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扬：继续革命放谈（上）

继续革命放谈：“进一步解放思想”下的“禁区”与“敏感词”（上）

“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

多少年来，我们高举“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旗，在国民经济领域，确实解放了思想：

“国退民进”，私营经济（《宪法》定义）大行其道——《宪法》规定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大则“能说不能做”何时成为假“公”济“私”的金色盾牌， 权威神圣的的国法谁能化为儿戏、化为现代“叶公”的浮世绘！？

私有化——早在1997年，公有制工业企业产值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3左右，失去了主体地位。（《相对控股和资本控制力——不能用资本控制力取代公有制为主体》，见《高校理论战线》2000年第4期，第19页）

“２００４年全部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计算出国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１５.３%”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年》第５０５页）

以后的这些年，国企改革的办法仍然是减少其个数，缩小其经营范围，因此目前国有工业的比重，显然要低得多。这样，怎么能保证实现党的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政策呢？

国门洞开，外资蜂拥而来——结果二十八个开放产业当中二十一个被外资控制，中国付出了产业、市场控制权的巨大代价；“市场换技术”想得很美却是一厢情愿，反而让中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世界上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成为当下连韩国之流都声称要搞“技术扩散”和“技术防范”的对象；“国际技术合作”，伽利略计划上当受骗，核电技术四国五方技术标准，轿车成为万国牌，高速铁路“自主创新”坏了时还得找老外到现场，三G技术三个标准，就是不敢将国产的TD-SCDMA做为唯一应用标准……。乃至领土完整安全都危机频现——“战略伙伴”们在我周边竖起多少剑拔弩张的“军事基地”？南海44个岛屿竟被“列弱”霸占36个，附属海域达几百万平方公里，越南一国抢占28个，弹丸小国文莱也分得一杯羹……“GDP”第二意义何在？！

社科院近日发布了2010年版《国家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报告指出，中国近20年的竞争力显著提升，但经济增长是主要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膨胀发展，而不是靠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来获得。中国竞争力排名落后GDP四十年。（《傅勇：中国竞争力排名为何落后GDP四十年2010.10.28.世纪网》）什么是“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更为令人费解的是，多少年的“解放思想”，人们似乎只偏爱于在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上大做文章，似乎难见批评、反思、监督、问责等等项目的“思想解放”——

我们以“稳定压倒一切”之由，在思想政治领域时时处心积虑，休言思想解放百家争鸣，许多本来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国情民意语境倒是弄得忌讳多多，几乎都成了“敏感词”。“民众本以为可以保障他们权利、利益的宪法、法律，在很多地方，几乎成为废纸。民众只有走上上访这样一条没有希望的希望之路。”（2010-11-05新快报《谁给了县委书记超越宪法的权力》）

其实，“稳定”能“压倒”真理吗？“稳定”能“压倒”腐败吗？能“压倒”民生吗？能“压倒”通胀吗？能“压倒”外汇缩水吗？……如此“维稳”，怎能不赶超军费？

毛泽东早就阐明：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现在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可不可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9--422页）

1945年，毛主席对民主人士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有人爱挑毛泽东的刺——说“那时言论不自由”，事实却是——过去工人农民小百姓可以给厂长书记头头脑脑当面锣对面鼓提意见捅短处，甚至可送大字报，如今你对老板、上司试试看？！别说他有错就是他腐败犯法，你去揭发看会是什么结果？！……“网络还是自由的”——可任意地封站删贴黑网友ID，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说网络还有一点“自由”，也不假——那是因为网民先交了一笔不菲的费用购买了网络资源使用权，这个“使用权”不仅是浏览权，也包括表达权！要说真正的“言论自由”——它，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只属于极少数的“主流精英”：他们不仅“自由”，而是到了霸道的地步——他们可以指鹿为马可以颠倒黑白可以自拉自唱可以血口喷人可以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可以无中生有造谣惑众……唯有一条不变：始终将纳税人与读者供养的舆论工具垄断为小集团的喉舌，任其信口雌黄。像□□春秋、□□周刊那样，尽管也常听其鼓噪“言论自由”“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可一遇着与他们相左的说辞，即便是有约在先，也要一脚把你踢出去！就这般，他们还能厚着脸皮指责毛泽东时代“压制言论自由”——然而，铁铮铮的历史纪录却是：右派们最耿耿于怀的57年的夏季，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连续一个多月发表他们的文章，而且“一字不改”！如今——反毛泽东的“精英”们所把持的媒体，别说“发一个多月”别人的文章，就是能发个一篇半篇、只言片语，也算他们有点人格、气量！谓予不信，哪一家媒体也发一次左派的代表性文章试试！？？

“和谐”，按照汉字的造字规则理解，所谓“谐”，就是大家都能畅所欲言。

深圳卫视《对话改革》节目邀请前任高官、学者、记者和学生参与，探讨纪录片《大国崛起》的议题以及对中国的含义。北京教授周孝正发表了尖锐评论： “如果人们没有表达观点的权利，那就谈不上什么‘崛起'。”周孝正教授在一段评论中表示。“即便你真的‘崛起'了，也不是什么好事。”（《我遭遇的“中国式剪辑”》）

列宁说：“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

毛泽东说：“在（人民）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用权力“讲理”的时候就没有天理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9～70页）

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大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近些年来，“稳定压倒一切”使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稳定”压倒腐败了吗?压倒贫富差距了吗?没有。最后被压倒的是民众表达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说到底，某些群体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之一就是曲解稳定，用稳定的问题来绑架社会。（《孙立平：既得利益群体用维稳绑架社会》求是论坛）

下面，我们不妨就来议议“开放”“解放”中被忌讳的的“禁区”与“敏感词”——

——“计划经济

我们可以看到，直到现在，除了“计划生育”，“计划”一词几乎已经消失，“计划经济”几乎成了某些“专家”口诛笔伐的死敌，而“市场万能论”却被无限神化而大行其道。

陈云同志曾在总结我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经验时指出：“一九八四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今年一至七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八。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51页））

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前辈、北大已故的老教授陈岱孙，指出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险恶用心：西方要求这些国家：“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我们的某些学者十分卖力地在国内贩卖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货色，而且非常顽固地加以坚持，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陈岱孙1995年为丁冰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一书所写的“序言”。丁冰主编的这本书，1995年，中国经济出版社）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联合国就把资本主义国家称之为市场经济国家，把社会主义国家称为集中计划经济国家。（《刘日新：为什么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学者都承认，他们实行的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如：

英国《现代经济学词典》：市场经济　一种经济制度，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经济。”（上海译文出版社，第３７５页）

美国《现代经济词典》：美国基本上是一种市场经济。”（商务印书馆，第２７５页）　

日本《现代日本经济事典》：日本实行的“市场经济制度，三个基本原则：（１）私有财产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日本总研出版股份公司，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世界银行这个垄断资产阶级的金融组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报告中，客观的肯定了计划经济的成就：“计划制度曾经取得相当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产出增加，实现了工业化，向全体人民提供了基本教育、卫生保健、住房及工作，而且似乎不受３０年代大萧条的影响。收入的分配相对公平，广泛的国家福利使每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商品与服务。”（１９９６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１－３页。）

在经济上“外行”的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页：“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却一再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这有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常识。陈云曾经指出：“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２４４页）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过，社会主义将实行计划经济。在《资本论》中，有多处对比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指出社会主义将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说：“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４５４页）

这30余年一心依赖外部投资，两眼紧盯招商引资，出卖资源，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赚了产值，却把劳动者创造的实际财富即利润送给了国际资本和本国的资本家，使广大劳动群众仍然处于相对贫困的地位。据了解国庆60周年大庆，经过天安门广场检阅的尖端武器，没有一样是后30年内开建的企业所造，全部是前20多年建立的企业所制造出来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前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多么实在多么辉煌多么伟大。如果再加上那时已经搞起来的如大型飞机、航空母舰、核潜艇、远程轰炸机等百多个科技军事强国项目，不被走资派在改革开放后统统砍掉的话，成就将更加辉惶伟大。铁的事实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对我国的各项事业的发展，对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多么重大意义。难怪胡锦涛总书记近年来高度重视，反复强调要加强自主创新，并将其列入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不能说这不是他看到了表面繁荣后面深藏的危机和问题，对此表现出巨大的担忧。

2010-08-08著名作家吕永岩在《吉林水库决堤源于私有化》的贴子中指出：“与前方返回的记者通话，得知吉林水库决堤，导致重大生命财产损失，完全是由于当地政府将水库承包给个人养鱼发电，该提前采取措施不采取，怕养的鱼跑掉。等发现水库水位超限时，闸门由于从不维护，根本打不开。今年的大水并没有1998年的情形严重，但是却死了很多人，原因就是水利设施也搞了私有化。并且据报道，一些城市的自来水也搞了私有化，甚至让外资控制。高科技领域也对外资放开了。这种情形再发展下去，不知还会搞出多少悲剧。

西南本是中国水资源富集地区，这次受灾最严重的云南境内有大小河流600多条，大小湖泊40多个，著名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红河、珠江等六大水系全部流经云南，人均水量6994立方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倍。无论如何也无法想像，这样一个水资源充沛的世界植物园，怎么可能会发生旱灾！

但是旱灾就是发生了，并且不是一般旱灾，而是特大旱灾！最后专家揭秘：是种植转基因树（转基因桉速生林）摧毁了生态平衡，造成大旱；私有化摧毁了农田水利设施，把大旱变成了大灾。

……

不管我们的“经济专家”如何丑化计划经济，稍有点阅历的人都无法忘怀那个时代，几乎没有贪污腐败、没有社会丑恶、没有假冒伪劣，干群之间人与人之间讲诚信、讲道德、讲正气，绝无两极分化、绝无见死不救甚至局长雇凶杀书记之事！

所谓的“改革开放经验”——不应该是建立在走私、造假、“遇着红灯绕道走”、破坏社会文明诚信、靠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如广东十年不长农民工工资，而物价上涨三倍）、靠“高工资”的引诱、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靠特殊优惠政策……等等基础上的 “歪经邪道”！只有那些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弘扬人格国威、立足国家民族与老百姓利益之上的成就才配得上“举世瞩目” ！

我国眼下许多国家工程如航天、防务、救灾重建等等，还靠计划经济办法行事才最有效最可靠最经济最震国威最得民心——难怪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经济只适合私有制国家，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度 

到2009年底，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8000多亿美元，购买其他债券至少4000亿美元。连美国媒体都惊呼，中国成了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最大债主。

2008年引进外资924亿美元，到2008年底，29年来共引进外资 8千8百多亿美元，根据国家工商总局通报，外资在中国资产到2007年底已经膨胀到2.11万亿美元。这种荒谬现象是怎么回事? 

29年来(1980-2008)，我们人为降低人民币汇率，低价贱卖自己的物质财富，根据国际公认的购买力平价汇率法计算，我们总共拿价值40万亿美元物质财富，只换来6万亿美元商品加2万亿美元欠条，

到2009年底，国家储备2.4万亿美元外汇，国内就增发了至少16万亿以上人民币。物质财富没有了，我们能增发人民币，物质财富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不能增发人民币，这是什么道理?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据说是依据手里储备的美元增发的，可是美元实际购买力是不断下降的，40年来，按照黄金价格计算，贬值幅度超过30倍。

所谓引进外资，就是外国资本家拿一笔外汇，如美元到中国银行换人民币，在中国国内办厂。由于中国不使用从外资手里换来的美元，等于免费奉送财富给外国资本家办厂，而利润都归外国资本家。我们为什么不能借钱给自己的老百姓办厂，让利润归中国人，非要送给老外?正是我们压制老百姓收入，使企业利润微薄，又优惠引进外资，挤跨内资，使国内企业彻底倒闭。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有4.3亿人，平均一天消费量低于7.2元，不够一个人在普通城市吃一顿快餐。普通居民，一场大病，就会倾家荡产，成为贫民。我们到底是赚一堆美元欠条就万事大吉了，还是需要为老百姓分配足够的物质财富，解决老百姓衣食住行问题?任何时代，如果有一定比例的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成为问题，这个国家还能稳定发展?这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

爱因斯坦在1949年写道：我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的无政府状况，是真正的罪孽之源……我相信，要消除这些罪孽，只有一条办法，那就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以及一套以社会主义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种经济下，生产资料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以有计划的方式加以利用。计划经济使生产适合社会的需要，使能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并将保证每个男女和儿童的生活。对个人的教育，除发扬其天赋才能外，还将试图培养他对同胞的责任感，以代替我们社会中对权力和成功的崇拜。” （肖普《卡特总统与美国政坛内幕》第286、287页时事出版社1980年版）

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一针见血指出：中国现在很多经济问题都和右派在错误的假设前提下坚持的理念和政策有关——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认为国有企业只要抄袭一些西方企业的表面形式也能成功（如上市、股票期权、董事会、高薪等），中国的改革因此付出了，而且还在付出着巨大的代价。GDP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从来不谈GDP，奥巴马谈经济时会讲就业或税收，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政府必须追求具体人在乎的目标。（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09-11-02《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

  ……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市场经济”既不是凯恩斯的两只手的市场经济，也不是斯密的一只手的市场经济，而是连市场规则也不讲的黑市经济。比如中国的银行把原始股贱卖給外国资本，使外资短期内获取5－10倍暴利，而这样的原始股中国的老百姓根本买不到，这能叫公平的市场交易吗？在国企改制、招商引资、医疗教育改革、股票证券、公路收费、公共资源开发（房地产、矿产）等等之中，也存在大量充斥权钱交易的黑市经济。在黑市理论的指导下，一些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企走上了“自主牟利”的“改革”之路，这是正常的市场经济根本不允许的现象。 （张勤德著《怎 么 看 和 怎 么 办》）

而就连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当年竞选美国总统时都说过：把美国推向空前的经济危机的，不是哪一届政府，不是哪一项具体的政策，而是一套完整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这套经济哲学最荒谬之处是声称：一个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负债和透支未来而变得无比强大。而正是这样一套经济哲学摧毁了美国。

加入“WTO”给我们究竟带来了什么好处？紧跟西方列强鼓噪的“经济全球化”我们得到了什么？与头号霸主一起“反恐”怎么还会出现拉萨骚乱乌市暴乱？……为何俄罗斯至今都不理“WTO”那个碴？“经济全球化”了，为何西人动辄就弄“贸易壁垒”就对我“反倾销”？为何都“战略伙伴”了我周边却竖起那么多剑拔弩张的“军事基地”？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目前的不少改革思路与做法都值得商榷”。  （《新京报》2005年8月6日）

2010年10月8日的《新周刊》在《GDP世界第二带来的贫富困惑》一文中更一语捅破：

GDP排名世界第二，中国成了这个世界“最穷的老二”。 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是商务部的表态。若不能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全民福利，这样的GDP即使世界第一，也和你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2.9%。即使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彼时GDP也远高于日本……而同样根据麦迪森的估计，按照中国经济当下的发展速度，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也仅仅是和200年前先人勉强打个平手。所以，《大国的兴衰》一书就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意义。最新访华的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阿什顿在告别了繁华的上海世博场馆被请到贵州贫困的少数民族乡村参观之后说：中国还要做许多事才能确保“真正的发展”。

1973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演讲中有一段话，大致意思是：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评价一个国家成就的标准将不再是这个国家的GDP乃至他的经济实力，而是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给广大的民众提供了基本福利以及参与政治的能力。特鲁多说：“尊敬的毛主席、周总理，我觉得这就是你们开创的一个先进的制度，这就是加拿大人民对你们表示尊重的原因。因为我们也在努力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制度，也在努力为一般劳动者参与政治提供机会，是你们抛弃了过去社会的发展观，而力图去建立一个新的和谐国家，在这方面你们是属于未来的领导人。”     ——韩毓海《文化领导权之争与中国革命的遗产》

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最坚固意识形态与方法论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GDP为中心，GDP以房地产为中心。殊不知，GDP既不能反映公共服务的作用，也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存量财富的增长，更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生活水平乃至资源环境的变化——何况，平均每年9%以上的GDP增速背后伴随的是难以负荷的高污染和高消耗。

——政治挂帅、斗私批修

先来看共产党人的“圣经”《共产党宣言》怎么说：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

政治是经济的本质体现。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讲＂以政治为中心″、＂突出政治″决不意味着排斥经济，相反却是为了保证经济的正确方向，更好地发展经济。如不正确地解决政治问题，就不可能领导经济。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性组织，而不是一种经济组织和一般的管理组织，她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以经济为中心，正如过去战争时期也没有＂以军事为中心″一样。＂以经济为中心″完全同党的先进性质相背离。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治理、包括对经济发展的调控，无不都是一种政治行为。即使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也找不出有明确声明＂以经济为中心″的。列宁早就说过：＂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截止2006年，我国国有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9%，远远低于1949年建国之初占26.2%的比重，而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这是改革开放为贫富分化提供的所有制基础。马克思认为：所有制问题是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经济离不开方向道路问题，因此，马克思创立了政治经济学。毛主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和经济关系最通俗、最准确的表述。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就是“唯生产力论”。“不要问姓社姓资”，“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领域里至少三年里不要批判自由化”等等花样翻新的“唯生产力论”……其实都不过是在“唯生产力论”掩盖下，仍然是从生产关系入手，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此刻，劳动人民的生产力却遭到空前的破坏。这也充分暴露“唯生产力论”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列宁“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列宁选集》新版第4卷，第407页）

1958年2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又提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他还说：‘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程奎元，在2010年专题研讨会上郑重指出：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培育的以破私立公、为人民服务为特征的革命传统，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引以为自豪的精神优势。要坚持宪法载明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 （2010年08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最高境界的和谐社会，不是法治社会，而是礼治社会。山无盗贼，路不拾遗，人人礼让，刑罚不用。

近年来，粗暴地掠取自然资源、毁烈士陵园、不敬师长、生产有毒食品、暴力拆迁……各种丑恶事件不时见诸报端，数千年来被世代中国人奉为神圣的天地、神灵、君亲、生命、历史文化、民心民意，在当代社会似乎统统被打倒。所有能糟蹋的英雄烈士、功臣伟人、美德正义、真情善举无一幸免；与国际“接轨”竟成为“接鬼”——好的没学到，黄赌毒黑全进来！除了对钱眼热、对权畏惧，不管白猫黑猫，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2008年9月5日，在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举行的秋季开学典礼上，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讲话中说，当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

眼下，还有多少人再谈爱国家、爱集体，再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再强调要有什么信仰、为什么主义奋斗，谁在一味地怂恿人们如何获取利益、如何抢占高枝、如何出人头地、如何留洋镀金？谁在鼓噪、打造现代厚黑学。。。？

曾几何时，整个社会都被“经济”“财富”所笼罩，各级政府都被“GDP”追着屁股跑，所有领域都被金钱牵着鼻子走，“硬道理”代表一切，“物质”决定一切，每个人都成为赤裸裸的“经济动物”，无产阶级政治的阳光，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国家民族的优良传统，志士仁人的天下为公法则被否定“革”掉，黑道私欲百无禁忌……谁又能保证乾坤依然朗朗、社会依然安定、人间照常和谐？

邓小平早在1982年就极为担忧地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 那个时候能比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2页）

所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岐山毫不隐隐晦对外媒坦承：我们国家，腐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明显出现的。（2006/12/14王歧山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 谈腐败和北京交通）而且前赴后继愈演愈烈，呈现出级别越来越高、窝案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行业领域越来越庞杂等特征。（2010.10.26.《财经》）

 “‘改革开放’十年间贪官过百万，1992年10月至2002年11月，全国纪委检查机关立案的有166万余件，结案的158万件，给予各种党政纪处分的一159万人，其中省部级干部123人。”（专访中组部前部长张全景 2006年11月9日《南方周末》）

08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工作报告中指出，5年来，最高检立案侦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涉嫌犯罪的省部级以上35人。 （2008年3月10日人民网）

2008年涉嫌犯罪的省部级4人。（《2009年3月10日）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09年以来第12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加上在这一年里被公开宣判的刘志华、陈同海和孙瑜，共计达15人之众。（《晚报文萃》 2010年05期）

即从1992-2009，短短的18年期间，省部级贪官就近180人——与此天壤之别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30年里，省部级却一贪官没有！！！

另据新华社08年7月15日披露：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数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千亿元。“中国每年由于赌博而流到境外的赌资达6000多亿元”(《北京晚报》2008年6月9日)。令人发指的重庆一个宣传部长携带2亿公款去澳门豪赌，一出手就就输掉1个多亿，而重庆市民每月的低保收入才2百多元……

2006年11月14日，中纪委特别选择在深圳召开了“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座谈会”，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主持会议。他在开场白中就说：中央批准在深圳召开以反腐、法规制度为主题的全国性会议，是有着特定意义的。首先，就是要破除思想、概念上框框的束缚，不要让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不能因为深圳的发展速度和业绩而掩盖了深圳党政司法的腐败；不能因为深圳的高楼大厦林立，而掩盖了深圳的黑暗腐朽；不能因为深圳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而掩盖了深圳黑势力罪恶活动和恶劣的治安环境；不能因为市场繁荣，而掩盖了假、冒、伪、劣品充斥市场；更不能因为官僚、暴富阶层衣冠楚楚进出高级宾馆、会所，而掩盖了数百万职工忍受着得不到应有的待遇。

康有为说：“一个国家有法制而无道德以为之本，则法律皆伪，政治皆弊。”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这是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总结出的名言。

20100825日前，李源潮在河南调研时指出要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说到激动时，他连续用了“四个想一想”，这“四个想一想”是：想一想自己能不能像焦裕禄那样，当被组织平调去“最苦、最穷、最难”的地方工作时，能够不讲代价、以苦为荣、迎难而上？想一想自己能不能像焦裕禄那样，当县委书记一年就走遍兰考１２０多个大队，深入一线掌握真实情况？想一想自己能不能像焦裕禄那样以书为伴，亲自动手写讲话、写报告、写通知？想一想自己能不能像焦裕禄那样，不仅亲自制定廉洁“十不准”规定，而且带头严格遵守，连子女白看一场戏都不允许？

党风决定官风，官风决定民风。身正，不令而行；身不正，虽令不从。榜样的示范示恶效应永远不可小觑。这些年来，我们不仅“立法大跃进”，各种司法资源更密密麻麻，队伍空前，装备超前，乃至“武装到牙齿”，怎么还弄得“腐败难以遏制”、“刑事案件大量上升”“群体事件有增无减”？无数铁铮铮活生生的客观事实都在嘲笑、否定“法学精英”们所谓“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乱象“根源”——君不见，毛泽东时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寥寥几句话几十个字就能使社会长治久安公平正义人心向善夜不闭户。法再多再细再严，若制法执法者不敬法畏法守法，对自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于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只拿法管老百姓，能得人心么？能治天下吗？没有德政，不讲信用，法再“健全”也只能画饼充饥！即使在纯经济领域亦是如此：曾有一家国企连续十二任厂长未能扭转亏损，一名小学未毕业的农民去担纲兴业却连续多年盈利。——“王义堂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厂长经理的道德境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企业的生死兴衰”。自古道 “德能掩才而才不能掩德”，以德兴邦的例子史不绝书。所以连美国也早在一九七八年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一九八五年推出了《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

所以治国能否凑效，关键不在法的量上，而在执政理念的德之本上。看：

（一）为多数人谋幸福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是以身作则以正治官还是以权自霸？其理论政策使国泰民安还是五毒丛生、国威弘扬还是忍气吞声？各项事业文明进步发展为国奠基为民积累还是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寅吃卯粮仔卖爷田？党风官风是公正民主清廉还是官商勾结罔顾民声一言堂？

（二）要看领袖施政的合法性？——毛泽东领导时所号召、发动、处理的任何重大事项，都是经过中央全会或政治局多数或全部成员讨论同意的——这从组织原则上首先体现了“程序正义” ，决非“宫廷政变” “垂帘听政”或者是什么“枪指挥党” ！所以，毛泽东永远是站得住脚的，永远是得人心的，永远是经得起历史、经得起人民、经得起法律的审查——反思——质疑！！毛泽东个人一生都能如此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就因为他执政为民，没有私心，不搞 “家天下” ！正如《历史决议》所言——“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