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篇文章探讨的问题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的关系问题，在这篇文章里，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包括人们的社会生产及从事
社会生产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构成了我们社会大厦的基
石，同时也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时期，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人能给予科学的回答。在那以前的一切的学者先生们都只能使用“先进”与“落后”、“强大”与“弱小”、“繁荣”与“衰落”、“野蛮”与“文明”、“专制”与“民主”之类的词语来描述，没有人能够准确地描绘出一个社会的肖像来。千百年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直掌控在少数人的手中，他们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他们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主宰，他们的活动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似乎没有他们，就无所谓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也就没有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没有人知道在纷繁芜杂的人类活动的背后，在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观决策的背后，还存在着这一切活动这一切决策丝毫也不能回避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因素。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发现，人类才有机会第一次认识清楚人类自己的真实面目，才知道人类自己的历史虽然是一个充满了人类意识活动的过程，但却是一个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能够随意选择的自然过程。
人类社会之所以称之为人类社会，就因为人类具备“人的主观意识活动”这一特有的现象。人类能够能动地感知世界反映世界，能够对事物的认识达到其它一切动物所不能达到的人类意识所特有的理性认识的高度，能够根据自己的主观设计能动地创造或改造世界，人类的一切历史活动一切历史事件无不打上人们主观意识活动的烙印。但是，这一切现象根本就挡不住马克思恩格斯那极具穿透力的视线，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一切现象都不说明人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世界或改造世界。创造世界或改造世界不是你想搞什么就搞一个什么的问题，也不是某个个人或某些力量或某一伟大人物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的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最基本的因素决不是什么无处不在的“人的主观意识活动”或更进一步的所谓伟人们的主观决策，而是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而是千千万万的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生产者，以及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构成整个人类社会的“整个大厦”的基石。千百年来，人类或快或慢或跳跃性的地以不可逆转之势不停地发展，人类生生不息地繁衍，都是在这一基石之上运行的。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类社会这一运行基石之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的全部理论就建立在这个构成整个人类社会的“整个大厦”的基石之上。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到毛泽东，他们的根本的立场观点，根本的理论认识，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从来就没有偏离过这一基石。
在整个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当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构成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最基本的实践问题，而从事这一实践活动的生产者则是这一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的最基本最坚定最稳固的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理论把对物质资料的生产及其生产者的实践活动的认识当作自己最基本的认识问题。
关于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最基本的实践问题，一百二十多年前，恩格斯在悼念他刚刚失去的伟大的战友马克思的时候极简短而又极精准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摘自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恩格斯的这一著名论断极其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极为简单但又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没有这个基础，其它一切的人类历史活动都无从谈起。“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切人类文明之源。这样，在整个人类历史活动的领域，直接从事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者的生产劳动便构成人类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实践活动，他们的劳动与他们的劳动成果便构成整个人类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内容，一切历史的创造与发展都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展开的。
对于“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样一个人类自己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千百年来，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专家学者的任何重视。以至于在整个人类认识领域，这一问题是那样的陌生，人们对它的认识是那样的肤浅，人们津津乐道的是王侯将相怎么样怎么样，大才子大学问家大圣人怎么样怎么样，翻开一部部厚厚的历史书籍，满是学问家们、英雄们、伟人们一类人的脚印。几乎没有人正眼瞧过那些世世代代忙碌又世世代代贫穷的劳苦大众，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通过极为认真而又极为严格的反复研究与思考发现：没有那些劳苦大众，没有他们的劳动，没有他们创造的物质条件，什么历史都不可能发生，更不用说惊天动地的伟业。
毛泽东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这一论断最深刻的理论根源就在这里。这一论断也是对“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实践活动的理论抽象。直接从事物质的生活资料生产的生产者是我们人类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劳动群众，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没有他们准备好吃、喝、住、穿、行这些最基本的物质条件，还有谁能够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这一系列的活动？道理很简单，政治家也好，艺术家也好，僧侣也好，没有谁能够饿着肚子或光着身子从事他们的伟大事业。僧侣把自己打扮成“神仙”，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僧侣达到了既不吃饭也不穿衣住房的境界，就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神仙也是给他们穿上了衣服的，他们离开了山洞就会跑到“仙宫”里去。政治家们，即使是那些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的政治家们，他们的伟业既不能离开劳动群众所创造的物质基础，也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直接参与，更不能违背人民群众的意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秦始皇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伟人了，但他所创造的历史，也是在当时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所创造的物质力量的基础上来完成的，也是因为当时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直接参与，也是因为他顺应了“民心”。其实，在当时统一中国这个最大的问题上，秦始皇就是当时的中国人民之中做出最杰出贡献的最大的一个代表，他所从事的统一大业及他后来所采取的绝大多数巩固统一的措施，都是当时的人民意志的集中反映。所以，他创造了伟业，他成就了历史。后来，秦始皇认为他所建立的王朝强大无比，他太伟大了，他能呼风唤雨，历史有了他这样的英雄，什么都改变了，于是，他为所欲为，视民如草芥，割头如砍瓜切菜一般。到头来，他秦始皇却落了个暴君的千古骂名，他的强大王朝也在他死后瞬间成为历史。甚至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他的暴君的恶名被无限的扩大，特别是儒家学派更是对他恨之入骨，儒家学子不仅记住其伟业的不多，而且他们还尽一切可能把他描绘得无一是处。秦始皇的成功离不开人民群众，秦始皇的王朝如此迅速灭亡也是人民所赐。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之中，那些千千万万的名不见经传的人，那些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没有他们，就没有历史。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中国，如果离开了那些千千万万的名不见经传的人，离开了被伟人、专家、学者、媒体、富翁们鄙视的弱势群体，或者叫什么老的、少的、年轻力壮的能力低下的“穷一代”们、“穷二代”们，甚至“穷三代”、“穷四代”们，没有他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劳苦奔波，我们还有什么历史可写？黄光裕们能写历史吗？任志强们能写历史吗？马云们能写历史吗？陈良宇们能写历史吗？无庸置疑，那许许多多风光无限的体面的人，特别是象黄光裕们一类的骗子，陈良宇们一类的官僚，连生存下去都是一个问题。
只要我们认真去研究一下这些问题，就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是正确的，毛泽东也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被称之为实践的哲学，实践性是这一哲学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它贯穿于这一哲学领域的各个方面。离开了实践性这一最基本的特性，就再也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然而，作为这一哲学领域最基本特征的实践性，它本身却没有其它任何特别高深特别抽象的含义，它仅仅是人民群众创造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在哲学领域的高度概括与科学总结。人民群众创造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离开这一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性，一切的探讨及其结论都没有丝毫的意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一切的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创造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伟大成就。其中，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是构成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只有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有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历史活动，才可能产生重大历史事件。就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对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许多政治事件，比如，社会形态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社会变革，无不是在人民群众的直接参与之下完成的。
不过，物质的生产是相对自然而言，仅仅考察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还谈不上我们已经搞清楚了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仅仅知道了那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界的创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动。但是，人类活动的状况远不止如此的简单，不论是在生产劳动的过程当中，还是在生产劳动之外，都存在着人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从整个社会领域来看，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是人们活动的种类繁多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机构，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甚至不同习惯的人们又组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单一的或多民族的）国家，等等。总之，在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的基础之上，人们的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各种各样的组织、及人们建立的各种各样的机构等因素融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社会形态，或者我们的社会模样。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社会形态也不断地得以更替，不断地向着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高一级的方向发展。
那么，在我们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有没有一个最基本、最主要的最能让我们认识清楚一个社会的真实面目的社会关系呢？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有过重大研究贡献的人，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生产关系就是这样一个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它既是决定人们的社会生产在一个相同的历史时期内确定不一的实现方式的社会关系，也是最能让我们认识清楚一个社会的真实面目的社会关系。
就社会生产来看，它决定了人们的社会生产在自己（社会历史已经推进到的社会生产的生产关系的发展阶段）的统治之下只能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生产。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卷，第486页。）人类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都是在 “一定的联系和关系”的情况之下一刻也不停留地循环往复地进行着。而且，在相同的生产“联系和关系”之下，生产只能是按照这一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方式展开。在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之下，人们的生产只能是在奴隶主的强迫之下进行，从事生产的人们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他们的全部的劳动产品包括奴隶本身也只能归奴隶主所有。同样，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之下，人们的生产只能按封建的生产方式进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下，人们的生产只能按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一经生产关系变化了，人们的生产进行的方式也跟着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要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切特点，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一切的生产资料都变成资本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生产者有着完全的人身自由，但除开这一自由，他们除了出卖劳动力，他们除了选择资本家“A”出卖劳动力或资本家“B”出卖劳动力之外，又什么都没有，如果他们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无法生存；整个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都归资本家所有；资本家生产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追求利润；社会化大生产代替了小农经济，等等。
从我们已经完整经历过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看，在同样的生产关系的条件下，没有哪种生产是按别的生产关系所应该体现出来的从事生产的方式进行生产，我们没有出现过在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之下按照封建制的生产关系进行生产的历史，也没有出现过在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之下按照资本制的生产关系进行生产的历史，同样也没有出现过在资本制的生产关系之下按照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生产关系进行生产的历史。不过，在所有这些生产关系的情况之下，都有一个共同的生产实现的方式，即都是一种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都是按私人占有所要求的方式进行着。
从社会生产的结果来看，社会生产的结果也是按私有制的要求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操控者所掌握，他们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富裕阶层，而直接从事社会生产的人们始终是穷光蛋，始终在为了生存而不停地忙碌着，还没有一种在私人占有的社会生产的关系的条件之下让从事社会生产的人们普遍富裕起来的历史。而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者或操控者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应该的，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或操控就意味着金钱和财富的规律仍然象天神一般掌控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你不能占有或操控从事社会生产的资料、生产的资本，等等，你就无法摆脱“穷一代”或“穷二代”的命运。你要不信，那就等着去“穷三代”或者“穷四代”吧。你如果相信有“上天”，“上天”给你安排的就是这种命运，这种谁也逃不出的命运。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之下，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也只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结果。在私有制的条件下，社会生产总是按私有制所决定的社会生产重复地进行着，毫无例外。也毫无例外，千百年来，这种生产在不断地生产出富人世界的同时，也不断地生产出穷人的世界。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世界还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样一个社会局面。那么，将来会改变吗？将来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社会局面：既保存私有制，又打破与之相对应的穷人世界和富人世界这样一个铁一般的社会历史的轨迹。将来会有这样一个社会历史的局面吗？至少，从人们已经经历过的社会历史或者正在经历的现实社会来看，这种社会局面没有出现，这种社会局面也不会出现。如果要依据历史及其发展的趋势来判断，将来也不可能出现这种社会历史的局面。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客观地说，我们从事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本不从属于某一个人、某一集团、某一阶级。说到底，就是它不是天生就从属于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一类的剥削阶级，它本属于我们整个人类大家共同所有的东西。从具体的历史客观因素来看，人们从事社会生产的资料本该属于生活在同一国家、同一地区、同一民族范围内的所有的人们。只有当剥削者剥削阶级私人把它据为己有的时候，我们从事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才为剥削者剥削阶级私人非法占有，才出现了非法的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私人所有制。当剥削者剥削阶级凭借国家这类强制机关把这种私人非法占有非法所有制确定为私人合法占有合法所有制的时候，私人所有制才成为具体社会历史过程中的看似合理的必然的因素。剥削者剥削阶级的私人所有制一经确立，剥削者剥削阶级就掌握了社会生产的权利，社会生产就必须按剥削阶级的意志来进行，劳动成果也就必须按剥削阶级的意志和办法来处理，穷人世界和富人世界就无法避免。在私有制的条件之下，穷人世界和富人世界永远像无法凝固的铁流一样在我们人类历史领域流动着。几千年前，在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条件之下，在穷人们难以维持生命的情况之下，富人的世界就是一个金银财宝的世界；几千年后的今天，在生产力水平已经非常发达的情况之下，富人们的生活已经达到了畅游“极乐世界”的境界，穷人们还是在为生存而劳苦奔波。
总之，从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来看，生产关系对于社会生产是最基本、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关系，它既决定了社会生产怎么样展开、怎么样运行、怎么样去完成，也决定了在整个社会当中的人们的基本地位和基本经济状况。在私有制的条件之下，穷人世界和富人世界永远无法改变。因而，社会生产关系在社会生产领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其他任何的社会关系都无法替代的。
那么，生产关系之于人类社会的其它社会关系呢？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即是说，在整个人类社会领域当中的所有社会关系之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在社会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这是由于人们创造历史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实践活动是“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所以，在我们整个社会领域，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再普遍再基础不过的关系了。任何对于我们的社会的认识与研究都不能忽视更不能无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于社会生产的社会关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我们的世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出现难以计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由于地方、语言、生活习惯等等因素的差别，我们的世界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民族，就是现在全世界也有约2000个左右的民族；各个地方各个民族会出现社会政权的不断更替，甚至同一个地方，在一定的时期内，还会被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所统治，这种现象在古代的欧洲、亚洲、非洲的交界地，在印度、中国等地都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在近代，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一整套的殖民系统，等等。整个世界，整个一个国家，无不是一个包括政治法律关系、民族关系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世界，好像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政治活动的舞台。似乎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要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政策，怎么样建设，等等，只要统治者统治集团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个国家这个政权就能够顺利地发展起来。似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就掌握在少数统治阶级及其统治集团甚至少数统治者的手中，少数统治阶级少数统治者统治集团就能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社会走向。似乎政治关系法律制度等等正是决定整个一个国家命运和社会性质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并没有什么大的用处。但是，整个世界能够相互影响的地方在同一社会形态之下都有着相同性质的社会生产的关系。即使这种生产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具体的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你无法否认从根本上讲那其实是一个相同性质的生产关系这样一个事实。比如，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在欧洲、亚洲，还有非洲，封建地主（或农奴主）阶级的生产关系贯穿了这些地区的整个这一历史时期。虽然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统治集团，或每隔一定的时期同一地区会变换统治集团，但是，既没有在封建的生产关系的条件下成功地倒退到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的历史，也没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没有出现的情况下采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历史。并且，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我们的世界最初兴起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直到那些封建统治被消灭之前，所有的封建统治集团无时无刻不是站在它的对立面而企图消灭它。在封建统治时期，一切的统治集团都是来自于封建地主阶级，一切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一切的封建宗教组织，一切的封建的思想意识，等等，都是建立在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并且，这一切又都不遗余力服务于这个关系，封建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当中是没有其它的关系能够取代的。封建时期的一切社会变革或改革都是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进行的，都是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内的调整，都是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内的变革或改革。整个封建国家都是建立在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也就没有了封建统治的力量基础。没有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什么封建的组织、封建的统治集团，什么封建的政权、封建的国家，什么封建的法律、封建的制度、封建的思想意识，等等，也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在我们的社会领域，随着封建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一切封建的东西封建的国家都或早或晚地进入了人类历史的博物馆。
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它决定了其它一切社会关系。它是人民群众从事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在内的创造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所面临的最基本最直接的社会关系，它是构成我们整个社会大厦不可替代的基石。
二．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与社会形态的更替的关系
在我们的社会领域，作为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一方面，相对于社会生产而言，生产关系决定着从事社会生产的人们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同时也决定着我们的社会生产怎么操作，怎么运行，怎么样去完成，决定着我们生产的产品的最后归宿；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整个社会而言，从社会形态来看，它又是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关系，我们之所以能够把一个社会形态同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分开来，就是因为生产关系这个最基本最普遍的社会关系的存在。
在社会历史的认识领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这两对矛盾之间的交互作用，形成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整体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由于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两对基本矛盾实际上形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一个三层结构的系统。它们之间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动力。在社会的各种基本要素中，生产力则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始终处在变动状态当中。当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引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状况的变化，从而推动生产关系发生变革。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会引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状态的变化，从而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于是，人类社会也就进入了高一级的形态。
在整个社会变革的过程当中，生产关系的变革是我们的社会变革之中最基础的变革，它是我们的社会从低一级的社会形态进入到高一级的社会形态最基本的依据。因为，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随之改变，而且，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统治力量也必然随之彻底地改变，从而导致整个上层建筑的根本性的变化，并完成社会形态的变革。
所谓社会形态，就是指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下，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依次更替、不断演进，形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我们已经经历的社会形态的更替来看，一个社会演进到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代替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及新的先进的上层建筑体系代替旧的落后的上层建筑体系是不可替代的过程。无论是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再由奴隶社会演进到封建社会，还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替代封建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都必须完成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没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根本性的变革，就谈不上社会形态的更替，就谈不上我们的社会完成了向更高一级的社会的飞跃。
在历史上，正因为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代替了原始的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奴隶制的国家代替了原始的部落、部落联盟，人类社会才进入了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封建君主专制代替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和奴隶制的国家，人类社会才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资本主义国家代替了封建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封建君主专制，人类社会才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同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国家代替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人类社会才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
在我们全人类已经完整地经历过的社会形态的更替的历史当中，所有的社会形态的更替无不是这样一个过程的反复再现。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成为社会形态更替必须完成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一个例外。从这些社会形态的更替的历史来看，虽然，刚刚形成的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或多或少地保留有刚刚过去的社会的痕迹，但是，没有一个社会还让过去的旧的生产关系或旧的上层建筑体系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没有，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的历史，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历史现象。一个封建的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必然是封建地主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封建的生产遍及整个国家的各个生产领域，并进而构成整个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只能是地主阶级，而不是其它任何别的阶级，这个国家的政权只能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等等。同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必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整个国家最基本最普遍的体现社会生产的关系也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其它任何形式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构成了整个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只能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其它任何别的阶级，这个国家的政权只能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资产阶级的政权。
如果有人说就是有封建地主阶级要去维护奴隶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历史，或资产阶级要去维护封建地主阶级或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历史，如果有人说封建国家仍然以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作为自己国家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政权仍然以封建的生产关系或别的什么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国家的经济基础，那只能是编造的历史的谎言。在同一种社会形态当中，与之相对应的必然是它自己社会所对应的生产关系，及这一社会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而不是把别的社会形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自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不会在这样一个生产关系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它的上层建筑也必然是在它自己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它自己的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及本阶级的统治在它自己的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上层建筑的体系，没有照搬别的社会的上层建筑的社会形态。
这样，社会的更替必须完成生产关系的更替，新的生产关系必须取代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成为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以该新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为基础形成新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要完成相应的上层建筑的根本性的变革，或相应地完成上层建筑的革命。三者的根本性的变革（或革命）是不可替代的。没有这样一个变革或革命，新的社会形态就不会出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更替，无一不是经历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根本性的变革，无一不是埋葬了前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基础，新确立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一不是与自己社会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基础，我们的社会更替无一不是埋葬了前一社会的没落阶级的统治，无一不是新的先进的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宰。我们要认识一个社会，我们就不能不去认识这个社会基本的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以及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形成的经济基础；我们也不能不去认识构成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体系，特别要认清这个社会是谁的天下，是谁掌握着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利，这个政权在为谁服务等问题。
那么，在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中，生产力又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生产力是不是不同社会形态划分的客观依据呢？生产力是不是判定不同社会形态的客观标准呢？
我们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得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这两对矛盾之间的交互作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在社会的各种基本要素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当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发生变革。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会引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状态的变化，从而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然而，对于社会形态的更替而言，生产力却不是表明我们的社会从一种旧的落后的形态过渡到新的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的直接因素。也就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我们无法认识清楚我们所处的社会形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形态。
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各个要素当中，生产力是指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人们的社会生产所面对的是自然物质条件，在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当中，由于人们生产经验的不断积累，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科技水平及社会生产的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发展到新的高度。
历史上，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些发展阶段：石器生产的阶段、铜器生产的阶段、铁器生产的阶段、机器化生产的阶段、电器化生产的阶段、太空技术生产信息化生产的阶段。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的社会形态划分为石器社会、铜器社会、铁器社会、机器社会、电器社会及信息化社会等等这样一些社会形态呢？当我们在考察一个社会历史时期的时候，要突出一个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我们可以有石器社会、铜器社会、铁器社会、机器社会或信息社会这样一些提法，但是这些提法并不表明我们人类所经历的社会形态就可以这样划分。
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石器社会、铜器社会、铁器社会、机器社会、电器社会及信息化社会等等，它集中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表明我们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这样的概括既没有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状况，也没有体现出当时的上层建筑体系的状况，它基本没有涉及到社会形态的实质性的内容。
在社会历史领域，往往是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而社会生产方面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发生变化，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更谈不上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基础和新的上层建筑的体系。
比如，当我们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铜器生产的历史时期，而我们的社会生产关系还处在原始的公有制的生产关系的历史时期，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就立即产生，更谈不上形成新的奴隶社会时期的经济基础，而社会的上层建筑体系也还处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时期。只有当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产生之后，且成为整个这个社会内部的基本的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时候，或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发展方向，更进一步来看，生产关系的变化已经进入到从原始的生产关系到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的根本性的变化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剧烈的根本性的变化就不可避免，原始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社会结构就要被打破，奴隶制的国家就必然取代原始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为了奴隶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奴隶制的国家也必然把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关系来维护，并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这一新的社会生产的关系，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就会成为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必然代替原始社会时期的经济基础。当然，铜器的生产必然要促使新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的产生，我们的社会也将必然过渡到奴隶社会的历史时期，这正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是，当我们的社会生产刚刚进入铜器生产的社会历史时期的时候，或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们的社会还是处于原始的社会生产的关系当中，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还是原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我们的历史还没有走出原始的社会形态。那么，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还只能是原始的社会形态。同样，当铁器生产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人类还不得不继续忍受奴隶制的奴役。只有当封建地主制的生产关系充分发展起来的时候，封建地主阶级有了足够强大的力量，直到封建地主阶级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政策甚至政权或能够建立封建国家的时候，封建社会取代奴隶制社会的社会历史时期才开始到来。
在这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变化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情况呢？一方面，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势来看，构成社会形态的基本因素虽然是生产关系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上层建筑体系，而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往往必须在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来。在历史上，往往是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所需要的程度，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化还没开始，或刚刚开始。看起来，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并不一致，生产力不能推动社会实现自身的变革，实际上，那是因为还需要生产力水平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充分发展阶段，直到能够推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完成根本性变化的程度，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的社会更替的局面才会出现。生产力给社会变革提供的是一种能够完成变革的强大的“力”，而不是组织变革完成的过程的本身。比如，武器能够消灭敌人，但是，没有人拿起这个武器，武器是不会自动消灭敌人的，敌人也是不会自动就消灭了的。社会变革的完成需要社会变革的倡导者、组织者、领导者把这种“力”组合起来，形成摧毁旧的社会形态的强大力量，并使用这个力量完成社会形态的更替。铜器生产之于奴隶社会、铁器生产之于封建社会都是这样。无论是铜器生产还是铁器生产的时代的到来，都只是预告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必然到来的趋势，而不是新的社会形态立即就能变为现实。但是，当铜器生产和铁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又最终促使它们相对应的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在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中，尽管生产力的变化并不直接体现出社会形态的更替，但是生产力又的确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动力。虽然，只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完成了变革，社会形态的更替才能实现，没有这个变革的完成，就没有新的社会形态；但是，没有生产力的推动，就没有生产关系的变革，进一步讲就是没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革。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往往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变化相对应的关系。社会的变化首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开始的，当然，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积累起足够的社会变革的力量。这一定的程度到底怎么去衡量呢？到底到什么程度才能推动社会形态的更替呢？这一定的程度就是它已经进入到了推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去完成变革的这一过程当中，并进一步进入到了推动上层建筑也完成变革的过程当中。于是，人类社会也就为进入更高一级的形态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只要完成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就完成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同时，这一定程度的生产力也是构成新的社会形态的最基础的一部分。所以，这种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变化之间是一种相对应的关系。
另一方面,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又有不相对应的一面。往往是生产力水平经历了几个较大的发展阶段，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才最后完成。也就是说，存在于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之下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它能够容纳不同层次的社会生产力。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经济基础，能够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存在，同样也能在较高或很高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存在。
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或变成社会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必须要在某一特定的生产水平之内。从具体的历史过程来看，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出现于铜器生产水平之后，封建的生产关系出现于铁器生产水平之后，似乎新的生产关系必须建立在新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之上，生产力水平不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就无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按照这种变化的对应关系，封建生产关系之后的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应该出现在机器生产的水平到来之后。因为，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铁器生产的水平之后的生产力水平的新的高度就是机械化生产。然而，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告诉我们，在封建社会的后期，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我们的社会生产领域出现且我们已经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生产力虽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人类还没有从铁器生产的历史时期进入到机器生产的历史时期。从十四世纪十五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到尼德兰革命的成功，特别是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我们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社会形态开始了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取代封建的社会形态的社会历史过程。但是，我们的机器生产的时代却是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的时代才开始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资产阶级的政权，资本主义的国家，并不是机器制造出来的。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推动了机械化生产时代的来临，即使是在此之前的工场手工业也是在萌芽时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从封建的生产关系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变革完全没有了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先于生产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生产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的变革。如果硬要说机器化生产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那理论家们只有把机器生产再提前几百年。如果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要坚持那是科学的论断，那他们首先必须把自己变成那样的理论家。
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的更替的开始又重复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那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不相对应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更替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不论是当时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维埃俄国，或后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及其它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都是在这一系列的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具体情况之下完成的。特别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状况、生产力水平更加的落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基本的普遍的还是处于农耕时代，整个国家只能用“一穷二白”来概括，仅有的工业也是一些旧中国及其落后的军事工业之类的工业及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建立起来的工业，根本就没有那种几十年或几百年的工业生产的历史。即使到现在，如果要按新的生产力水平与新的生产关系的对应变化的要求，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不应该出现，更谈不上社会主义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如果要以生产力来确定社会形态，现在整个世界的生产力水平都还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且不能再容纳的高度，而且，就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整体上还没有出现封建社会末期的那种社会情况：在封建社会末期，封建的生产关系不能再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它对于社会生产社会发展只能起一种阻碍的作用；除了接受被消灭的命运之外，封建的生产关系再没有别的路可走；建立在这一关系基础之上的封建上层建筑体系越来越成为历史的极其反动因素——封建政权、封建国家、封建统治阶级除了让历史倒退之外，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以及给社会带来全面的破坏之外，再无别的功用,等等。不仅当代的资本主义还没有走到这样一个地步，而且，实事求是地讲，不论是从总体上来看，还是从最高水平来观察，整个世界的生产力水平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机械化、电气化生产的生产力水平，而且能够容纳信息化生产或更高的社会生产能力的生产力水平。资本主义经济即使是出现了发展的重大危机，经过自我调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能适应还能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在苏联等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复辟成功。所以，如果按照当今世界的社会生产力的状况，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它出现的理由，更不必谈社会主义的政权社会主义的国家之类的问题。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不仅十月革命到来了，成功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在苏联也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而且，社会主义事业在东欧等一系列的国家也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更出乎人们的意料，在中国那样的纯属农耕时代且“一穷二白”的国家也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这在某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直到毛泽东逝世包括华国锋领导的时候，虽然，现在的中国的理论界或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都认为那个时候搞错了，没有考虑到或没有认真考虑到当时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水平的落后程度是否适应的问题，犯了超越阶段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的严重错误，或者说毛泽东还在中国历史上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有史以来的大浩劫的历史时期，等等。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也正是在毛泽东那个疯狂错误的年代，中国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的工业革命，建立起了中国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这在全世界都是得到了认可的。这是林则徐们、李鸿章们、孙中山们包括蒋介石们一百多年来想做而又根本做不出来的事业，他们连民族独立的任务都没能完成，更谈不上把工业革命之类的事业拿到桌面上去做。从新中国成立到华国锋的短暂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平均保持在百分之七点八左右的水平，这在资本主义世界也是非常少见的。到最后，毛泽东把镰刀锄头的中国变成了一个不仅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还拥有了原子弹、氢弹、卫星的国家，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跨度之大程度之高，在中国或整个世界的历史上，应该还没有第二个领袖做到了或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在毛泽东的那个疯狂错误的年代，世界最强大的霸权主义国家美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两次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由于中国的无私的援助，朝鲜和越南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这在反侵略求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是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的，在没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之前，第三世界反侵略求独立的斗争还没有取得过那样伟大意义的胜利。这些斗争，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如果没有经济力量的巨大增长，特别是像抗美援越的斗争，是根本不可能取得那样伟大的成就的。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美国利用联合国动员全世界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封锁中国（在一些理论家和当代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的眼中是毛泽东闭关锁国）二十多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手段全部使尽用绝，没能搞垮中国，相反，却让世界最强大的霸权主义国家美国跑到一个它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来谈建交的大事。这种事也只有毛泽东那个疯狂错误的年代才发生过。直到毛泽东逝世，毛泽东给中国留下了一个和平稳定的能够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周边环境，这是毛泽东之前的中国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情。这一切说明了什么？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是适合中国的，而且还取得过伟大的成就，虽然中间也出现过重大的失误。我们还是那么说，历史就是历史，你否定了它，那还是历史。历史总有人研究，总有人去发现。
不论是从资本主义的历史，还是从社会主义的历史来看，这一切的情况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或在很大的程度上确有不相对应的一面。存在于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之下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确能够容纳不同层次的社会生产的能力。而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对于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生产力无论怎么发展，它必须是在完成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根本性变革的基础之上才能出现。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变化虽然最终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但它的发展，它本身从一个较低的阶段推进到一个较高的阶段，并不能立即引起生产关系的根本性的变化，更不能立即引起社会形态的更替，当然就不能说明社会形态从一个旧的形态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阶段。在具体的历史过程当中，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之下，即使生产力水平在整体上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者即使生产力水平从普遍的基本的情况来看还非常落后，只要完成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根本性变革，也就完成了社会形态的更替。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社会形态的更替只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根本性变革的基础之上。
三．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
一个社会的本质问题的探讨
我们对一个社会的认识，要把一个社会从别的社会形态中划分开来，最基本的依据就是生产关系。在这个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最基本最普遍的生产关系最能说明这个社会是它自己而不是什么别的社会。在这个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形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而构成这个社会的社会形态。
一些理论家用什么铜器社会、铁器社会、机械社会、电器社会之类的所谓的理论创新理论发展，或者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经过自我调整还能容纳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等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的学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认识和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错了，认为斯大林关于五个社会形态的划分及其理论成就也是伪科学的，认为毛泽东也只能机械地狭隘地歪曲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学说，认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学说的坚定不移地坚持，都是极左思潮的表现，都是死硬的教条主义者的思想僵化的顽固表现。那么，这些新时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这些新时代的伟大的理论工作者们，他们所谓的理论创新理论发展就必须修改历史，就必须在所有的历史书上把类似工业革命的问题再提前几百年，或者把铜器生产或铁器生产再延后几百年，提前或延后到符合他们的伟大理论的恰当的时间。同时，他们还必须销毁过去所有的历史书籍，等等。
还有一些人对于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借口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抛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谈论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无限拔高生产力在社会的各种矛盾运动中的作用，把生产力拔高到决定社会的本质内容的高度，宣称只要抓住了社会生产力方面的问题，就抓住了一个社会的社会本质，就搞清了一个社会所处的社会形态。相反，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于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则是无关紧要的因素。特别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甚至一个社会普遍的基本的生产关系，对于它本身的社会形态更是没有丝毫的关系。即是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对于自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基本的普遍的生产关系的选择，只要它能够发展生产力，能够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只要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选择什么并不重要。一个社会的社会性质与生产关系没有什么重要关联。一个社会形态本身并没有它的基本的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关键看它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依据这样一个理论认识，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真正的就会出现这样的社会历史现象：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可以采用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一个奴隶制的国家就可以采用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或一个封建制的国家可以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反过来，社会主义的国家就可以把资本主义的或封建的生产关系当成自己最基本最普遍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可以把封建的或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当成自己最基本最普遍的生产关系，封建的国家也可以在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基础，等等。
从前一种情况来看，好像把后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提前到自己这一社会形态当中，不论是对于生产力、综合国力，还是人们的生活水平，于情于理都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因为，不论是奴隶制的生产比原始公有制的生产所创造的社会生产能力，还是封建制的生产比奴隶制的生产所创造的社会生产能力，都要大得多，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所创造的巨大的社会生产能力更是以前任何形式的社会生产都无法匹敌的。这样，我们就将在封建时代甚至奴隶制时期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生产能力，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社会生产能力就进入了极高的水平，比如，在十七世纪就可以达到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的水平。
根据后一种情况来分析，当资本主义政权或封建政权在一个地区建立起来的时候，而生产力的水平还只是封建的或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才能适合的情况之下，即是说，资本主义政权在这一地区是建立起来了，但还只是封建的生产关系适合这一地区，或政权是封建的，而生产力还只是奴隶制的那个水平，就应该相应地采取封建的生产关系或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来完成社会建设事业。即是说，依据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必须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样一个认识，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实际出发，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可以采用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的经济基础；封建制的国家也可以采用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在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的经济基础。这样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快速而又科学的发展，从而最大程度地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但是，在具体的历史过程当中，当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们对别的生产关系都是采取一切办法阻止它的发展，力求保护自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过程当中永远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容许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来代替自身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一切的私有制社会更是没有允许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的丝毫可能性。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几个私有制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没有哪一个社会把别的社会的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当成自己基本的普遍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美洲，这一方面的情况特别典型，几百年前，美洲还处于原始社会的社会形态之中，不论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还是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他们，都是崭新的社会生产的关系。如果建立了奴隶制的国家，他们采用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是必然的道理；如果建立封建制的国家或资本主义的国家，采用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作为自己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是完全符合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如果选择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与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就处于一种完全不相适应的状态，完全是超越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实际的不正确的选择，完全是违背社会发展的科学原则的严重错误。但是，像美国、加拿大一类的国家，一开始独立的时候，就选择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即便在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采取的也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这些地区从事生产活动的，这些地区的原美洲人民被血淋淋地拖入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当中从事社会生产社会建设活动。独立后的拉丁美洲，也没有普遍地建立起奴隶制的国家，而是选择了封建专制式的统治。他们都没有“实事求是”地思考过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更适合原美洲人民所处的生产力水平的实际情况，而来自于欧洲以外的大量移民也是被迫直接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事社会生产社会建设活动。
从社会生产力自身方面来分析，虽然生产力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但是它却不能任意决定自己自身的命运。在生产力的各个要素当中，最活跃的因素即是生产者，生产者因为担起了社会生产的重任，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人，他们本身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的社会之后，在一切私有制的社会当中，生产者的命运从来就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生产者本身从来就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在社会生产领域，他们自己既不能任意选择怎样去从事社会生产，也无权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在私有制的社会里，社会生产者始终处于被剥削的经济地位，始终处于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之下，似乎生产者天生就自愿在剥削者的奴役之下创造世界，创造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似乎他们天生就愿意被剥夺。似乎他们只有在剥削者、统治者的剥削与奴役之下才能创造世界创造历史。
人们的社会生产就是对自然的改造与征服，社会生产者所面对的就是自然的物质世界，他们所具备的首先就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地提高他们自身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社会生产能力，促进社会生产的科学发展是他们基本的本能的愿望。而对于剥削者统治者的剥削与奴役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历史证明生产劳动者天生就自愿接受，也没有任何的历史证明生产劳动者就是天生的被剥削者和被奴役者。而是一切的剥削者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为了自己不劳而获，为了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等等，而把劳动者变成了被剥削者和被奴役者。原始社会一百多万年的原始的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和人们在生产及整个社会中的平等地位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原始社会末期，在没有剥削没有私有制的条件下，生产劳动者把自己的生产水平提高到了铜器生产的时代。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生产的社会产品有了剩余，人们有了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的机会。可是，逐渐地一部分人却把剩余的产品据为己有。这部分人慢慢地就变成专门以占有从事社会生产的人们的劳动果实为生的群体，出现了剥削者和生产者的分离，这才产生了剥削和被剥削的社会经济关系。剥削者为了自身的剥削地位合理化、经常化，为了自己更多更有保障甚至最大限度地占有劳动成果，他们不断地强化这种剥削和被剥削的社会经济关系，直至发展到建立并动用武装等强制力量或强制机构的程度，并最后导致了国家的产生。这种社会经济关系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社会机构及整个上层建筑的变化，最终结束了人类社会的原始社会形态的历史时期，进入了私有制的社会历史时期。
生产劳动者最早面对的私有制社会就是奴隶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演进来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水平发展到铜器生产的社会生产水平，最终促使社会生产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新的经济基础与全新的上层建筑体系。但是，这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与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在社会生产能力提高到铜器生产水平的情况之下一夜之间就完成了的，都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演进过程的最后结果，而国家的出现正是这最后的结果。
那么，新的奴隶社会的社会形态应当从人类进入铜器生产的时代划分开来，还是以国家的出现为标志来划分呢？即使以进入铜器生产的时代来划分社会形态，那么，我们也只能把原始社会划分为两个原始社会形态。因为，这时我们还没有看见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呢，更谈不上奴隶制的国家。翻开历史，你会发现，即使是剥削关系已经在我们的社会领域出现，也只能代表剥削关系的萌芽，生产者并没有就立即变为奴隶，更谈不上形成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或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铜器生产的出现并不能把我们的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的社会形态之中划分开来，原始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原始的上层建筑体系仍然是整个社会的占主要地位或统治地位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还是只能叫做原始社会。因为铜器生产的出现就把我们的社会形态划到了奴隶制的社会形态当中，那时十分可笑的，且完全背离了社会形态划分的科学依据。
在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体系都没有发生变化或还没有能够实现根本变化的情况之下，仅仅因为生产水平的提高就划分新的社会形态，那我们所经历的社会形态不知有多少。因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些要素当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它的发展变化的速度比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要快得多，它的阶段、层次也就要多得多。就拿最落后的石器生产的时代来讲，它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随着弓箭的发明，还可以划出一个弓箭时代，如果以生产力标准划分社会形态，到这里就应该有三种社会形态出现。但是，这三种社会形态只有一个重大变化，即生产力水平的重大变化。而直到铜器生产出现之后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至少没完成根本性的变化，原始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原始的上层建筑体系仍然是整个社会运转的最基本的因素。因而，在这里谈论社会形态的更替完全是无稽之谈。
这样，虽然，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的决定性的因素，社会形态的更替需要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才能完成，但是无法以生产力为标准来划分社会形态的，它不是也不能成为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因素。以生产力的水平为依据，我们也不能分辨出一个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只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完成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才能进入新的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的更替就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取代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过程。同样，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更替及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更替都是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完成了根本性的变化的基础上实现的。
社会形态的更替，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有了新的社会形态提供先例的情况之下，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经济基础、新的上层建筑必然会直接地或间接地为周围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几个方面都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提供成功的典范，从而促使这些国家或地区更快地完成社会形态的更替。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社会形态更替的影响更小，更不重要，即使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或没完全达到促使社会形态更替的程度，社会形态的更替也将非常顺利地完成。因而，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几个相互联系的洲亚洲、欧洲、非洲从整体上讲社会形态更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与其它洲隔绝开来的美洲地区。而当美洲在新航路开辟之后，由于资本与殖民的输入，美洲原本还处于原始状态下的社会形态迅速地遭到破坏，且出现了社会形态的跳跃式的跨越几个社会形态的社会更替。象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在消灭了殖民体系之后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历史时期。
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几个因素完成根本性的变化的过程当中，什么因素的变化更为基础、更为重要呢？什么因素更能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形态更替的成败呢？什么因素更能保证新的社会形态是它本身而不是别的社会形态，或者保证新的社会形态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本性而不倒退到前一个社会当中去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去深思的问题。
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如果要稳定下来，要发展，要不被颠覆，它必须建立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的基础之上。不能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生产的能力，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没有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没有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明显的提高，等等，它就无法让自己的人民信服，它要稳定下来要不被颠覆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历史上，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更替，在每一个社会更替完成之后，无一不是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特别是翻开资本主义的历史之后，资本创造出的社会生产能力更是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对于英美等许多发达国家来说而非常落后的俄国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出现了东欧、中国等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特别是古巴和中国等亚洲国家，是在更加落后更加艰难的情况之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正是这少数几个落后的国家，曾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足以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力量。这里，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在这些落后的国家创造出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这样的历史局面是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仅仅是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能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就认定这个新的社会形态就此稳定下来了，就再也不会有被颠覆的危险，那是极其错误的认识。因为，社会生产力所包含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生产的直接结果就是创造一定量的社会物质财富，它并不直接体现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决定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的根本因素。在过去所有的历史演进过程当中，比如，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这里我主要依据这三个社会形态的演进来观察人类历史演进的一系列的基本情况），一个新的社会最终能够稳定下来而不被颠覆，或者，这个社会始终是这个社会，而不是其它什么别的社会，下面几种最基本的历史情况贯穿着整个这个社会的始终：
第一，这个社会形态之下的主要的社会生产关系不仅始终在这一社会形态领域内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且这一生产关系在这一社会形态领域内始终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经济关系。其它一切存在于这一社会之内的生产关系，在这一社会形态之下，始终处于这一社会最基本最普遍的生产关系之外的次要地位和从属地位，在这一社会中属于最不普遍也最不能称之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内自己的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不可替代的。在具体的历史纪录当中，这一生产关系一旦失去了自己的主要地位统治地位，这个社会也就不复存在。只要这一生产关系仍然统治着整个生产领域，即使出现暂时丢掉政权的现象，这个社会的社会形态也不会遭到根本的改变。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历史现象，封建的政权被农民革命战争推翻了，但是以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为核心内容的生产关系并没有丝毫的改变，所以，要么农民革命最终建立的还是地主阶级的政权，要么农民自己的政权很快就被消灭。秦朝末年、元朝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农民战争等等就没有摆脱这样的历史结局。一个社会内自己的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贯穿整个这个社会的始终，它是这个社会形态最基本最稳定也是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它的主要地位统治地位一旦遭到破坏或者被别的生产关系所取代，整个社会的社会性质也将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在这个社会形态之下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各个要素之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在整个社会中的基础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它不仅表明谁掌握着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且，正是在这一所有制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这一社会的上层建筑所需要的最基本也是最为可靠的阶级基础，组成该上层建筑所需要的统治力量包括核心力量都是来自于这一所有制的条件之下的基本阶级。比如，在奴隶社会时期，奴隶和一切的生产资料归奴隶主所有，奴隶主阶级是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这个社会的政权也是整个奴隶主阶级的政权；在封建社会里是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封建地主阶级是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实行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专政；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社会，建立的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虽然，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对比较民主的社会，但是，只有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及代理人才能掌握国家的政权，其服务的对象也只能是资产阶级。历史上，没有一个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对于这个社会的决定意义就是通过它自己的所有制为基础形成的统治整个国家的基本的同时也是非常强大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这样，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整个社会之中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一方面，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掌握，掌握了整个社会的生产与经济权力；另一方面，通过掌握生产资料所形成的一股社会力量即自身的阶级力量深入到社会政治领域，从而掌握着国家的政权，反过来，通过国家政权它又对自己在社会生产领域与经济领域的权力提供自然的保护和根本的权力保障。因而，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整个这一社会历史时期的整个社会的历史命运。生产资料属于奴隶主所有，奴隶主阶级就掌握了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就是奴隶社会；属于地主阶级所有，地主阶级就掌握了这个社会，我们称之为封建社会；属于资本家所有，资产阶级就掌握了这个社会，这就叫资本主义社会。这样，认清了一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实际也就清楚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社会。
第三，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系统始终是全力保护着它自己的这个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不是企图采用其它的生产关系来取代自己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在所有制的问题上，不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本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即奴隶主阶级所有制、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从来都没有丝毫的动摇。
这些具体的历史情况说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这一社会形态当中极其重要的因素，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更是确定一个社会是这一社会形态而不是那一形态的天然尺度。它不仅决定着这一社会的人们的普遍的基本的实现社会生产的方式，而且为这一社会准备了最深厚的经济基础与最基本最普遍最稳定的阶级统治的基础。这个社会正是在这个阶级的力量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同时，这个阶级不仅为这个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掌握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大权，并以此去最忠实最坚定地维护着这个社会的存在，而且源源不断地为这个社会提供整个统治阶层的基础力量和核心统治力量，直到这个社会的灭亡。所以，在这个社会当中，它的上层建筑坚定地维护着本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及本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是任何一个剥削阶级从来都没有轻视过的问题，他们也从来没有主动放弃过他们自己这一最根本的权利。
这样，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几个私有制社会的历史经历来看，一个社会要从其它一切的社会形态之中区别开来，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看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问题及这一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个社会的政权基础即统治的阶级基础也将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形态的更替就不可避免。如果是从落后的社会形态演进到先进的社会当中去，那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的社会更替；如果是从先进的社会形态倒退到落后的社会当中去，那就是先进的社会被落后的复辟势力所颠覆，是逆历史发展的方向的颠覆。对于前一种情况，固守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及其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是对历史的反动；对于后一种情况，破坏那种新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及其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是颠覆历史，就是开历史的倒车，同样是对历史的反动。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前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及其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抛弃是历史的必然；按照历史的必然，对于后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及其生产资料所有权必须全力以赴去巩固它完善它发展它，因为只要它遭到破坏，刚刚产生的新的社会的根基就遭到了破坏，新的社会新的政权就不能巩固，就要被颠覆。
所以，对于一个新的社会形态，除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争取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之外，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要全力保护刚刚确立起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及相应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不遭到任何形式的破坏，包括新的政权自己本身都不能采取任何的形式去破坏它消灭它，只能去不断地克服它的不足甚至它的重大的缺陷，只能去不断地发展它巩固它完善它。如果新的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被动摇了，或实际被取代了，其相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实际被别的什么所有制所剥蚀，或者变得名存实亡，或者干脆被取而代之，即使是生产力曾经在这个生产关系的条件下有过多么巨大的发展，即使是曾经创造过多么巨大的物质财富，这个新的社会都将变得名存实亡，或者直接被颠覆。新的生产关系及其生产资料所有制刚刚建立，出现问题甚至严重的问题在所难免。
这样，通过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几个私有制社会的认识，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它本身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在这几个剥削社会当中反应出来的情况就是决定一个社会的命运的根本问题。即使同样是私有制的社会，这中间都没有任何的调和余地。既不会有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和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封建社会。在具体的社会形态当中，生产关系及其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构成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的非政治权力状态。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什么，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什么，那它就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所以，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问题和它本身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就是决定一个社会的根本性质的本质问题。离开这两个问题来谈一个社会的本质，那是根本就无法认识清楚一个社会的本质的。一个社会到底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两个问题是让我们最终能够清楚地分辨出来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两把钥匙，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是直接确定一个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根本问题。
四．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
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的探讨
当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要弄清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不是也可以运用这两把钥匙来分辨呢？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两把钥匙来辨别出它在本质上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呢？或者，我们是否可以采用别的方法就能辨别出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就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呢？
这里我们首先来认真地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到底对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怎么样概述的。
第一的也是最根本的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同时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他们的纲领性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就十分明确地指出：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262）
同样是在《共产党宣言》当中，他们这样地描述：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265）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271－272）
（下面几段有相关引用）
他们的这些论述极为明确地阐述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他们通过对社会历史的极其深刻的观察，在《宣言》中得出了一个极为明确的结论：他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必须是一个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必须是一个与私有制彻底决裂了的社会。这就是要根除自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则。
自从我们进入到奴隶制的社会以后，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的社会一直处于私有制的社会历史时期。虽然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把整个私有制的社会分成了三种社会形态，但是都有同属于少数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这一根本一致的因素。不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定格在“少数私人占有”这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畴，这些社会以此可以总起来概括为私有制社会。因为在所有的私有制社会当中，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都是以剥削生产劳动者的劳动为存在条件的，所以，私有制社会又叫做剥削社会。只要私有制存在，剥削就没有消灭的可能。如果整个社会是私有制占主体，私有制是一种普遍的基本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那么剥削就是这个社会的普遍的基本的社会现象，这个社会就只能是私有制社会或者剥削社会。使用国家政权及其它一切的国家强制机器的一切强制手段来保护和保障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和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剥削权力是私有制社会或者剥削社会存在的最基本的要求。没有强制权力保障的私人占有和私人剥削是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所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者即剥削者们组织起来，组成了他们自己的权力机构，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社会的更替，只要不否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居于统治地位，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还是一种普遍的基本的生产关系，那么社会不论怎么样更替都还是在剥削社会或私有制社会这一总前提之下的社会更替，社会更替之后都还是一个剥削社会，都还是一个私有制的社会。一句话，这实质上都是私有制社会或剥削社会的内部矛盾运动的问题。因而，这一切的社会更替都是根本就不涉及到“消灭私有制”这一问题的社会更替。
当我们的社会更替发展到由资本主义社会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因为领导人民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它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无产阶级及一切劳动群众自己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于是，这一更替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过去那种根本就不涉及到“消灭私有制”的社会更替完全相反，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是一次与“私有制”彻底决裂的社会更替。
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当中就十分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
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才能根除剥削问题。这是社会主义能够存在的首要条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里强调：“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同时，还是在《宣言》中，他们更进一步明确地强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的决裂；……”等等，在这部后来一直在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被当成最重要的一部纲领性的经典著作里，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频繁地从不同方面不同的角度谈到“消灭私有制”的问题，把“消灭私有制”提高到了整个理论所引导的革命运动的最根本的目标这一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了让无产阶级更加明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这场革命的最根本的一项任务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并因此最终结束私有制的历史，他们甚至把消灭私有制与整个理论等同起来。在他们的著作当中，体现出这样一个思想，即：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过程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在实践当中直接展现的过程。从这一方面来看，这实际就等于告诉我们，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主义在具体实践的具体行动过程中不可替代的根本内容，马克思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的全部行动全部实践的理论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一精辟论断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实际是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一条极其明确的分界线。因为你要保存和发展私有制，你的实践结果就是把一个所谓的全新的社会留在了私有制的社会形态的圈子里，最多只能称之为一个新的私有制社会。说漂亮一点，还可以叫做非常非常民主的和谐的包容一切的极其美好的私有制社会。只要你想怎么美化就可以怎么美化。然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运用于实践之中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就是要建立一个与一切私有制彻底决裂的全新的社会。
“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义之本，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那天起，它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根本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确定的第一个最根本的任务。他们通过对社会历史的深刻研究发现，几千年来的剥削社会始终存在着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问题，始终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极端富有和被剥削阶级的极端贫穷这样的千年难题，这当中决定着这一数千年的确定不移的社会走向的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因而，无产阶级所要建立的自己的崭新的社会，第一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消灭私有制”。
抛弃了“消灭私有制”这一根本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就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就是抛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就是抛弃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成就理论贡献不但对消灭私有制只字不提，反过来还用实际的行动宣称在当代的情况下保存和发展私有制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实质上是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人不能借口时代的发展，不能借口与时俱进，就随便否定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立义之本，或随便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不可动摇的根本性的原则。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如果“消灭私有制”这一马克思恩格斯把它提高到无产阶级自己的理论本身的高度的根本的不可动摇的原则都可以修改，那还有什么原则不能修改呢？还有什么内容不能修改呢？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里还特别强调：“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这就更加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决不是泛泛而谈。它是直接把“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作为了根本的目标，把社会主义社会直接建立在了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基础之上。实际上，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那里，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当中，从来都不曾动摇。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又从资本主义自身的经济规律的角度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资产阶级所有制也是跟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与所有制一样的必然要灭亡的一种生产关系与所有制。这样，他们从经济运行规律的角度论证了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资产阶级所有制在内的一切私有制的最终灭亡都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在具体的历史演进过程当中，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社会很快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近代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很快登上了政治舞台。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展示出来的巨大的革命力量表明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将最终埋葬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制度，并最终结束私有制的社会。
过去的一切阶级斗争，没有一个阶级推翻了与自己本身直接对立着的剥削阶级的统治，斗争的胜利都是新兴的剥削阶级或一个剥削阶级内部新兴起的剥削集团的胜利。它们的斗争要么被镇压；要么变成了自己阶级的对立面，参加革命的那部分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但进行革命斗争的阶级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革命或革命性变革的一切有利因素都倒向新兴的剥削阶级或新兴的剥削集团的一边，尤其是改变社会形态的斗争，完全是新兴的剥削阶级的胜利，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胜利。
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却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由于机器大生产时代所造就的无产阶级的一无所有决定了无产阶级是一个彻底革命的阶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刚刚登上政治舞台就有了自己的科学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革命斗争。由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的不断结合，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斗争经验就会不断地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工厂的加工变为科学的成熟的革命斗争的理论，从而直接指导革命斗争科学地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进而凝聚成能够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的强大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开办了这个加工厂，直到恩格斯逝世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后来，列宁成为了这个加工厂的董事长，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的基础上，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基础上，总结出了能够指导俄国无产阶级首先在全世界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理论，列宁又用这个理论指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即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中国也开办了这样一个加工厂，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并建立了新中国。这在过去的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当中都是没有的事情。不仅如此，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他们就在为无产阶级准备领导革命斗争的先锋队组织，即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首先实现了这个目标，锻造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首先完成了革命。毛泽东在中国也锻造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的彻底改造，用马列主义根本地改造了中国共产党，把整个中国共产党根本地建立在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之上，解决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基本来源于农民阶级而又必须根本地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样，中国革命也取得了胜利。
从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到十月革命，再到中国革命及其它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比如，朝鲜、越南、古巴革命的胜利，说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完全能够取得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最后胜利，完全能够取得与剥削社会的斗争的最后胜利，完全能够彻底地消灭私有制社会。这在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伟大事业。科学的成熟的理论和伟大的成熟的革命政党是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具备的因素。
不论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的必然来看，还是从资本主义自身的运行规律来看，私有制的社会都将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最后灭亡。从革命阶级这一方面来看，无产阶级自身首先准备了强大的彻底革命的力量，又有马克思主义这个能够指导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思想武器，再者，如果这个国家或这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组成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成熟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个国家或这个民族要取得与资本主义的胜利的目标很快就会变为现实。
在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私有制以后，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就这次革命的领导阶级来看，这次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是跟以往任何社会历史更替在根本利益方面根本不同的阶级。以往历次社会更替的领导阶级都是剥削阶级，他们代表的都是整个社会的少数剥削者的根本利益，他们要建立的都是剥削政权，制定和推行的都是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的政策。而无产阶级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及整个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建立的是无产阶级及整个劳动阶级自己的政权，是一个彻底地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在社会生产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及整个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它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就再也不会让少数私人操控占有的历史再次重演。如果再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交到少数人手中，那革命就没有丝毫的意义，就完全是多余的，最多只能算是私有制代替私有制的革命。因为一切私有制的社会都是少数人掌握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们是剥削者和压迫者，整个劳动人民是他们剥削和压迫的对象，即使是无产阶级，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也只有无条件地服从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即使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只要没有消灭私有制，只要还是在保存和发展私有制，即只要还是在保护和发展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整个革命就不能叫做消灭私有制社会的革命，或者，我们不能称之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必须是消灭私有制的革命，必须把从事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从少数剥削者的手中夺回来，从资产阶级的手中夺回来，由整个劳动阶层自己来掌握，自己来管理。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写到：“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宣言》P272），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中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由整个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并由整个社会来管理生产和组织分配。针对在资本主义工业中生产力水平具有不同层次和农业中存在大土地占有制与小土地占有制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提出可以建立工人合作社和农民合作社的构想，等等。
到了1890年，恩格斯在致奥托·伯尼克的信件中写到：“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444页）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实际上就是讲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的不同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恩格斯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在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以后，社会主义所要建立的所有制就是全部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观点，即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列宁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基本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合作社是一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斯大林社会主义所有制观点基本上是列宁的。从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在不同国家，在同一国家的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公有化程度各不相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逐步地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样两种基本的公有化程度不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这样，在彻底地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国家走上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道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普遍的基本的生产关系。也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了一个社会形态当中最普遍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社会才是根本区别于一切私有制的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公有制问题是区分一个社会是私有制社会还是公有制社会的根本问题。搞私有制的社会我们不能称它为一个公有制的社会，搞公有制的社会不能称之为私有制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根本地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是与一切的私有制根本地决裂了的坚定地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
第二，过去的一切阶级的社会都是剥削阶级统治着的社会。在这次革命中，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与私有制实行了彻底的决裂的前提下，新的剥削阶级再也没有产生的基本条件。因为，剥削阶级不是什么抽象的阶级，它是具体化为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这几个剥削阶级，他们都以私有制作为自己存在的最根本的条件，只是具体的情况不同而区别为这几个具体不同的剥削阶级。当最后一个私有制形式——资产阶级所有制被消灭以后，这最后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就再也没有了产生的经济条件。更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完全取代私有制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的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的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整个社会成为了一切劳动阶级的世界。不论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基本力量，还是核心力量，都只能来自于劳动阶级。而不像过去那样，不是来自于这个剥削阶级，就是来自于那一个剥削阶级。即使是来自于劳动阶级，那也是站在了剥削阶级的一边，且很快地融入了剥削阶级的行列。其政权无论怎么变化，都是一个剥削政权。现在，由于政权的基本力量与核心力量都只能来源于劳动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政权就只能是劳动阶级的政权。因为无产阶级是所有劳动阶级中间最先进最有前途最能代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的阶级，所以，无产阶级在整个这个政权当中是当之无愧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始终代表无产阶级掌握着无产阶级的政权。所以，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苏联共产党掌握着政权，社会主义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掌握着政权，其它一切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只有跟共产党人在根本性质方面相同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掌握政权。社会主义国家离开了共产党，或离开了在根本性质方面与共产党人根本一致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只有倒退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当中去。所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无产阶级及一切劳动阶级的社会，整个社会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政党（主要地称之为共产党）代表着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的政权。
然而，如果社会主义不消灭私有制，不与私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私有制还是在整个社会的生产领域属于基本的普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私有制仍然左右着整个社会的生产，所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仅仅在形式上还是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那么我们就将不得不在重新产生的剥削者当中去寻找基本的政治力量，甚至核心力量。这样，这个社会又将退回到剥削社会的老路上去。
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掌握政权的基本力量部分和核心力量部分本身也需要始终同无产阶级同一切的劳动阶级保持高度的一致，即不论在思想意识方面还是实际的实践活动方面，都必须保持无产阶级及一切劳动者的根本特性。如果蜕化变质，如果变得腐败起来，如果变得跟剥削阶级的统治者差不多，搞剥削阶级那一套，根本就没有了无产阶级及一切劳动者的根本特性，而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者的特性，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者的特性，在他们的身上随处可见，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也会随着政权的核心力量的演变而演变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毛泽东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掌握人民政权的基本力量部分和核心力量部分关于这方面的建设，始终要求他们不论在思想意识方面还是实际的实践活动方面必须保持无产阶级及一切劳动者的根本特性，千万不能蜕化变质，不能演变成跟剥削阶级的统治者一类的货色，不能变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特别是对于掌握人民政权的核心力量部分，毛泽东极其重视对他们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建设活动，以防止他们在思想意识方面的蜕化变质，进而防止他们在实际的实践活动中变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防止他们把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国家。
从毛泽东逝世以后的苏联解体和东欧聚变的历史记录来看，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人内部会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是科学的，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完全不是什么凭空臆断，共产党人必须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社会主义的国家演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解体和东欧聚变无一不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手操办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既不是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的结果（因为包括德国法西斯都没有能够消灭苏联），也不是国内的资产阶级起来消灭了这些社会主义的国家（因为国内已经没有了资产阶级），更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推翻了自己的祖国。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瓦解于顷刻之间，而亲手瓦解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罪人原来都是共产党人，而且都是由掌握着国家政权的那部分共产党人亲自动手来完成的。这还不够，他们摇身一变，又成为了新的复辟政权的功臣，又是新的复辟政权的当权派。他们昨天还是共产党人，今天就成为了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政客。如果他们昨天都还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那么有他们今天就亲自动手瓦解自己的政权的道理吗？没有，永远都没有。只有他们早就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早就被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所俘虏，早就在思想上准备好了复辟资本主义，才会有他们今天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逆流。昨天，昨天以前，他们早就想要“复辟资本主义”了，只是没在脸上刻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字样。没刻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字样就说他们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代理人，那是自欺欺人的话。等他们把脸上的字亮了出来，才说：“他们还真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伙人”。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用了。
苏联解体和东欧聚变那一幕幕跟毛泽东的预见完全一致的巨大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场面，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是理论对实际的极为科学的分析而得出的极为科学的结论。但是，在我们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不仅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仍然是完全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对于历史的真相，他们仅用“斯大林模式”一笔带过。这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做出这样极其简单可笑的结论，这样画龙点睛似的一句话钉死，也只有当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有这么高的概括总结能力，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世，他们也没有这种能力一句话就概括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普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的时候，恩格斯在批判欧根·杜林的时候，没有这样轻松过；在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几乎毁掉了当时欧洲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列宁在分析、总结、处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时候，也没有这样轻松过。毛泽东在处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中国共产党根本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算起，到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化了整整十八年的艰苦努力。当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比他们强多了，他们把苏联解体和东欧聚变这样一部厚厚的著作浓缩成一句话或几个字就没了。这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史上应该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而苏联解体和东欧聚变这样巨大的历史事件的出现，自始自终都是共产党人自己在干，每一个重大环节、每一个重大步骤、每一个重大变化都是共产党人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直到最后，推倒整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厦的人原本还是共产党人。可是在这个在中国共产党全党得到认可的科学的总结里面，丝毫也没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难道苏联解体和东欧聚变真的就这么简单？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共产党人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包括他们的理论家的眼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资产阶级所有制是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最好的生产关系及生产资料所有制。“消灭私有制”只是革命时期的一个口号，或者革命时期的一种争取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一种策略。这种口号和策略在革命胜利之后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现实意义。要搞建设，要发展经济，还得依靠资产阶级，还离不开私有制这个因素。当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甚至提出：在建设中不能总去纠缠姓“公”姓“私”、姓“资”姓“社”一类的问题，只要是“为了中国”，就是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什么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什么集体生产的方式，就是吃大锅饭，就是铁饭碗制度，就是懒人制度，就是搞平均主义，搞穷过渡，等等。只要离开了私有制，离开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的方式，社会生产就失去了活力，社会发展就要停顿。
对于走资派来说，对他们最大最根本的利益还在于搞私有化对于他们自己是再好不过的发财致富的机会了。在他们的脑海里，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自己的小集团利益高于一切，从来就没有他人的利益，从来就没有一切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了私有化，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把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的宗旨、应该全力着眼于全体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应该全力着眼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等大问题抛在一边，他们时刻都不会忘记强调的却是少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发财致富，等等，当然他们首要的还在于自己的发财致富这一根本愿望。为了实现他们自己发财致富的美梦，为了他们的小团体与少数人，他们随时都准备把人民群众赋予他们的权力变成复辟私有制复辟资本主义的强大武器。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彻底的颠覆之后，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不因此而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富翁大财阀，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就是他们千方百计搞私有化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根本所在。在中国共产党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已经变成了大富翁大财阀的人？有没有人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相信这不需要使用过多的文字就可以找到非常准确的答案。
再者，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成为他们选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仍然充满活力，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资产阶级所有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还远没有超出它所能容纳的范围，资本主义的方式仍然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最好的办法，现在就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资产阶级所有制为时尚早，不符合经济运行的规律，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等等。在他们的眼中，马克思主义也只剩下这样一段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似乎这段话就可以完全概括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或者，社会发展到今天，马克思主义也只有这句话才没有过时，没有被时代淘汰。这样，不论从现实方面来看，还是从理论方面来看，资本主义都没有走到它必须退出历史舞台的地步，历史的发展还没有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时期，人为地消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就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来看，由于这些国家都是在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当时也只有社会主义这条路才能拯救这些国家这些民族。虽然，在社会主义这个全新的世界里，这些国家都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其中的许多国家底子薄起点低，很难在短期内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自身也出现过重大的问题，特别是曾经促使经济迅速发展的斯大林模式，到后来再也不能起到迅速发展经济的作用。于是，在社会主义事业出现包括发展经济在内的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那些隐藏在共产党内部的掌握着国家政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迅速地活跃起来，他们打着批判斯大林模式的幌子，借口改革鼓吹私有化，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展开疯狂的进攻，并在顷刻之间瓦解了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用鲜血用毕生的精力建立并巩固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政权，瓦解了一切帝国主义国家时刻都想消灭而又没能消灭的包括苏联在内的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颠覆了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迅速地瓦解公有制的基础上恢复“私有制”，这也是他们最基本的最迫不及待的工作，“新的”政权最大的任务也就是巩固和保护“私有制”。
存在于共产党人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主要的基本的活动集中在政治领域思想意识领域，他们一切活动的核心在于把政权抓到自己的手中，表面看起来，他们并不关心所有制的问题。在他们完全地抓到政权之前，他们也没有为恢复私有制即复辟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做任何的工作，他们还是一个共产党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已经发生过的一切的复辟活动来看，他们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寻找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在他们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他们就隐藏在党的内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正确的错误的都了如指掌，而社会主义事业在人类的历史上作为与私有制根本地决裂了的一个崭新的政权，要走出一条与几千年来人们早已视为天经地义的私有制度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路子，虽然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是不可能在实践中做到完美无缺，不可能不犯错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自身发展规律方面来看，没有一种所有制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它的早期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历史上，也没有与生产力完全一致的尽善尽美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及整个社会情况的变化，生产关系及其所有制的具体的状况与具体的生产力状况也自然会出现不太适合不相适应的状况，在社会生产的具体过程中出现重大缺陷，甚至在短期内不能起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不止一次两次地出现过这样的历史情况。但在这些社会当中的统治阶级及其统治者，从来就没有因为出现了这样的困难而轻易地抛弃供自己社会存在运行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而抛弃供自己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相反，他们所采取的是尽力完善巩固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措施。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出现了有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甚至非常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那些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于是开始对社会主义制度展开疯狂的进攻，他们尤其对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展开恶毒的攻击，把公有制描绘成阻碍社会发展的总根源，他们一推翻人民的政权就集中一切的精力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全部彻底地破坏掉，把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迅速地变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跟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者力图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力图维护本阶级的社会经济大权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况且，由于这些较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一方面，他们本身处于非常落后的情况之下，要赶上早已非常发达的国家必须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另一方面，为了将来的发展，为了准备好足够的力量随时能够打败来自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颠覆活动，他们在一个新生的政权刚刚建立起来的情况之下，就不得不把生产积累看得更重一些，也不得不把更多的物质力量用于增强国防实力，因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可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飞快地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也成为了那些一心想搞私有化的当权派的最好的借口。
就拿我们中国来说，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毛泽东逝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时刻都想颠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美国发动的侵略朝鲜的战争和在越南的特种战争，实质上就是针对中国的。同时，苏联的霸权主义也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威胁。只有事后诸葛亮才会在战争的阴云散去之后及不断的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大规模的局部战争结束之后大胆地推断：世界战争暂时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等等。言下之意，中国没有被颠覆的危险，正确的政策应该是把所有的物质力量用于建设事业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的那些防范于未然的最大努力和巨大胜利，帝国主义不会采用直接的武装干涉来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吗？美国会自动跑到中国来改善关系吗？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到来，正是离不开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的结果。所以，要那时把所有的物质力量用于建设事业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本就不现实。尽管如此，到毛泽东逝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体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比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仍然提高了几倍。这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巨大变化。当中国大大小小的部分人物把毛泽东涂描成一个封建暴君的时候，把毛泽东的时代涂描成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的时候，当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被视为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是饥饿与迫害的象征甚至被他们称为“国耻”的时候，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何炳棣教授曾经这样高度概括地说：“毛主席将一盘散沙、各自为谋、忍辱待毙、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成为艰苦卓绝、急公好义、勤俭尚武、自力更生，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新中国。”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梅斯纳说：“毛泽东时代的许多观察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设想：使现代工业化手段同社会主义目标相调和的独特尝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毛泽东时期所独具的特色之一。无疑，这就是毛泽东的目的，而且一定也是毛泽东派的主张。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位推进经济现代化的人物终于比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功得多。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与一些人对毛泽东时代的通常认识相一致。这些人说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了‘现代化’，并且宣称，当这位已故的主席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精神乌托邦而著手进行一种无效的追求时，经济的发展被忽略了。实际的历史记录表明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进程，而且这一进程实质上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
但是，当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这些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整整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艰苦努力全部被抹杀了。他们眼睛盯住的且向人民群众宣传的始终是那时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与现在相比“太低”了。其根源就在于“公有制”的问题。现在，在我国，在社会生产领域，基本的普遍的所有制已经不是集体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人们已经很难看见那种真正的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生产。所谓的集体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绝大部分也仅仅是保留了一个名称而已，非公有制的经济反而成为了最基本最普遍的经济关系。
从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发生过的一切复辟活动来看，虽然一切复辟活动的核心问题都在于摧毁无产阶级的政权，但是，一切复辟活动的根本的落脚点却都是在“消灭公有制”的基础上复辟私有制，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范围内恢复私有制的天下，从而恢复这些民族这些国家的剥削和压迫的关系，把这些国家重新倒退到剥削社会的大家庭当中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支配社会运动的两对基本矛盾及其各个要素之中，生产关系是连接各个要素并把这两对基本矛盾连接在一起的一条红线。在生产关系之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又是把社会形态一个一个地区分开来的根本因素，比如，封建社会就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封建地主所有制才同其它的社会区分开来，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因为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才同其它的社会区分开来。社会主义能够与一切的剥削社会区分开来，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一切剥削社会都是私有制的社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才能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我们要从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辨别出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首要的最根本的就必须考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
很长的一个时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域，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都是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为根本的理论依据，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们对于这一论断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的解释：
第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体现了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统一，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它包含着以下内容：
其一，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当今所有的国家都在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为什么唯独把发展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呢？抽象的生产力并没有阶级性，但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力都是具体的，从来没有脱离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而单独存在的生产力。我们发展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统一的生产力，是同我们党的纲领相联系的生产力。
其二，发展生产力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前途和命运的决定因素。只有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才能在国际之间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使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其三，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中国历史和现状提出的客观要求，是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吸引力的决定性因素。
其四，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讲全。中国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建立新中国发展了生产力；但现在现存体制的弊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这样就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讲全了。
第二，“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是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本质属性。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说，邓小平同志提出既坚持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又允许其他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这就使我们在不损害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下，采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法和手段，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了保证。从分配制度方面说，邓小平同志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同时又通过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防止出现两极分化。
第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共同富裕”，最能从目的上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它是高水平发展的生产力与基本适应这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最终结果。高水平发展的生产，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但有了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共同富裕”，还要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的保证，社会成员可能有先富后富之别，但不至于使他们之间的差距拉得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提倡先富帮后富，最终使全体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逐年提高，达到共同富裕。
首先，不论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原始论断来看，还是理论家们对它的全面的阐释来分析，它都没有明确涉及到“消灭私有制”的问题。
我们知道，“消灭私有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那天起，就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立义之本。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当中就确定了“消灭私有制”这一问题的根本的理论地位，在他们的理论当中，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消灭了私有制且必须与私有制彻底地决裂了的社会。随着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的深入，1890年，恩格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把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全面的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与一切剥削社会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就在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又称之为“公有制”社会，一切的剥削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都叫“私有制”社会。不消灭私有制的社会，特别是私有制在一个社会的实际社会生产当中仍然是一种普遍的基本的所有制形式，这个社会就不能是一个公有制的社会，或者社会主义社会。
现代历史情况下的公有制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让私有制普遍存在的社会能称之为公有制的社会吗？能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吗？“消灭私有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视为自己理论的本身的问题，即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就是消灭私有制的理论概括。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人类社会崭新的社会形态，是社会形态的划时代的变革。其“崭新”，其划时代，就在于整个社会的最普遍最基本的社会生产的关系的根本变化，它根本地结束了在一切剥削社会当中根本一致仅具体形式不同的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生产的关系，代之以根本地消除了剥削和压迫的现象的社会生产的关系，就在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的根本变化，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根本地取代了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结束了几千年以来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历史，结束了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或全部劳动成果的历史，结束了人类社会的剥削与压迫关系与制度的历史。
我们要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问题，离开了“消灭私有制”这一根本问题，一开始就是不科学的，一开始就是拿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开刀”，一开始就是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与一切私有制社会彻底决裂了的公有制社会这一实质问题“开刀”。离开了“消灭私有制”这一根本问题，把私有制纳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当中，特别是把私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基本的普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这实质上是把社会主义社会重新定义为私有制社会。在当代，这种社会就是一个有别于名正言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根本的就是要捍卫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捍卫这一关系当中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最核心的要素。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同其他社会区分开来，最根本的就在于所有制的不同，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同一切的剥削社会区分开来，能够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分开来，就在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同一切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完全不同的一种全新的所有制。从整体上讲，这种所有制就是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所不同的只是具体状况而已，而不是过去一切剥削社会之中的少数剥削者占有一切或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我们在探讨一个社会的本质问题的时候，首要的就是必须探讨所有制的问题。只有搞清楚了所有制的问题，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社会。要分清它是否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它到底是一个私有制的社会，还是一个公有制社会。只有确认了它首先是一个公有制的社会，才能谈得上我们认识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才谈得上我们探讨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问题。我们的社会形态没有一个不是由所有制区分开的，当我们要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以及同一切的剥削社会区分开来的时候，不能说区分社会主义可以例外，可以不考虑所有制的问题，可以把社会生产力拿来作为区分的标准，只要能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或者说只要是为了本国的建设，能够发展本国的经济，或者能够快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那就一定是社会主义，或者一定是具有某种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你所探讨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普遍的基本的都是私有制形式的所有制，那你探讨的就是私有制普遍存在的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问题，你所说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讲就是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根本一致的基础——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它是私有制大家庭的又一个社会成员，这样的社会主义只能仍然属于剥削社会的范畴。
我们当代中国的一些理论家们又要议论了，怎么老是抱着所有制问题不放？怎么不把生产力放在首位？其实，他们也是把所有制放在了首位的，而不是把生产力放在了首位。他们让那些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要把所有制问题看得那么重，要把力量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方面来，就是他们要这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放弃公有制这一根本的原则，以便实现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偷偷地换成私有制这一最根本的目的。因为在他们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幌子之下，社会主义又成为了私有制的海洋。他们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首要的就是要集中精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要把所有制问题看得那么严重，可是，他们的足迹所到之处，没看见在哪些方面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倒是私有制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地盘，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生产领域，在各个角落，各个生产领域，私有制这东西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整个社会又重新处于私有制的包围之中。劳动者又重新被套上了剥削和压迫的枷锁，又重新成为了不得不接受剥削和压迫才能生存或改善生存的条件这样一种千年生活。搞了半天，什么理论创新，什么与时俱进，结果只是他们偷偷摸摸地用行动把“私有制”写进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这样做正是应了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生米做成熟饭”，先把“私有制”塞进来，造成既成事实，再用文字粉饰一下，就成为了冠冕堂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成就。难道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就在于搞私有化？难道搞私有化就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他们不谈所有制问题，可偏偏他们的立足之地都是私有制的天下，剩下的公有制仅仅存名而已。你依照他们的路子走了几十年以后，再回头来看，哪里是所有制问题不重要，什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其实就是一个私有化的过程，正是他们牢牢地抓住了所有制问题，公有制的企业、公有制的生产纷纷消失，私有制的企业、私有制的生产遍地开花，硕果累累。他们实际的一切的实践活动告诉我们，在他们的骨子里，一个社会的本质问题仍然是所有制问题。不然，为什么在他们的思想理论指导之下，公有制纷纷瓦解，私有制无往而不胜。
其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方面的认识。
从根本上来讲，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最深刻的理论内涵就是“消灭私有制”。只有消灭了私有制，砸碎套在生产劳动者脖子上的剥削和压迫的枷锁，把生产劳动者从几千年来的私有制的剥削和压迫的枷锁之中解放出来，才是对生产劳动者的最大最根本的解放。让劳动者在自由、平等、自觉志愿的生产环境中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和物质创造。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生产资料属于劳动者共同占有，不再属于少数人所私有，因而消除了人们之间的关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这个方面的矛盾，人们之间再也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再也没有根本的矛盾冲突，从整体上讲，生产关系是基本适合生产力的状况的，再也没有从私有制的枷锁中把社会生产力解放出来之类的根本矛盾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就再也没有类似于“消灭私有制”那样的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它的根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处于最佳的运动状态，让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如何处于科学的状态之中，这就需要根据生产力的状况调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状况，解决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状况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环节和状况的矛盾，于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当中就必然出现调整整顿生产关系不适合或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状况的政策和措施，甚至出现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的改革运动，从而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到使社会生产力重新回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的程度。在这个程度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的自身的变革可以叫做解放生产力，但永远不是“消灭私有制”那样具有根本意义的可以独立地提出来的解放生产力。即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不能是根本地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是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的改革。如果改革下来，公有制纷纷瓦解，私有制变得非常普遍，变成了无处不在的所有制存在的方式，变成了统领一方经济发展或变成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的所有制形式，我们所熟识的几千年来的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又成为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的不可或缺的举足轻重的生产方式，这种改革实际上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过程。它实际上是把社会重新倒回到私有制的社会当中，社会又重新回到剥削和压迫的老路上去，剥削和压迫社会的一切问题又会重新出现，比如，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重新回到雇用和被雇用的关系当中，劳动者只有被雇用才谈得上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劳动者可能在十分悲惨的处境之下劳动，劳动成果与劳动者无关，社会又重新回到贫富严重分化的状况之中，而且最基层的辛勤劳动的创造了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的劳动者始终是社会最贫穷的一部分，他们始终只能成为富人发财致富的工具，他们的生活状况与富人相比也只能是天上和地下的关系。这样的改革就不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这种改革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社会改革本身就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本改变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这种改革它促使社会形态从一个社会完成向另一个过渡。比如中国古代的商鞅变法、俄国的1861年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这样的改革，这类改革对于一个社会，不论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各方面来看，都具有革命的意义，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它完全是起到了社会革命才能起到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对于这种改革，我们说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那是完全正确的论断。另一种改革就是不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动摇该社会之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地位，对生产关系及其所有制作出重大的调整改变，改革之后，这种生产关系与所有制对生产力的适应程度更强，它本身的统治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它在社会生产中更加具有生命力，更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就是这样的改革。这样的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加强该社会的基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对于社会生产的统治地位，同时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它不对它本身的社会性质做任何形式的改变。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变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革属于前一种改革，即根本改变社会性质的改革。这种改革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的社会又重新回到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当中去。在通常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社会生产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有时甚至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还会不断提高。但是，在社会发展受到阻碍的时候，或者社会经济处于危机的状态之下，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直线的下降，甚至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状况。但即使是在社会充分发展的情况之下，被重新套上剥削和压迫的枷锁的劳动者怎么也无法再称之为“解放”，因为，他们只有被雇用才能劳动，劳动的成果也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得到的仅仅是能够继续接受剥削和压迫的机会。因而，这种改革跟前一种改革又有根本不同的地方，前一种根本改变社会性质的改革，它是完全意义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改革，而这种改革就不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尤其是怎么也谈不上是解放生产力的改革。
我们目前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只是抽象地谈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不提或者不重视公有或私有的问题，在实际的实践当中，又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瓦解或只有处于瓦解状态，只有私有制才能发展经济，只有私营企业才有生产竞争的能力，才有效益。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是不是就解放了生产力呢?是不是就提高了生产力的水平呢？如果把回到私有制的条件之下重新给劳动者套上剥削和压迫的枷锁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那么“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根本就不该发生，更不用说还要建立一个公有制的社会。社会生产过程中的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占有劳动成果的制度等等根本就不应该遭到破坏。抛开公有制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不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生产资料所有制当中出现的问题加以认真的分析，并认真去找到解决的办法，就不是努力去不断地克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生产资料所有制不适合或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就不是不断地去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各个环节与各个方面，并自动地把它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进而把它调整到适应社会生产力快速科学发展的程度，如果不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来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解决其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具体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借口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无限夸大这些问题，直到最后得出它不适合当前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结论，从而为私有化或在实际的实践中已经出现的私有化问题准备充足的理由。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中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总前提之下才是正确的，离开了这个前提搞私有化，把私有化的过程说成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当中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那是自动倒退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最根本的实际行动。
在历史上，不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会出现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状况的矛盾，有时甚至出现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社会改革运动，我们前面提到的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就是这样的改革，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二战前的罗斯福新政就是资本主义时期的一种典型的调整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改革。这些出现在一个社会形态内部的不改变社会性质的改革，都有一个极其相似的方面，那就是对自己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进行新的调整，但是，它不是改变自己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关系及其所有制形式，相反，它的根本措施是进一步完善和巩固自己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关系及其所有制形式，根本目的是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从而把自身的生产关系及其所有制形式提高到一个新的能够容纳更高水平的生产力的高度。同样，社会主义社会内的改革，它也不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改革，或者说，它不是把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的改革，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不能是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所有制变为其它任何形式的生产关系及相应的所有制形式，或者说，不能变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改革。如果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把生产关系及其生产资料公有制变成了其它的或者直接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资产阶级所有制，或者名义上还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及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或统治地位，实际上是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及私有制成为了社会主义社会当中基本的普遍的因素。这种改革就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改革，而是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的改革。当然也就谈不上是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改革。
再其次，关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问题。
关于“消灭剥削”的问题。这里的根本还是在于消灭私有制。私有制一消灭，公有制一建立，剥削和压迫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就不复存在。从这一方面来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的普遍的社会经济关系仍然只能够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是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是平等的，人们的生产是自觉自愿地为整个劳动者自己生产，劳动成果也是劳动者自己支配。这里，剥削的基本条件剥削的机会根本就不存在了，那么，剥削还能够存在下去吗？如果不消灭私有制，即让剥削的基本条件剥削的机会继续存在下去，即使是最有良心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也不能否认其中必然存在的剥削问题。不消灭私有制，怎么能消灭剥削？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剥削问题才能够得到根治。但是，在这个本质论及其理论阐释当中，仍然没有“消灭私有制”的踪迹。
关于“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问题。没有人不知道“两极分化”问题自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以来就没有得到过解决，私有制社会也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两极分化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只要私有制存在，就必然存在两极分化。私有制是条件，两极分化是结果。只要出现两极分化，就必然有私有制这个条件。没有人能够做到，既保存私有制，又不产生两极分化。不仅到今天为止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也不会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私有制的条件下，生产资料始终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多数人要么不占有生产资料，要么只能占有极少部分的生产资料。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或占有生产资料极少的人要生存，要改善生活，必须给占有生产资料或大量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人劳动，必须自动接受他们的剥削。这样，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或占有生产资料极少的人始终只能处于维持生存的状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生活；占有生产资料或大量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人始终能因为占有或大量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而处于富裕或非常富裕的状态。社会就始终会是这样一个情况，社会当中占人口的大多数的部分始终是处于维持生存或争取改善生活的状态，掌握着社会财富的少数人始终是处于极其富有的状态，社会的贫穷和富裕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历史现象就始终会存在下去。
不消灭私有制，要谈“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问题，只能是谈谈而已。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只有少数人掌握着社会生产的资料，社会的劳动成果也只能是少数人所掌握。这就决定了基本的社会财富自始自终必然为少数人所掌握。不消灭私有制而采用其它一切手段来调节社会的财富分配，都是舍本逐末，都不可能改变这样一个基本的分配结果。社会生产力越是发达，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就越是富有。假如，当社会生产能力低下的时候，一个劳动者被一个生产资料所有者雇用，一天能创造的社会财富折合成人民币是4元，生产资料所有者拿去3元，他只剥夺了劳动者3元的劳动成果。在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的情况下，一个劳动者一天能创造20元人民币的社会财富，生产资料所有者按同样的比例剥夺15元的财富，劳动者得到5元的收入。比较之下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了，但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剥夺的财富却由3元增加到15元，而且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实际的财富分配中间从来不这样分配，往往是分给劳动者3元就很不错了，而且还不忘向劳动者宣传，我已经给你增加了两倍的工钱，而实际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的是17元的财富，接近原来的6倍。所以，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一个社会的生产水平越高，我们的社会贫富悬殊就越大，社会的两级分化就越严重。假如，这中间社会福利政策上去了，国家也调节分配了，生产资料所有者也变得心软，劳动者比3元再多1元的收入，再增加一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贫富悬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现在，劳动者的收入已经增加了三倍，生活水平毫无疑问是提高了，劳动者也会因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对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谐相处，但是，他们之间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在私有制的条件下，生产水平的巨大提高，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与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是完全同步增长的因素。两极分化的最根本的源头，完全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完全在于私有制的存在。所以，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必须消灭私有制。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除两极分化，也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中间，根本就没有提及“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只是泛泛地谈到“消灭剥削”。这跟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历来对马克思主义有过重大发展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一贯强调的“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有着根本的区别，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论思维对“私有制”问题的根本不同的理论概括，及根本不同处理办法。在这个理论的实际的实践过程中，由于不消灭私有制这一根本的前提，“消灭剥削”也仅仅是一句骗人的空话。所以这个理论的实践，不是在消除两极分化，而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领域制造了两极分化这种本来只有在私有制的社会当中才应该有的社会现象。
所以，我们目前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不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有一个最根本的错误，即在理论方面根本不谈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在实践方面实际推行的政策又导致私有化的患难，私有制的生产已经取代集体生产成为了我国最普遍最基本的社会生产的方式。由此而进一步导致了我们的国家的一系列的社会变化：一、贫富分化在我国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甚至超过了许多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贫富分化的加剧，控制着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的富裕阶层还是劳动阶级的一部分吗？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方法跟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有多少区别？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群众甚至包括整个的劳动群众与他们还是同属于一个阶级吗？这难道就不是阶级分化？从长远来看，掌握着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的富裕阶层他们会仅仅满足于享有社会财富和社会经济的权利吗？等等；二、许多的理论家、许多的高官高歌三十年的伟大的思想解放。三十年过去了，曾经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马克思主义深入到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的心灵的深处，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曾经是这个民族最基本的思想意识内容，现在怎么样？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时期被广泛而又深刻批判的剥削和压迫的思想又普遍被人们接受。穷人也好，富人也好，剥削和压迫的思想意识已经深深地扎在了他们的脑海之中，而以共产主义为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实际的思想意识领域仅仅成为了一种摆设。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却无处不在，特别是绝大多数的富翁们及共产党内部的腐败分子早已过上了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三、富翁们（指绝大部分）通过经济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开始参与到人民政权当中来，从而开始影响或控制人民政权。许多政要开始变得与富翁们步调一致，甚至变成了富人的传声筒；四、早已绝迹了的旧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又开始患难，嫖娼卖淫、赌博抢劫、车匪路霸、买官卖官等等无所不有，甚至在人民政权的首都类似于“天上人间”一类的极度丑恶的社会现象都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疯狂活动，等等。
这一系列的问题说明，要讲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把一切的劳动者从剥削和压迫的枷锁之中解放出来。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的根本的问题，离开生产资料公有制谈社会主义，最终只能是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自原始社会以来就只有两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一为公有制，一为私有制。公有制社会属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人们共同生产，共同享有劳动成果，没有贫富分化的条件，因而没有贫富分化，原始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私有制社会属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劳动者一般不占有或占有生产资料很少，必须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私有制社会是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社会劳动成果归剥削者所有，因而社会始终存在着贫富分化这一似乎永恒的社会历史现象，生产资料所有者始终是社会富裕阶层的那一部分，劳动者得到的仅仅是能够继续接受剥削的机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只能属于剥削社会。在探讨一个社会的本质的时候，不考虑所有制问题，即不去管它是公有制社会还是私有制社会，更不用说哪种公有制哪种私有制，这样抛开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决定这个社会的社会性质的社会关系进行神仙似的探讨，能搞清楚这个社会的本质吗？对于我们的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形态的社会都还没有搞清楚，即到底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问题都还没有搞清楚，就在那里醉醺醺地谈论只有这样、只有那样，或者，只有这样搞或那样搞，或者，只有这种速度或那样的速度，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完全是在紧闭着双眼胡扯瞎谈。只有搞清楚了一个社会的所有制的问题，首先搞清楚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然后才谈得上去探讨这个社会的本质的问题。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谈得上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之下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问题，才谈得上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之下“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问题
因此，在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的问题的时候，必须搞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必须认清楚正是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不是其它任何社会因素把社会主义社会同一切的剥削社会区分开来，其它一切的社会主义的东西都离不开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最根本的因素，都必须建立在这个最根本的因素的基础之上。这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一论断的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只有搞清楚了这一点，才谈得上我们探讨的社会本质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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