七十多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资本主义学者所公认的。毛主席坚持认为，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能否得逞，最后还是决定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那些方方面面的黑暗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产党特别是它的领导层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1964年1月5日他在会见日共的一位政治局委员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毛主席也毫不回避的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办法一定能够防止出修正主义。”“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

需要指出的是，毛主席1964年1月提出的这个预见，仅仅过了二十五年即1989年东欧剧变这个带有世界性意义的社会实践便检验了它的真理性、不可逾越性。又过了两年，1991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惊人创举，再一次戏剧性的、倾倒性的诠释了毛主席1964年1月提出的那个伟大英明的马克思主义预见，是何等的正确！东欧剧变与苏联从世界政治版图上消失，这个沉痛的代价从国际共运史上证明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大国际指导意义，特别是这个理论中关于警惕党内产生走资派的伟大论述，是何等的前瞻和准确！历史的演变就这样以毫不拖泥带水的大溃败和大倒退告诉了全世界，试问：世界上谁能不佩服提前二十五年、二十七年就做出了会出现这个惨景的伟大马克思主义预言家毛泽东主席？1964年以后，毛主席曾在多个场合和多次会议以及若干文件中多次强调：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就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所以他在晚年特别强调：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从中央到地方，必须掌握在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让人悲哀的是，在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大溃败的前五年和七年，中国那些号称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歪嘴高级干部、歪嘴理论精英们，还在卖力地批判和咒骂毛主席的理论是脱离实际的“左倾理论”，甚至戏弄和嘲笑毛主席关于苏联会出修正主义的预言是“杞人忧天倾”。他们还按捺不住地吹捧戈尔巴乔夫，拥护戈尔巴乔夫，多版次地出版戈氏著作。但历史的巨型鞭子总是毫不犹豫地抽打了那些高级干部、理论精英们的臭嘴巴，这些人脸皮太厚，却一直不承认自己的修正主义恶劣行径罢了。所以我在三年前写的那篇《万古警醒的伟大祖训》一文中曾把这些人比作为“如同中国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一样”毒害中国人，确实一点也不过分的。

当然，国际共运在20世纪末出现的这场大溃败，中国那些号称能够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歪嘴高干、歪嘴理论精英们，是永远都不会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去认识这个巨大历史事件的。因为他们是自我标榜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不是靠自我标榜就能赢得人民信任的。正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全盘否定和攻击，三十多年来党内才出现了建党、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各级贪官和污吏，其恶劣程度之甚，数量之众，持续时间之长被写进了中国历史，一个在毛泽东时代被广大劳动人民拥戴的共产党，居然在毛主席、周总理去世以后的三十多年里被逆转历史的一部分超人们充其进了那么多污泥浊水，以至于连邓小平自己在1989年5月31日与李鹏、姚依林谈话时也不得不承认：“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对腐败分子往往下不了手”这正是丢弃、批判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生动写照。而顺此产生的党内污泥浊水，恰好证实了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人类历史上存在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而制造这个报应的正是那些号称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恶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歪嘴高级干部、歪嘴理论精英们。不管他们怎样狡辩、凭借权力称霸和恶搞，有一天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个结果是无论如何也甩不掉的了，只是时间而已。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认为他是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总书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们如出一辙，至死也不会承认早就是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这是一点也不稀奇的事了。我在2009年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年会研讨会上提交的《要历史地看待历史》的论文中说到：“事实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他们迷惑人民的伎俩都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没有太多的国别差别，那就是：（1）举起“改革”的旗子作掩护；（2）抓住无产阶级经典领袖人物的“过失”不放；（特别大反特反他们的“个人崇拜”）；（3）大肆利用“精英”和媒体肉麻吹捧自己的“主义”；（4）极力贬低和淡化经典领袖人物的历史地位；（5）甩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6）悄悄推行私有化步伐。不管国外国内现代走资派如何装点自己，而这六个步骤或措施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与国外共产党内的走资派是有两点重要区别的：其一、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并不希望中国走目前世界上真正具有资本主义法治文明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一个法制健全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没有那么多条件让他们可以程度之恶劣、数量之众、持续时间之长这样前腐后继地存在三十多年的常盛状态的。毛主席在四十六年前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称谓，是从世界整体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宏观上的意识形态分类的角度提出来的，是从大的“一球两制”的整体现实状况提出来的。毛主席、周总理去世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内走资派，他们在实践上显示了他们所追求的社会制度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处于剥削地位的那些阶级所向往的制度。所以2008年我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年会主办的毛泽东思想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万古警醒的伟大祖训》一文中，曾直接地提出：“如果有些人始终不能接受‘走资派’这个称号的话，那么把它换成‘走剥削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就该满意了吧！可以简称‘走剥派’”。

其二：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不同于外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又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口头上绝不直接说出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中国党内的这些走资派们，他们心里最清楚：毛泽东思想在漫长的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培育成长起来的几代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要想彻底肃清这个伟大思想在革命人民中的伟大影响是需要较长时间去淡化和削弱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们采取卑劣的韬光养晦手法，以屈求伸的理念指导他们步步为营，得寸进尺地削弱和蚕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指导思想中的地位。“打左灯，向右拐”，正是亿万中国人民乃至海外各国友人对中国党内走资派三十多年来政治脸谱的准确勾画。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什么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经济，对于中国的党内走资派来讲，这些统统都是招牌而已。

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中提出的“党内走资派”的称谓，是对这个理论的画龙点睛，它也符合伟大列宁提出的“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的”教导，以毛主席、周总理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们心里清楚，全体国人心里清楚，共产党人拥戴它，全体国人拥戴它，只有党内走资派从一开始就惧怕它、反对它、仇恨它，只要有时机可逞他们就必然会全盘否定它。这就是与工人阶级立场背道所使然。

四、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建设高势位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国家意识形态不是自发产生的，在工人阶级执政党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我们说的高势位，就是指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有更大的势能和位能，它的存在和运行无论对工人阶级执政党和全体国民的凝聚力、辐射力、影响力、渗透力以及征服力、威慑力都是无可比拟的。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绝不是随心所欲的理念，而是继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先后产生的十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东方大国中国诞生社会主义国家后，在社会生活运转的历程中执政党的内部所暴露出来的反社会进步倾向，而引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警觉并在克服党内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和首次左倾冒险主义的较量中逐步总结升华出来的科学理论。尽管有些人三十多年来严格封锁毛主席1949年以后的大批珍贵文献资料，特别是封锁他在克服党内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和首次左倾冒险主义过程中的若干重量级的文献。封锁者们心里明白，一旦这些文献让人民掌握和熟知，封锁者们加在毛主席头上的那些莫须有的一切罪名的阴谋就会不攻自破。尽管如此，人们也还能从封锁状态中官方编出的一些书籍中，看出一些奥妙来。本文作者多年潜心研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加之今年又有机会初次粗读了《毛泽东传》，正是这些官方出的书籍为我的这篇拙文提供了部分查明有据的史料，仅从这些史料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毛主席提出的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的理论之所以应该是社会主义中国最高势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是因为这个理论的本质是保证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性、先进性、人民性。这个国家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人民性，为国家执政党和公民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的相互碰撞和交融更为剧烈和复杂，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只有从高势位建设，才能处于强势地位，才能有效抵制剥削阶级腐朽落后意识形态的侵蚀和影响。1989年和1991年国际共运有史以来的大溃败，中国20世纪80年代至今出现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腐败恶潮，无可辩驳地诠释了这个真理。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伟大理论，是涉及大量深层次的前无古人的理论问题，也是涉及大量前无古人的社会实践课题，1957年以后假若中共党内没有世人共知的三个大的反对派别对其恶性干扰的话，这个理论对国际共运以及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无疑是相当惊人的了。

由于认识和总结毛主席这个理论，在中国遇上异化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潮，因而这个理论30多年受到了这种思潮的贬低、批判、挞伐，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它的面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向人们展示着它的艰难步伐。毛主席一生致力于为劳苦大众争取政治上当家做主的权利，为广大人民群众争取经济上翻身解放、消灭剥削、享受幸福的权利。在他一生看来，社会发展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65年前他告诫和要求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及其所有成员：“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在全国执政后他又马不停蹄的提出了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在晚年达到成熟，他的这个理论贡献，是20世纪中期以后至今乃至再过几个世纪之内，在世界社会主义范围内，都是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真正代表、里程碑标志。工人阶级执政党能否有觉悟认识到这个理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也就是这个党有没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试金石。凡是没有看准什么是社会进步这个标星，凡是不愿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决裂的人们，也就是眷恋贪污、腐化、堕落，眷恋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眷恋小集团、特权阶层利益的人们，都会上下左右自觉地结成一个总同盟，都会不遗余力地贬低、丑化、批判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是在当今中国建设高势位的国家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巨大社会压力，历史的碰撞必然会有相应的结果出现，要么在碰撞中前进，要么在碰撞中倒退。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多年内无论是国际共运还是中国自身，都在争论什么是进步社会的目标上，在实践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的黑云滚滚，让历史、让人们更清楚地找到了历史的答案：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座永远照亮社会主义进步发展的永不熄灭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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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而又沉重的卷后语

本文作者在1981年以后，也曾一度轻信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全盘否定，之后仅仅过了四、五年举国上下却开始出现了毛泽东时代劳动人民极为痛恨的各种污泥浊水，而且这股浊浪气势汹汹，终于在1989年春夏之交有觉悟的热血青年们喊出了“惩治腐败”、“惩治官倒”的时代强音。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次社会进步的脚步却被停了下来，之后一直到今天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中究竟有多少人在反社会主义的邪道上干尽了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买官、卖官、欺男、霸女的勾当，这是13亿中国人中99%的人谁也回答不出来的数字。致命的社会政治退步，迫使国人冷静思考。作为国人中的我，事实上从1985年开始就抛弃了我曾也一度轻信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盘否定的理念了。

为了使自己的怀疑找到理性和科学的依据，我从1985年就潜心关注对毛主席这个光辉理论形成的研究，并特别关注从1957年到1966年这九年间党内两种思想（即主张党内批评、自我批评以及欢迎人民群众对党和领导干部的批评与仅仅在表面和口头上承认党内批评、自我批评以及欢迎人民群众对党和领导干部的批评，却在实践上一直站在同正确主张搞对立的错误立场）的尖锐较量上。为了满足“有的人”为掩盖历史真相、达到推卸历史责任的目的，官方机构在先后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后改出《毛泽东文集》，以及晚于国外20余年不得不出版的《毛泽东传》中，都把一些相关真实的重要历史记录抛弃了、回避了。即便如此，我在读这些史料的时候却还能豁然发现：原来制造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人们就是“有的人”、1958年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鼓吹高指标搞左倾冒险主义的是“有的人”、1964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农村20%以上的农民打成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是“有的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把敢于批评领导干部的人民群众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是“有的人”。这九年中紧密相连的党内这两种思想的较量，无一不反映出恰恰是党内“有的人”自始至终都是站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左倾冒险主义的立场上，但“有的人”却竟然把这顶历史帽子在毛主席永远缺席的情况下，反扣在毛主席头上，而且大言不惭地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永远的正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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