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甫：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2)

历史希望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能从毛主席在1961年3月13日写给中央五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信中感悟出毛主席纠正左倾冒险主义的难度，而这个难度的关键就在于高级干部中有些人不愿否定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似乎一旦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就否定了自己的工作，正是这个私心杂念的恶魔而维护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至于不顾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不管带有何种个人偏见的人们，你也很难得出一个结论说这其中的一些人站在毛主席的对立面就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吧？翻过来说，这些维护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和错误的高级领导者们，肯定是没有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根本没有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的，又有谁能够驳倒这个结论呢？不容置疑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胜利诞生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最艰巨、最困难的目标对象就是共产党内部那些维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高级干部们。毫无疑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断向成熟的方向发展，也是与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艰难地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及以“共产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长达三年的艰难交锋密不可分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上，毛主席对危害革命事业的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历来都是认真对待的，即使涉及到个人受害和冤枉也从来不与错误思潮妥协的。当他领略了纠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及以“共产风”为代表的“五风”的艰难历程后，他才把党内思想斗争的矛头锁定在党的各级领导层上，特别是高干领导层面上。1962年1月在他和中央及省部级干部交流思想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决定中共中央召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人数达7千之多，故也称“七千人大会”。1月30日他在会议上做了较长时间的发言，共讲了六点，官方只向公众摘要公布了部分内容，但从这点摘要中也能看出毛主席对三年来党内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毛病得不到根本解决而忧心忡忡。他在讲民主集中制问题时指出：“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工作而不能调到别的地方去呢？”他严肃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毛主席在讲到党内存在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要吃亏的。”他还指出：“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四十八年前，毛主席画龙点睛的这些谆谆教导，在1978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那些毛主席担心党内会产生的各种垃圾却从中央到地方无一例外的都出现了，此情此景让中国人发呆，让世界人摇头。谁能说毛主席锁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对象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谁能说这个目标的锁定是脱离了中国、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为了维护特权阶层的个人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为了不让人们触动这些特权阶层犯下的左倾盲动主义污秽，那么明目张胆地全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对象，也就是这些人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了。

第六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阶级斗争扩大化极左思潮的第二次出现，第四次从实践上印证了毛主席锁定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目标对象的准确性。

1978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间，有话语权和出镜权的一些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代表官方在讲中共党内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问题时，是用回避历史、掩盖历史、耍政客手段的办法，把真正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那些人的帽子，武断地扣在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毛主席头上。这是毛主席1976年9月9日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之后，在没有任何争辩权的历史状况下所发生的，此举留给后人的历史深思当属凝重而严肃。

三十多年来，一些歪嘴和尚们在评说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时都要讲1962年从7.25至8.24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9.24至9.27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并认定在后者的会议上毛主席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恶论。

事实是：1962年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边陲发生了新疆问题、中印边界冲突，蒋介石反动派也趁机叫嚣反攻大陆。边境和沿海的动荡，也使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坏分子们蠢蠢欲动。而国内和党内对赫鲁晓夫提出的以“全民党”、“全民国家”、“三无世界”、“无产阶级专政过时”等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也有迷惑和不解。这样一种国际国内形势下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尽管会议的中心主要是起草和讨论二十多个文件，但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同志绝不会对当时影响国内、党内的那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置之不理的。所以在会议进行到第13天即8月6日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毛主席讲了阶级斗争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让大家讨论。四十八年过去了，即使今天把毛主席讲的三个问题的讲话全部公诸于众，只要不是别有用心的话，那么任何人也是难以挑出毛病的。例如关于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的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了”、“全民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显然毛主席关于对阶级问题的关注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很及时的。因此三天后的8月9日及以后的几天内由22人组成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看法，全体成员看法完全一致。从罗瑞卿、李井泉、谢富治、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的发言中可以得到历史的确认。

8月20日在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上，毛主席又联系共运史讲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他之所以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担心怕共产党人去掉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精髓问题会闹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所以他语重心长地说：“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劲了。”但是20世纪的后二十年和21世纪至今的一些歪嘴和尚们却非要把毛主席的这些珍贵教导拉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上去进行批判、贬低和戏说，这实在是让历史流泪的无知、莽撞、庸俗、低级和无赖了。那就更不用说毛主席在一个多月后的9月24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那次讲话受到更惨的礼遇了，因为毛主席对8月6日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个问题又进行了较系统的阐述。其中在讲阶级时他语重心长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明明是为了告诫国人和领导干部不要丢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而讲的这样的一段话，至今30多年却成了中国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中的那些歪嘴和尚们讥笑、嘲弄毛主席的口头禅！他们在这种天天讥笑、嘲弄毛主席的闹剧中，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9月25日到27日八届十中全会的最后三天的会议中，所有文件一致通过。而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相继又有董必武、薄一波、朱德、柯庆施、刘澜涛、彭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先后发言，没有任何人有相反意见。所以会后公布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对这个问题也有一段440字的概括论述：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主义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轨道，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潮倾向。”

应该说这是一段很精彩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是集当时党的智慧而成。把这段论述放在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1978年以后至今的中国党内和社会所出现的黑恶势力、腐化堕落分子这样一个国际、国内背景下来看，更显出它的理论光辉和社会活力。四十八年前毛主席的论述，为世界和中国人民寻求他去世后东欧、苏联为什么会垮台、覆灭，为他与周总理去世后三十多年内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党内污泥浊水的泛滥，准备了最好的回答。然而就是这样的理论却至今仍被歪嘴和尚们穷追猛打、武断地辱骂为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理论”。

那么，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真正在中国共产党内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事情有没有呢？回答是肯定的。而这个扩大化和绝对化就是发生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从1963年11月开始至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毛主席反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不相信95%的群众和95%的干部那种派工作队搞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的办法。1965年1月3日晚，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批评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做法。他说：“你一个新城县，28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28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毛主席对刘少奇这种集中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把广大群众和干部抛在一边的做法是强烈不满的，这也是他多次和一贯强调的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的基本原则所不允许的。须知，刘少奇的做法，是按他的夫人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蹲出的“桃园经验”做的。刘少奇对这个“桃园经验”是高度重视的，所以在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对这个“桃园经验”拟了一个批语，说它“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并在这天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

二是毛主席反对社教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极左做法。在1964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对农村掌权者犯错误以及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时指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他当时是比照土改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反对打击面过宽的势头。毛主席开诚布公地说：“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几，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要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他认为，“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事实上在社教运动中必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一直是毛主席特别坚持和恪守的原则，早在1963年5月12日召开的杭州会议上他就对中央局的同志们讲：“对于95%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这也就是他曾比喻和说过的：搞社教多数人是洗温水澡。

由于刘少奇通过王光美搞出的“桃园经验”是个极左的东西，所以毛主席在1965年1月5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有针对性地说：“现在，有些人好象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也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他对社教运动中抛开95%以上的干部、抛开95%以上的群众这种极端的做法，并且是被中央一线高层领导者所认可的“经验”而在全国推广，焦虑不安和忧心忡忡使毛主席只能在会上不厌其烦地表示自己的反对态度。在这天的会议上他最后又强调：“不要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28万人，总要依靠20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那个《历史决议》中之所以在第17节中必须有一句话要讲，即“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就是因为刘少奇等人在社教运动中的极‘左’思潮是被载入史册的，而且毛主席在纠正刘少奇这个极左错误的过程中是费尽心血，甚至是为此动过肝火的。而值得指出的是，毛主席强调团结两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反对打击一大片的思想与他同时强调“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中心问题是整党”，“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指导思想，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1965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与刘少奇的分歧就明朗化了。这个明朗化表明：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到19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及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再到社教运动中打击一大片的极左思潮，是一脉相承的。而毛主席在纠正这些极左思潮中处以公心与他人交锋，也是历历在目的。但是1978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间，由于按某个人的政治态度作为评论历史的唯一标准一直成为官方意识在作怪，所以至今仍不能让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国人和世人面前出现。原来1978年那次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两个凡是”的长期批判，只是适用特殊人，达到特殊目的一次政治活动而已！权力真理观在1978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的充分表演，让人们看清了对“两个凡是”批判的实用主义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两回事。这也正如毛主席在四十五年前1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他们的一样：“现在，有些人好象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四十五年前毛主席对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人进行的批评，1978年以后社会实践的三十多年检验，又让国人看到那些被批评的人们的确是些口头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官僚主义者、自私自利者。因此，这些人以及追随这些人的那些笔杆子们，是绝不会允许不利于他们自己的那些历史事实出现在《毛泽东文集》里、《毛泽东传》里、《历史决议》里、各种书籍里、各种文件里以及电影、电视剧里等等。这种文化封锁还真是管用的，因为他可以让不明真相的人们坚信毛主席是一贯的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人，而抵触毛主席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那些人却可以被打扮成是一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人信仰那个“假的喊一百遍就成真的”哲理，所以三十多年间一批御用的文人们就声嘶力竭地喊、且是不怕疲劳的坚持下来了。

在1963年11月到1965年进行中的社教运动表现出来的左倾错误以及毛主席在纠左中遇到的阻力之大，自然使毛主席更进一步觉察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大阻力来自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而高层领导机关中的领导人所持有的个人偏见和错误，纠正起来更是十分艰难的。因而更加坚定了他关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派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信念，而且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方法进行下去。

第七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阶级斗争扩大化极左思潮的第三次出现，第五次从实践上印证了毛主席锁定工人阶级执政党继续革命目标对象的准确性。

1965年元旦过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尽管最后通过了《二十三条》，但是毛主席对党中央一线主要领导者在社教中的极左做法的批评和纠正是否有效，还要在实践中拭目以待。

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使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一些干部脱离群众、甚至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严肃和沉重。事实上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些中央局的第一书记们的发言已经预示了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如12月16日到19日三天中的每天下午全体会议的发言中，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就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328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149个，占总数的45.6%。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主席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华北局的第一书记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72人中有问题的38人。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在会前给中央写了报告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也认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1月15日，毛主席还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写给薄一波的长达一万六千字的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

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不少人在讲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时，是根本不顾这个情况的，似乎没有那个情况一样。因而对毛主席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念的评论完全是一派局外人的轻浮之言。但是，即使形势那样凝重，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只是反复讲要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应对。因而在社教运动中始终坚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共产党的指引下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犯了错误的人本来就是少数的人，而且还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工作。但是要特别警惕那个极少数的当权派——即党内走资派，因为他们处于重要位置，会对革命事业造成较大的危害。因而反复强调这个运动的重点问题，但也决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政策。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理念，但是众所周知，在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由于毛主席几次发言对刘少奇等社教中所犯极左错误的批评以及对运动的重点对象的确定，刘少奇等是有抵触情绪的，尽管在1月13日下午刘少奇也召集过一个17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但是从实质上认识社教中所犯极左错误的问题并没有到位。所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委员长、贺龙元帅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主席。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也真的主动找毛主席谈过话，作了些自我批评。但是，从心灵上说，一个高层领导者受到别人的批评，也许就是精神上的一种挑战，也许就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接受或改正的。1965年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公布以后，因为这个文件的第23条规定：上述各条，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应该说社教运动已在全国铺开了。

勿庸避讳的是，在1966年当全国城市和乡村的四清运动纳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时候，原先在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不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不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思潮又旧病复发再度出现，而且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扮演者们，仍是原班人马。这次扩大化的出现，非同凡响，它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引发的连锁反应，特别是集中唤起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另外几个宗派的争相表现，给以毛主席、周总理为代表的党和人民政府带来了繁重的工作和巨大压力，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在毛主席、周总理生前之所以没有在全国隆重宣布它的结束，其源盖出于这个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趁此而争相表演的党内几大宗派的恶性发作。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不仅对文化大革命有着致命的影响，而且更由于特殊的条件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那些扩大化的制造者们为突显他们一贯正确而不允许把这个劣迹显现在《历史决议》之中的做法得逞了。因此其影响就不仅是过去、现在，它也影响到将来。而对这个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思潮的研究，也是1978年以后有出镜权、话语权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们绝不允许任何人去研究的东西。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至今不能科学研究和科学对待文化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致命障碍。本文作者思索了三十多年，总觉得这种式样的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背道而驰的。因之，在我进入七旬之列时，说说我的世界观。借以留给21世纪甚至21世纪之后的若干世纪里所有对这段历史有责任感的任何一位有志者，让他们去评说、印证、研究。历史过去了，但历史却是世间永远存在和永远有活力的元素，任何人为了私欲对其进行格外打扮或掩盖都是徒劳的。

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中共党内的第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事情是这样的：

1966年5月4日至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其中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标志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们，按照“二十三条”第五条工作方法中的规定：“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便放开胆子给不同的上级领导机关或领导者提意见，不少人继续沿用从延安时期以及五十年代以来的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也是毛主席希望自下而上地把群众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以及不同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们思想、政治、工作、生活中的那些不符合人民要求的“黑暗面”，进而予以改革或纠正所需要。为了使文化大革命能这样发展，毛主席1966年6月1日在杭州看到了《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便把他对这张大字报的看法写了批示，认为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便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上付诸实施了。显然，这个举措的示范效应是很大的，北京各类学校、各类机关以及全国各地的各类学校、各类机关都开始用大字报的形式表示自己对不同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各种言行的看法。对于各级领导与机关受冲击这种局面，北京市委认为不好，便于6月3日开始往北京大学等各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同一天，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教育部下发文件同意这种做法。这些工作组中有的甚至接管了学校的党委，这是极少数的，而多数则是站在校领导的一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单位来讲，凡是有敢于提意见的，就会有另一方站在领导的方面为领导辩护的，后者的人数尽管少一些，但底气却是很足的。我的一位亲戚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所高校某个系里的总支书记，去年仲夏的一天到我家探亲，期间在聊到文革中的两派时他直言说：“保守派都是支持我们的，他们中的党员是我们发展的，有些是准备以后发展的培养对象，要不是碰上文革，以后陆续都会入党的。”他还毫无回避地对我说：“那个时代，大学生一入校，根据档案里介绍中学时的表现，就提前把他们谁在哪一年入党的顺序排列好了。因此，文革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些人便牢牢地站在了我们这一边，并通过他们团结了一批学生。”亲戚在34年后谈起文革时说的这番话，是有普遍性的。

由于工作组绝大部分是站在学校领导一边，因而保守这一派的群众对于敢于提意见造反那一派的群众也是不放在眼里的，并且协同工作组和校领导整理了造反派的一些材料。不少工作组、校领导也就真的把不少造反派中的教师、学生打成了“伪左派”、“真右派”，有的甚至被开除了党籍和团籍。仅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统计，工作组伙同校系两级党组织在很短的几十天内，就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有不少人一直在撰写某些“红卫兵领袖”人物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你会看到这些人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是多么简单和容易。如在清华大学那年秋天马上就要读大四的学生蒯大富，就是因为一开始是给老师们写了一些批判的大字报，后来就升级给系主任写了大字报，再往后是给学校领导贴了大字报，最后工作组驻校他们又给工作组写了大字报。这种对立，按说也不可怕，毕竟不是杀人、放火和投毒，按“二十三条”中第五条关于“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的规定，也不应该将蒯大富列入文化大革命被整对象的。但蒯大富能言善辩，根本不理工作组那一套，双方僵持不下。于是工作组用权力咬定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了右派学生，蒯大富不但用绝食的方法抗议，还曾跑到清华火车站，用卧轨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工作组也没因此而退缩，工作组决不原谅迁就蒯大富写的驱赶工作组的大字报这个错误。6月末的一天，在驻清华大学工作组、校党委共同研究，由校共青团组织最终做出了开除其团籍的决定。蒯大富当场抗议，表示即便坐监狱也不怕。为了防止意外，工作组决定单独关押蒯大富一段时间。事实上这种处理办法，已经比九年前反右派扩大化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本文在前面曾叙述过，1957年反右派时，毛主席担心反右扩大化而在这一年8月1日为中央起草下发的指示中曾严肃指出：“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后来当毛主席发现出了反右扩大化的时候，便又在10月15日敦促中央发出了《划分右派标准》的通知。但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各级领导包括刘、邓及其派出的工作组都把9年前以及两年前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毛主席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事情全忘光了，他们甚至公开提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所以像蒯大富等那样的人们竟然敢于给工作组、校系两级党组织提意见写大字报，那么其灭顶之灾是怎么也不能够逃脱得了的了。

这种轻易就把敢于说话、敢于给上司提些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做法，又让人马上回想起一年半前即1964年12月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就社教运动中工作队（组）的工作态度说的那些话，原来在不少高级干部那里是被置若罔闻的。当时制定的“十七条”中的第十六条规定：“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讲完。”毛主席担心运动中工作队疏忽这一条，所以他不止一次在会上讲这一条。他说：“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批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好话要听，这不成问题，好话是爱听的，问题就是坏话。”“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得正确，当然要听。讲错了呢？你也得听下去。他批评你批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自己本身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那就没有问题，责任在那个批评者嘛。那你也不爱听？批评正确的要爱听。自己正确，人家批评的错了的，那更好听嘛。”仅过一个周后的1965年1月5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当毛主席反对社教中工作队抛开干部、群众这个多数人而搞神秘化秘密串连、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的极左政策时，他也尖锐指出：“现在，有好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为什么刚刚过去一年，就把党中央制定的文件和毛主席三番五次强调的话忘得干干净净了呢？这件事告诉人们：只要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而仅是在口头上认识到了是靠不住的，一到关键时候就一定会露出马脚来的。这件事也告诉人们从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到1958年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鼓吹高指标、瞎指标的左倾冒险主义、到1964年第二次阶级斗争扩大化使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打击、再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五十天内把那么多学生、教师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九年内左倾机会主义者们连续搞了三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事实，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时期纠正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艰巨性。毛主席正是在同这些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人们的交锋中最终把继续革命的目标对象锁定在党内那些拒绝人民群众对其进行批评、帮助、改正错误的领导者们。

当然毛主席不会容忍工作组动不动就把敢于给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进行批评的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这种状态继续下去的。7月18日毛主席结束了在外地半年多的活动回到北京。在他经过一番听取汇报、翻阅了相关简报以及召集中央各大区第一书记开会之后，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29日在人民大会党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李雪峰宣读了这个《决定》。之后，全国也都这样结束了工作组的使命。

在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为了克服文革初期刘、邓派工作组将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极左思潮，“十六条”中的第七条有针对性的规定：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 “反革命”。这一条款中明确指出：“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强调“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投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所有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去处理。”

由于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在围绕派工作组出现镇压群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此前作出撤销工作组、会议制定的“十六条”等这些问题上，是有较大分歧的。在8月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批评很直接：“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的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由于刘少奇根本没有认识到抓那么多右派、反革命是犯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错误，便毫不示弱地用意气与毛主席对峙：“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这种气氛的出现，使毛主席看到了高层的司令部里出现的问题是没有必要再掩盖的了。于是8月5日毛主席便写下了只有205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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