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扬：继续革命放谈（中）

继续革命放谈：“进一步解放思想”下的“禁区”

与“敏感词”（中）

——走资派、汉奸、卖国贼、反动学术权威

党内究竟存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

为什么？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谁承认不承认或故弄玄虚的问题，而是客观存在。好比自然界里有白天就有黑夜、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英雄主义也有投降主义；便是在长征的途中，同是共产党人的张国焘不是还另立中央吗？如果党内没有走资本主义的言行与人物，都是一心奔社会主义的，那不等于是说：只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人就进入了红色保险箱，就与共产党同心同德了？！那么，改革开放后大量出现的被清查、惩办或外逃的贪官（之前可都是当权派！）他们难道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人会贪赃枉法？!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在《毛泽东：历史上第一个与“官国”传统决裂的人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文中指出： 在新的历史时期，勿庸讳言，我们的干部队伍出现了诸多令人堪忧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失去了理想信念，疯狂地走上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择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罪恶道路。有的利用手中特权贪污受贿，盗窃国库，榨取人民血汗，聚集大量财富；有的则官商勾结，权力投资，为谋取不义之财，视工人生命如草芥，成为新的吸血鬼；有的纵容家属经商，利用特权一夜暴富，自己却作秀清廉公正，欺骗公众；有的以末日心态大量掠取财富，在国外营造销金窟，怀揣多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有的活像封建时代官吏，戴了乌纱还嫌小，着了红袍想紫袍，跑官买官，卖官鬻爵，时刻计算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准备大捞一把；有的为保住金交椅，守住特权，竟烧香拜佛，弄神作鬼，乞灵风水，迷信忌讳，修祖坟，建祠堂，封建霉味十足；等等，不一而足。中央虽三令五申，严加惩治，但这样的人仍前仆后继，揭出的事实触目惊心，叹为观止。那些极端的腐败分子，是社会主义的蛀虫，是和平时期党的事业的背叛者。写至此，深感毛泽东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是值得我们高度警觉的。——请问：这其中，这些“冒号”们有哪一点是属于干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行为？

谢觉哉说：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

查出陈希同案后，朱鎔基极为震怒：“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江泽民则称：“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该杀的坚决杀，决不手软。”

赵紫阳通过对看望他的亲信发表谈话并传播出去的方式，继续发号施令时说过：“土地永佃制、承包制，九百九十九年都不要变”(第369页)。某人紧跟说：“****承包制，30年不变，50年不变，永远不变。”（《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香港开放出版社，2007年1月）赵不是走资派！？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裁的、专制的党，不应该反对吗？”(中央党校教授杜光，《杜光文存》第11页) “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颠覆。”(囯防大学研究员辛子陵，《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 恨中国共产党、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与科学社会主义如此咬牙切齿的“权威”会是爱“社”派！？

安徽省蚌埠市政协原副主席、五河县原县委书记徐社新，在为官六年的时间里，就将五河县几乎所有乡镇和县直重要部门的“官帽”卖了个遍，令人瞠目结舌。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不仅受贿数额巨大还是重庆黑社会最大的“保护伞”，涉嫌包庇、纵容6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进行杀人、抢劫、绑架、故意伤害、组织容留卖淫、开设赌场、非法拘禁、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可以用1000万元的价格“运作”成功；头号毒贩可以以800万元的价格“买命”；数亿国有资产可以私相授受；重大工程招标可以暗箱操作。权贵网中的大官们动辄以百万为单位敛财，小官员们也极尽“吃拿卡要”之能事。——在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辞典里，有哪一条允许当权者如此无法无天？！

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以在十五大之前“吹风”的架式公开提出“不问姓社姓资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不问姓公姓私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如此，不问方向道路被说成是思想解放、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被当作改革也叫“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权威性，人民政府的合法性……还怎么体现？

“李锐骂毛主席没完没了”，原河北省委书记、省长老红军李尔重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我看原因只有两条，官做得不够大，没有像他希望得那么大。二是文革期间受了点委屈。他到郑州，被郑州的老同志质问得下不来台。他的话其实都是从个人恩怨出发。我一生坐过五次牢，三次坐国民党的牢，二次坐共产党的牢。要说委屈，我也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点错误都不犯。要推翻三座大山，受点个人委屈算什么。文化大革命出发点是好的，方法可能有问题。反修防修有什么错？党内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之险”；马克思早就说过：“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马克思还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可见，对金钱走火入魔、对资本顶礼膜拜、为资本“保驾护航”的主，天生就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

2010年5月23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2010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上讲到“严惩铁矿石采购过程中出现的'汉奸’。”不久，力拓间谍案及中国铁矿石谈判中的汉奸和内鬼浮出水面。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据媒体报道，自2002年以来，铁矿石价格一路狂飙，中方为此累计多支付7000亿元。如果不是因为国内潜伏的内鬼、汉奸，仅靠胡士泰等几个间谍，是不足以造成这么大的损失的。但是这么大的损失却还被业界称为冰山一角。　　

再看商务部郭京毅的案子。郭京毅作为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在立法和解释环节便故意给外资以漏洞，以便外资并购中国企业而从中大肆索贿受贿。前几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就暴露：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纽约大学的中国中心邀请某前中国文化高官演讲，不料此前高等文官口吐莲花讴歌林肯、华盛顿之余，终没忘记口吐白沫大骂毛泽东为秦始皇，老摩西忍无可忍，当场奚落道：老夫可以原谅您对林肯、华盛顿一窍不通，但不可原谅的是，您竟然忘了毛泽东就是您自己的华盛顿和林肯！勃然退场的老摩西还没忘了交代：演讲结束后绝不准用公款请此前高官吃饭。老摩西最近在写一部重读毛著的书。（《曼哈顿的秘密》作者：韩毓海，《天涯》2009年第三期）

奥巴马打破惯例，在出访前不接受出访国媒体采访，来华后又拒绝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访问申请，却单方面发出邀请要南方周末的人到国际俱乐部酒店专访他本人，并留下手书对南方周末表示鼓励肯定赞赏。

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在他《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一书中否定南京大屠杀，竟然胡编乱造说“东京法庭认定日军在1937年（昭和12年）攻打南京时杀害了中国民众20万以上。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表明，当时南京的人口只有20万，而且在日军攻占南京一个月后增加到了25万……绝不会是什么大屠杀！”结果不论人们如何叫板，他就是不敢公开那份所谓的“当时的资料”！有点常识的人不加思考都能发现他的鬼话漏洞——请问：在一个城市沦陷后一月竟会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是本地人特感“荣幸”急着超生，还是外地人都情愿一窝蜂去找死？！

当我们看到网络上关于政治汉奸、经济汉奸、文化汉奸、军事汉奸等等类似文章明火执仗篡改历史祸国殃民时，做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能泰然处之？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西方法治、自由、民主的推崇者，国内知名律师，此人曾在博客上发表一文《给不可能的孩子的信》，竟然厚颜无耻地宣称“爸爸耻于做个中国人，这是读过爸爸文章的人都知道的事情”—— 这样的教授、学者、官员究竟有多少？！

一个多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皮的“精英”，被《时代》周刊前北京分社社长霍尔尼克称为“具有善于妥协的外交天才。”“他敢于给予美国真正需要的东西。”

一些所谓的“主流精英”们长期来肆无忌惮地否定中国的一切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不管是毛泽东还是雷锋、黄继光、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不管是建立中国共产党还是建立新中国，不管是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自卫反击战；不管是“两弹一星”还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们一律冷嘲热讽，统统一笔勾销。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民族英雄们也个个在劫难逃——“岳飞倒下去，秦桧站起来”、“客观公正评价李鸿章、袁世凯和汪精卫”、“孔子不如章子怡”、 “中医是伪科学”、“专家建议重构中国形象标志，称龙在西方形象不好”… “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列车临停一分钟助日本旅客赶飞机并用警车护送”日方称：‘这在世界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做不到的’、外籍女子手链掉入电梯缝白云机场拆电梯寻找……这种自我丑化、自我矮化、自我妖魔化中国的一切的宣传教育加奴性几乎不绝于耳不空于目！

新华社《参考消息》的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日本首相菅直人达成共识，今后美日将主要在黄海、东海及南海进行合作；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明确告知日本外相前原诚司，钓鱼岛符合美日安保条约第五章，美日将联合保卫钓鱼岛；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更是直接宣布，如果中日在钓鱼岛发生冲突，美国将履行保卫日本义务，所谓履行保卫日本义务，就是立刻参战，对中国发起包括核打击在内的军事打击。

瓦文萨点燃了东欧剧变的导火索，瓦文萨首获诺奖；最早出来以不同政见者身份策应颜色革命的萨哈罗夫劳苦功高，萨哈罗夫即获诺奖；戈尔巴乔夫内部爆破弄垮了苏联，戈尔巴乔夫终获诺奖；达赖喇嘛分裂中国不遗余力，达赖喇嘛也获诺奖；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用文学语言精巧地妖魔化中国，高行健获诺奖；富一代热比娅新疆策动分裂闹事，热比娅获诺奖提名……还有像恶毒造谣中伤毛泽东的李锐袁腾飞、大放厥词的茅于轼张维迎、唯恐人民不倒霉的炎黄春秋、无冕的贪污分子南平、党校私有化专家、杀出血路攻坚派、购买垃圾债券救美国的冤大头等等“精英”，都可能在未来的哪年哪月哪一天大喜临门获此殊荣。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就颁给了叛国分子刘晓波，称其“注定要给赤色中国带来麻烦的中国人。你在20年前就发出了自由世界的最强音，‘中国应该搞300年殖民地’，你毫不犹豫地出让出生国的利益，持之以恒地以独创性的素材抨击中共政权，不管中国取得多么大的进步，你总是能成功地冒着法律危险，找到或自动生成羞辱他们的材料。你是一个优秀的十字军战士，亦是一个普世价值的践行者。今天中国已经获得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地位，您的工作对于促使中国人民币按照美国人的利益升值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重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完全违背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司马南：获奖的汉奸依然是汉奸》）

  著名军事评论员、解放军空军上校戴旭，接连出版了《盛世狼烟：一个空军上校的国防沉思录》、《海图腾—中国航母》、《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等书，年初，戴旭应邀赴深圳大学演讲称：美国欠中国8000亿美元国债不会还了—— 有一次，美国经济学家门蒂斯和我同时演讲，当时台下的人问他，门蒂斯先生，刚才戴先生说了，这８０００亿美元，你们肯定不会还我们了，你认为你们美国会怎么还？门蒂斯说：当初我们欠英国人的债，我们把他们打跑了；后来我们又欠荷兰人的债，我们也把他打跑了。我们当时欠的不过是８０００万美元，这８０００万和你们的８０００亿就是数字不同而已，别的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门蒂斯回答的。去年９月，奥巴马宣布对中国轮胎实施为期３年的惩罚性关税以后，有５５个国家在几天之内对我们进行反倾销起诉。一个美国人说的：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拉帮结派，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则对中国发起暴徒般的反击。

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说是创造了财富，而是创造了钱，当然还创造了债务，创造了透支未来的方式，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财富变成钱了。怎么变成钱了呢，他说我们通过四种方式把财富变成钱了：第一个是，我们把国有企业卖了就变成钱了。第二个是，我们通过卖土地就变成钱了。第三个是把个人和家庭，把他们的未来给卖了，又变成钱了，第四个是，把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当债券发售，把未来透支了，更变成钱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政协副主席池奎元称“中国改革发展付出了很高的成本”（2010.08.10.《中国社会科学报》）。事实是不是如此？人们只要逆向思维一番，就能得出结果：被我们念念不忘反复强调的GDP如扣除了原先的高积累、提取治理被污染环境的高成本、补偿对老一代创业者的欠帐、偿还巨额的内债外债、扣除超前消费或卖掉的不可再生资源价值、支付为恢复公务员之外原先曾享受的免费就医入学住房养老人群等等福利后再除去外资在华资本，还能剩下多少真金白银？！至于那 “带血的GDP”（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语）——国人更是痛心疾首……

 “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7月19日）利用外资逐渐演变成被外资利用——连股神巴菲特在提到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时都说：“他们（中国人）每日辛勤劳作生产产品给美国人用，而我们给他们一些纸片。当他们想用这些纸片，例如几年前来买优尼科石油公司的时候，却发现这纸片不能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指2005年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公司时，因遭美国方面阻挠而失败）。”（2009年5月3日巴菲特在记者招待会指责美国大发国债时的话）美国自来水公司归国防部直接领导，连美国私营公司都禁止进入，休提引进“外资”！……

某些学者在学术上失去了自己的脊梁骨，变得如同软体动物一般，只要人家给钱就会去做花瓶。已无公信力和社会责任感可言。中国的有些学者不是缺乏智慧，而是没有良心。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当年，假文凭“海归”现北大光华学院院长张维迎到处做“讲学”——“腐败有利于经济增长”、“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经理人员吃喝嫖赌也是索取剩余的一种形式。它有负面效应，但积极作用更多。”“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他在给一群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作报告的时候就说：“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这碗饭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了。”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自己承认他与他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每年都接受美国的福特基金会、美国国际民营企业中心以及Atlas基金会等的大量赞助，其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则大放厥词：“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有这样的“理论”撑着，腐败有了“理论武装”，从“见不得人”顿时变成了“理直气壮”，岂有不泛滥之理？

——他们用“经济人”、“理性人”等“理论”，把“个人利益最大化”、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等行为“论证”为天经地义的人类本性，既为党政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制造“理论根据”，帮他们扫除“心理障碍”，又为让全社会容忍腐败现象制造“舆论环境”。
   ——他们把社会价值观金钱化，煽起了金钱崇拜狂潮、物欲攀比狂潮。张维迎在《为“钱”正名》一文中宣布：“钱是社会的‘奖章’。”结果是社会上“笑贫不笑娼”、“不管合法非法，能捞才是好猫”成为“时髦”，奉公守法反成了“异类”；腐败才“正常”，不腐败反而被孤立。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在中国要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加速大型国营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斯蒂格里茨指出：《华盛顿共识》强加给拉美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政策建议，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产权神话是种危险的神话，它已经误导了许多处于过渡中的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私有化上。

世界银行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被郎咸平称为“中国经济学界唯一值得敬重的”的邹恒甫曾对南方人物周刊愤怒指出“現在很多經濟學家喜歡當資本家和暴發戶的走狗，記住一句英國諺語——每筆財富后面都隱藏著罪惡。”

电影《建国大业》导演韩三平——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没有的楞是无中生有，明明存在的硬给一笔勾销。

比如韩三平说：“蒋经国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候，是拿着冲锋枪跟德国人打过仗的，他是职业军人，跟那种大少爷完全不一样。他身上有许多应该是很优秀的东西，《建国大业》可以说是真实地表现了这种东西”。

实际呢？蒋经国1937年3月25日离开莫斯科回国，而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于1941年6月22日——1937年就回国的蒋经国根本就没有于1941年6月22日后又去苏联参加卫国战争，并拿着冲锋枪跟德国人打仗。苏联卫国战争时拿着冲锋枪跟德国人打过仗的中国人是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据记载，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安排到苏联学习。他开始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以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并担任某坦克连指导员。毛岸英的光荣历史，韩三平们硬给一笔勾销；蒋经国根本没干的事，韩三平们硬是无中生有地给人家安上——把毛岸英的事迹硬说成蒋经国的，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耻。

……

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早就说过：没有道德的人，学问与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

《2009年06月15日 青年周末　》在一篇采访记中提到：英国的传统观念看不起那些谈钱谈地位的人，不少人连“贵族”这个词都要回避，反对追求名牌、造星追星。

在韩国，很多富人都非常在乎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对社会的贡献。韩国人本身的特点就是，首先重视国家，然后再重视个人。   在美国，富人大都很低调，他们比较重视向社会“感恩”。在澳大利亚，没有以财产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比阔心理，不管你有多么巨大的资产，或者你是工薪阶层，在人们心理没有太多不一样，最多可能是一句话的区别：“哦，他是一个有钱人”。日本资深记者福岛香织则言：温州商人买私人飞机、超级别墅，这方面都超过日本了。日本的超级富人不多，与较高的遗产税有关。日本遗产税曾经是70%，现在是50%。中国富人多是“红色富人”。许多富人都会通过拉关系、钻政策空子而致富。在日本，至少70%的日本人的思想是，钱不是唯一的，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富人思考更多的是怎么样对社会贡献。（《四位老外谈中国富人》）

“贵族，这在一个国家里只不过是有害而无用的特权，你们如此夸耀的贵族头衔有什么可令人尊敬的？你们贵族阶级对祖国的光荣、人民的幸福有什么贡献？你们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敌！凡是在贵族阶级不可一世的国家，除了专制的暴力和对人民的压迫以外还有什么？”（卢梭：《新爱洛伊丝》第1卷，第62封信）

看看我们这些年，官场洋场名利场风声水起，赢家通吃，法外施恩，金钱至上，潜规则横行，前腐后继…创造财富的普通劳动者以及人性良知真理道德却被无情地丑化弱化边缘化……

“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个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

——阶级斗争

根据我们的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3-384页）

《共产党宣言》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贯串的一条红线，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进而逐步消灭私有制。“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一切别的什么主义的根本界限所在。离开了阶级斗争，离开了这个“纲”，还有什么《共产党宣言》，又谈什么马克思主义？

“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9页）

《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激化的可能” 决定社会性质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和灵魂，修正主义篡改马克思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譬如用“某某原则”这样的所谓“理论”否定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从而抽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合法性、正义性，而大搞特搞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毛主席在世时，不是有人提出过“三项指示为纲”，毛主席一眼看透，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阶级斗争熄灭论”是阶级斗争更加激烈的隐蔽表现，改革30年不搞阶级斗争的政策，不过是帮助某些人对人民实施“温柔暴力”的阶级斗争而已，这是全国人民的切实感受。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阶级斗争熄灭论”是统治阶级的护身符，是他们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遮丑布，是麻痹人民革命斗志的麻醉剂！

毛主席根据马恩列的基本论断，总结了斯大林的教训，从1956年的“一论”、“再论”开始，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作全面深入的探索，这个成果就是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又根据整风、反右派的实践，指出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必须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无法巩固的。又根据大跃进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指出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形成马列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这是决定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

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里说：“这个过渡时期（即指社会主义社会——引者）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经被打败但环卫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而有些人却在当年公然宣称：“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成”。现在读来是笑话

是“中国特色”彻底“消灭”了矛盾，“结束”了真理；还是“不争论”、“不动摇”、“一百年不变”的精神枷锁，掩盖了矛盾，限制了真理的发展？

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要消灭阶级斗争，就得消灭阶级和阶级压迫

1912年9月20日 袁世凯下令全国尊孔——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此令一出，各种尊孔团体相率成立，遍布全国。然而，袁氏政令并不能恢复孔教一统思想界的传统。相反，仅仅几年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喊遍全国，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的繁荣。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与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了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到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毛主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毛泽东的功勋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地位已正确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排斥毛泽东思想，应该像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生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所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殷鉴在耳，警钟长鸣！

——群众路线，群众运动

毛泽东同志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向党的领导机关和向人民群众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论联合政府》）。1941年3月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三页）

2010年11月5日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保育钧在“首届财新峰会”演讲中称：我们有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府。我们以民为本，讲了很多，什么时候以民为本了？实际上是以官为本。政府到各地去，盖得最漂亮的是政府大楼，公费旅游、出国、招待，还有公费汽车，政府奢侈得很。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讲话里曾经毫不含糊的指出，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人民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主体，共产党如果脱离人民、改变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都必将失去领导的合法性；少数人领导国家，精英治国，永远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共产党的干部领导国家也无法改变这个规律！共产党的干部不等于共产党，共产党决不应把自己看作执政党，而只能把自己看做“领导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执政的党”，这样才能和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一切权力归人民”一致起来。人民如何管理国家？就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正确的意见。共产党一时一刻都不应忘记动员人民监政、参政、直接管理国家。

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在毛泽东的人民观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是无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基础，是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决定因素，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标志。毛泽东同志说：“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科学发展应该突破怕搞群众运动的襟固，以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姿态，勇敢回答这一问题。共产党靠群众运动起家，“永远不搞群众运动”，可否用腐败的愈演愈烈的实践来“检验检验”？ 中国目前的社会进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被排除在了权力之外，人民代表不代表人民，人民也无权选举自己的代表，政府不按人民的意见做事，人民只能按政府的命令做事，当人民在官员面前没有任何作用力的时候，官员想不腐败都难。

其实，共产党的最大危险不是腐败，而是脱离人民群众，把《宪法》赋予给人民的权力原原本本地还给人民，让人民决定国家的进程。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

仅2004年，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3000亿元，公车财政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至350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3以上。1978至2003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检察风云》2006年第19期）在07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曾两次怒斥浪费行为： “公务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成本高”； “现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盛行……”

在阜阳官场，“那里很难见到什么平等的人，平日里看到的都是唯上或者欺下的奴才脸，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骂，依据只有一个：职务高低。这里，没有同志，只有奴才”。阜阳原市长笃信林彪的话：“说不得假话，做不得大事”。

今年4月13日　，大批群众在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当日，下跪群众到庄河市政府门口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要求市长出面接待，但遭到拒绝。但群众下跪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迫于舆论的压力，辽宁庄河市长因村民集体下跪事件不得不提出辞职，并获批准。　　

4月22日　，广东化州新安镇梅子坑村数十个村民在市府门口下跪，要求释放因耕地纠纷被抓的村民。　　

4月23日　 溧阳市绸缪“精细化工园”附近的村民因不堪忍受“化工园区”内排放的有害废气、废水，村民们跪在路边请求当地政府解决。据报道当地群众已经为严重的化学污染情况向当地政府反应了十几年了，都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富士康的劳动者更惨，被13连跳了！而深圳的高官们却高调说：“为有富士康而感到自豪！”在私有化的进程中，为被跳楼而自豪！

薄熙来：老百姓的幸福不是用GDP能计算出来的。

“一些地方政府的驻京机构、安元鼎、北京当地的一些公安单位，形成了某种利益共谋，以违法、暴力的手段劫访达到所谓的维稳的目的。”（2010年09月26日钱江晚报）

广东廉江市财政较困难，但2009年仍投入3100多万元用于综治信访维稳，是过去5年投入的总和，并创建包含340名成员的维稳"飞虎队"，在每一条街道都安放“哨子兵”……

维稳不是压制，而是化解，属于政治范畴，政治的本意就是不同观点相互之间的妥协，最终达到一个利益共同化的过程，维稳不是除了被窝到处都安上摄像头，不是阻止上访，更不是安置些像“东厂”一样的“哨子兵”。它是一个将冲突转化为秩序的过程。维稳需要钱，但绝非是钱可以买来的。维稳是一个政治问题的理解，而不该是政绩的追求，不是追求单纯追求没有人上访、没有人打架等等社会表面化的问题，而是一种形成自觉秩序的过程。政府应该鼓励民间组成各种社团，将社会问题提升到价值问题层次，满足多元化的利益，这才是维稳的根本。另外，永远把大众看成刁民的政府，永远不会形成现代公共管理理念，而只能回出现这些花钱买维稳的管理思维。

稳定逻辑应该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不稳定源于分配不公，源于腐败分子违法乱纪，源于冤案不能及时纠正，源于社会欠缺合情合理方便有效的诉求调解机制。

社科院农村问题的专家于建嵘在2009年某次中央党校的课堂上给领导干部们讲课，围绕“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宏大命题面对几十名省部级高官，一桩桩摆出杨佳、邓玉娇、瓮安、石首和上访村时说道：“你们如果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的！”公安局长中有人站起来鼓掌。

2010年10月18日，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聊城市中青干部培训研修班上又说：“我今天再次提醒你们，你们不要随意去侵犯老百姓的权利，假如要搞拆迁什么的，你千万不要冲到最前面，你走到最后面，能不去千万别去，宁愿官当小一点，你不要吹牛皮，假如为这个事，老百姓把你打死了，我告诉你白死，没有人敢把你追认烈士，因为只要追了，全国网民会把你骂死的，（网民）会把你的领导搜出来，把他变成贪官。”

2010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指出“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这些事情当中都向群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

毛泽东实施民主的根本，是依靠群众，给“主人”充分监督“公仆”的权利，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全心全意依靠精英保护富豪，害怕与防范群众。

毛泽东为政，始终坚持一条，为群众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充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参与监督干部的施政。

三反五反、整党整风、社会主义教育，都是发动群众实行民主监督。

后来的改革，精英们爱讲“制度建设”和“法制”，可“建设”了30年，却“建设”出世所罕见的吏治腐败来，以致郎咸平说出“中国公务员是世界上最无耻的群体”的激愤之言。

“国家机关的改革，根本的一条，那就是联系群众。”

1975年底毛泽东主席在会见尼克松女儿时谈到：“很多人做了大官，有秘书，有车子，工资很高，衣食无忧，他们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资本家还厉害，对这些人不斗不行。”

1975年宪法把“干部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纳入重要条款，也是发扬人民民主的一项重要的、在世界宪政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措施。至今没有哪个国家的宪政能做到这一点。一九七五年宪法增加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规定，这又是毛泽东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民主优于和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例证。

从经济总量与发展速度而言，中国这些年来可以说是独领风骚，但是伴随GDP飞速增长的中国人，幸福感反而排到了倒数30名。“被增长”“被小康”“被和谐”“被幸福”……在这系列“被”的背后，贫困少女偷面包遭斥自尽、孝子劫人质筹款救母、老叟为解“吃穿”之危持刀抢劫如愿进了看守所、农家少女难筹学费含泪将大学录取通知书烧毁、父母不堪承受儿子读大学的经济重负走上绝路、夫妇看不起病捆绑在一起投江自杀、甚至为筹措救命钱当街打起“卖儿”“卖器官”广告……如今，“改开先锋”的广东正在接受央视《新闻调查》专栏的“穷广东调查”，粤北山区那触目惊心的“解放前”镜头引出该省冒号石破天惊的谓叹——“全国最穷的地方在广东”！相比对未来的希望，社会的公平，保障的到位与精神的充实，富裕不过是通往幸福之路上必须迈过的那道最低的门槛——而这道最低的门槛却根本就不是被国人特别是广大底层人民所跨过。故有学者指出：“改G开F”使五种人得利——外商买办族（不含台港澳资本），有权有势族（含黑社会、黑势力），无法无天族（诚信之士、清廉之官例外），投机钻营族（‘学者’、‘专家’），体制圈内族（‘双轨制’、垄断‘国企’）。

“改革发展到今天，赞美改革的人正在由多变少，对改革寄托希望的人正在由多变少，对继续坚持“既有改革”持支持态度的人正在由多变少。原因其实很简单：分享到改革收益的人正在由多变少，而为改革付出代价的人正在由少变多；改革正在让绝大多数人上升的空间越来越小，却让权力、地位等变成了极少数人的世袭之物；改革正在让‘公平正义’和‘有尊严的生活’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远去，改革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越来越深的不安全感、甚至恐惧情绪。我们的改革正在走向邪路！”（《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社出版，2002.1.》作者，《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李昌平《9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项改革都背离了改革初衷》）

“用奶粉灭掉00后，考试灭掉90后，房价灭掉80后，失业灭掉70后，城管灭掉60后，下岗灭掉50后，拆迁灭掉40后，医改灭掉30后，转基因灭到没有后。”这是民谣；而著名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在2005至2009年间，对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让他们将自己的生活满意程度评分。结果显示，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位列125，倒数第30名。”这却是数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认为，“一个社会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中国目前就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8，居世界第二位。

蓦然回首，我们曾经的“平反**案” 曾经的“**改制”曾经的“**产业化”曾经的“**大包干”，曾经的“**拆迁”曾经的……可有一趟问过“苍生”？“一风吹”不问有罪无罪是是非非统统皆大欢喜是“咸鱼”也能翻身奴隶主也“代表”“议政”；“国营”“公有”“集体”个个罪大恶极不弄到“天下为私”不罢休——最可怜那几千万几十年埋头为国奉献的“领导阶级”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公有制罪在何处就莫名其妙地被砸了饭碗；最心酸那几亿“打工仔”一年到头拿不到盘缠去“讨薪”……“永远不搞□□运动”眨眼之间成就“运动群众”，短短的十余年，就迅雷不及掩耳地将“领导阶级”化为“弱势群体”将“同盟军”化为“三农”之殇“基尼”飞过“GDP”令“举世瞩目”……自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去尊孔依靠群众倒为依赖“精英”劳动光荣让位资本独大……

特别是涉及几亿企业职工及其家属“退休双轨制”，现在他们最关心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年—2010年）》所确定的目标“缩小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与机关单位退休人员退休费水平的差距”何时实现？然而最近媒体又曝出“公务员养老保险办法”不在“社保法”之内，而由有关机构“另定”—— 国法竟然“法”不了公务员的国家公职人员，公务员可以置身“法外”，难道“公仆”不在“社会”之内、真的成了“特殊公民”？中央早已提出“建立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的目标，温家宝总理早在2007年8月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强调“缓解收入差距的矛盾”，妥善解决为“国家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过低的问题。事实却是：这些年来，二者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如期缩小，还越来越大——如此这般，这种“一国两制”式的“退休双轨制”的畸型制度在运行整整20年之久后还可能“我行我素”，这种明显的脱离群众的特权制度、明显的有失“公平公正”违背民心民意的制度为何就不能“改革”一下呢？！

“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8——1319页）

“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十七大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