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亮：略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毛泽东时代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所展开的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事业。

这个事业，在毛泽东时代，是顺理成章的。当时的中国，是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开端的时期，尽管生产资料初步实现了公有化的形式，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初步实现了物资调拨制，但是，这个制度很不稳固，很不彻底，也不能深入人心。公有化的社会制度，只是停留在表层的文化层面上，只有一个18元8角8分的银流手段，就将人们的思想观念，禁锢在资本积累的祸水之中不能自拔。这就表明，那时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其量只不过是半社会主义的制度，工资制度，货币交换，商品生产，都与资本主义差不多。尽管实行了限制措施，始终也不能转变人们的文化观念，更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文化模式。当然，也就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也就空有虚名，落不到实处。人民当家作主，谈何容易？人民手中得到的权利，仍然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从而显出人民掌权的自卫意识过于软弱，过于缺位，甚至难以实现。

社会主义制度，绝不会因为一次政权的替更就能够实现的，它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实现。这个革命既包括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更包括经济基础领域里的革命。在上层建筑领域里，主要是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种制度，逐步提高人民当家做主的自为意识，通过限制特权思想，达到逐步缩小、消解官体制的目的。在经济基础领域里，主要是指通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达到消灭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实现用信息流代替银流，用信息流统治物流，再也不用金钱手段调控物流。这些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所要追求的目的和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性质所决定的。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坚定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他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载体，当然，这种载体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切入点和不同的侧重面。但是，目的、目标、方向、路线是明确地，实现共产主义的大目标不容置疑，为向共产主义过度创造条件也是不容置疑的。

可以说，自从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明确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与毛泽东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新中国的诞生，更是与毛泽东密不可分的，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则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出的独特的、宝贵的历史性贡献。

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然是具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条件，只有具备了这种社会条件，才有可能进行这样的革命。毛泽东时代，已经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框架，但是，这个制度很不稳固，随时都有复辟变质的危险，并且，这种危险，不仅仅来自于敌对势力的颠覆与破坏，更危险的是来自于社会主义自身的逆反与质变，可以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来，随时都有复辟变质的危险。因此，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为社会主义革命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了，并不是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离真正的社会主义还相差很远。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解放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和文化物质基础开始回到劳动人民手中。人民普遍有一种解放感、独立自主感。人民用自己的劳动改变着旧文化，改变着旧的生活方式和旧的社会制度，创造着自己的新生活。和平、进步、自由、幸福的新生活撞击着人们的全部文化观念和生活憧憬。新生的人民政权处处给人以新鲜感和亲切感。

须知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早在解放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想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戏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得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这些话显示了一位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显示了共产党人的彻底革命精神和继续革命的决心。

当人民喜庆胜利的时候，当人民为追求新生活而忘我劳动的时候，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丝毫没有懈怠自己的革命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在人民领袖中间酝酿着。

这时候，国际上敌视社会主义革命的资本势力，联合国内的敌对势力，不断地掀起一股又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一桩桩暗杀和公开反攻倒算的惊人事件，震撼着人民领袖的心。受美国保护的国民党政权，把台湾岛作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基地，千方百计派遣特务，组成“别动队”等形式窜犯大陆。他们不停地举行“反共复国”的政治军事活动。直到1962年还派间谍飞机深入内陆3千多公里地区散发传单；直到1965年，在重庆、武汉等地方还有前国民党军官兵们，身着敌伪旧军装，招摇过市。他们到处散布国民党要打回大陆的言论。这一连串的问题，使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不得不从多方面同自己的敌人进行更复杂的斗争。反匪、反特、反倒算、反复辟的斗争由明到暗，由公开到隐蔽，由群众性的轰轰烈烈到公安战线内部的剑拔弩张。这些斗争是那样的激烈，那样的惊心动魄。这还不算，建国不久，在祖国的东大门，朝鲜半岛的战火直逼鸭绿江边。人民共和国的最高统帅部，不得不选派自己的优秀儿女去抗美援朝。加上后来的抗美援越，特别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都为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新课题。

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加上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实际上是抗击法西斯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势力的夹击和压力。以美国为首的外国资本势力，都把社会主义的人民中国视为他们压迫、剥削世界人民的大敌，封锁、孤立、颠覆、反攻倒算、和平演变新战略……真可谓无恶不用其极。这一切，都迫使人民政权坚持阶级路线，注重阶级斗争。否则，人民政权的巩固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美国助理国务卿杜勒斯就提出，对人民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新战略，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

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的极其机密的“行事手册”（rules for operation）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共有十项，内部代号称之为《十条诫命》（ten commandment），其内容是：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

2、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3、一定要尽一切可能，作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4、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5、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因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中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6、我们要不断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在一些国际集会的场所，拍摄照片时要特别留意，这是丑化他们的最佳时机。我们要透过一切可能，让他们的人民在无意中发现，他们的领导是丑陋的，怪模怪样的，卑鄙的和污秽的。

7、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便不管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地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的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站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我们的商业机构和人员，都绝不能以占据了商业市场为最后目的。因为商业市场会转眼就失去的，如果我们没有占领政治市场的话。

8、我们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的心目中就会全垮台了。我们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的优势，有形无形的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来，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善的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更强的动乱。

9、我们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于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的刻苦耐劳的精神。

10、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的敌人的人。

这《十条诫命》登载于2000年6月18日《香港商报》。实际上美国政府从1951年杜勒斯开始，一直都在奉行这种政策。只不过把苏联和平演变垮掉后，尝到甜头的美国政府，进一步把这种政策系统化了。矛头直指社会主义的中国，并且也确实见效了，这怎能不使美帝国主义手舞足蹈、兴奋万状呢？

这《十条诫命》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发人深省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应该被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而应该按照共产主义方向，独辟蹊径，开创人与自然之间真正经济的社会关系，真正科学文化模式。

这里引用《十条诫命》，说明美国推行的和平演变新战略，正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之一。

还有美国对越南的不义战争，其矛头不仅指向当时的北越，而且同时指向中国。为此，中国人民在抗美援越中付出了很大代价。

那时，整个国际形式对中国来说，就是“高天滚滚寒流急”。国际资本势力从祖国的东大门到西南疆，形成了一个半月牙形的包围网。如果加上苏修军事力量的压力，中国的四面八方就形成了一个敌特军事包围圈。这怎能不让中国的领袖们万分提高警惕呢？

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方面，中国革命的经验是从苏联借鉴来的；另一方面，苏联经济政策中的种种弊端，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建设。比如贪污、腐化、官僚主义、脱离人民；农、轻、重比例失调；混淆阶级阵线；公私激烈冲突；不分姓资姓社；泛滥资本市场等等现象。这些现象，如果治理得好，社会主义就前进、就发展，如果治理不好，社会主义就倒退、就失败。

具有无比洞察力和敏感性的毛泽东，首先觉察到了这些问题。他不仅不死板硬套苏联的经验，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相结合，善始善终地、全方位地探讨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他独辟蹊径地开拓着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和最佳道路，并且无私无畏的同各种保守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苏联自列宁去世后，意识形态开始混乱。斯大林在保卫世界和平，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和共产主义前驱道路的前瞻性方面，斯大林却陷入了自在意识，缺乏自为意识。他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如何向共产主义过度，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尤其是对于资本积累，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资本，另一方面又不应该把资本积累的手段当成什么经济手段，更不应该从商品制度中寻找什么经济规律。而应该从社会制度中，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寻找经济规律。在这方面毛泽东比斯大林大大前进了，并且进行了十分有效的开拓。毛泽东真正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建立了不朽的丰碑。

首先，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把中国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引向了公有制、集体化，并且很快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集体的和全民性的工业体系。使中国人民基本上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局面，把旧社会那些青楼、妓院、烟馆、毒肆、贪污腐败、官场黑暗、股票市场以及黑社会等一扫而光。

其次，毛泽东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革命推向了泛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将人的思想革命化摆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这是对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正本清源，抑浊扬清，继往开来，疏通正道的开创之举。是吸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凝练成毛泽东思想精华的文化代码，是把人从自然界和盲目迷信中彻底解放出来的经典之作。他要求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有解放全人类的胸怀；成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比任何圣哲都英明，他比任何“先知”更聪慧，更符合实际。思想文化是领先的文化，只有科学的思想方法，才能创造出科学的文化模式。

再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苏联变修，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断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武装挑衅与和平演变新战略的得寸进尺。尽管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联合国军的武装进攻，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天安宁过。敌人的颠覆和破坏倒还好对付，更危险的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逆反和溃败，主要表现在经济本质的资本主义化，商品制度，资本积累都没有离开资本模式，根本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也就是说，从泛文化来看，年轻的人民中国，仅仅是个半社会主义的文化模式。这就显得社会主义过于软弱、幼稚、不成熟，经不起大风大浪地袭击。

这场文化大革命爆发，决不是毛泽东的心血来潮、一时冲动、头脑发热、盲目发动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深厚的文化渊源的。

斯大林在世时就开始研究所谓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实际上是金钱运动模式，并非是什么客观规律。凡是规律性的东西，都是既不能人为的产生，也不能人为的消灭。资本积累本身是人为的能动运动，不是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但是，人为运动可以符合，也可以违背客观规律。如何把握得好，就看我们如何看待客观规律。客观规律要从客观世界的总体进程中来把握，要从人与自然之间的总体关系中来把握。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并不只有金钱关系才是经济关系，恰恰相反，实践证明，商品制度的金钱万能是经济关系的羁绊和桎梏，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就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反叛与破坏。

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更是走上了歧途，大搞资本挂帅、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物质刺激。他们模糊阶级界限，搞不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也就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认为，苏共领导推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是危险的、倒退的、向资本主义投降的路线。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苏共领导便自动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取消了共产党，终究没有逃脱毛泽东对他们的责难。

针对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称“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构想，毛泽东干脆称赫氏是国际共运的叛徒，称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

毛泽东同苏共中央的分歧，反映了国际共运的热点和焦点，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热点和焦点。在保卫政权，巩固政权方面，我党的高层领导是比较一致的，在对苏联的认识上，就不完全一致了，甚至发展成为相反的意见。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实质上来分析国际、国内的形势。大多数同志只从具体政策上考虑问题。虽然有些同志也从保卫政权和巩固政权来考虑问题，毕竟没有毛泽东想的那么深、那么远，没有从经济性质的本质来认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究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究竟怎样建设国家？国家、政权、政党、人民这些具有特定含义的文化代码，在毛泽东思想轨迹中是与通常人想法不一样的。马克思追求的人民的解放，人类自身的解放，在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时候，许多人挂不上号或束之高阁了，唯独毛泽东从泛文化的高度，全面研究并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总体战略。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要获得彻底解放，首先要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然后从自然界获得解放。

政治上的解放，主要是指摆脱社会力量的压迫作用，通过生产斗争，社会革命和科技进步，逐步削弱社会力量的压迫作用。造成这种压迫力量既无政治上存在的条件，又无经济上依靠的基础。这种压迫力量，主要是指政党的力量和全部国家机器的作用。其中包括军队、公检法系统，还有各级政府的权利机关等等。人类只有从这种压迫力量中解放出来，才能摆脱社会的压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不能消灭这些力量，但是，完全可以调整这些力量，还政于民，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作用，焕发群众的自觉性和自为意识，促进人类自身的解放与进步。

经济上的解放，主要是从资本剥削和金钱拜物教的迷惘中解放出来。

人类从自然界获得彻底解放是我们奋斗的最终目标，目前，我们的一切努力，都要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

对于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还存在一个跳出历代统治者由兴到衰的历史周期律的问题。

早在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有过一次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如何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律问题的谈话。

黄炎培答对毛泽东说：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努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患成”的有之，“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对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和黄炎培的这段对话，是对中国几千年文化变迁的总结。要跳出这种周期律的支配，可不是凭主观愿望就能达到目的的。但是，毛泽东的话又不是毫无根据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文化来判断，共产党完全有理由跳出这种周期律。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文化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型的泛文化系统，所以，用这个文化系统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就是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目的的不断革命的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共产党不同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帝王世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式的轮流坐庄那样的剥削制度，而是要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和压迫制度。因此，共产党必须跳出阶级社会政怠患成、人亡政息的周期律的支配，这就必须达到阶级的消亡，政党的消亡，国家工具的消亡。

毛泽东站在古今中外泛文化的制高点，结合国际形式、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的实际，高瞻远瞩的审视着中国文化的变迁。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对农业、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集体化和全民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无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而又很不完整的经济模式，有待于采取进一步的革命措施。可是，对于许多共产党人来说，就躺在这个半社会主义大温床上开始做社会主义美梦了。不仅如此，有许多人受国际形式的影响，受苏联的影响，开起了历史的倒车。穿新鞋走老路，就是对开历史倒车的形象写照。

怎样才算开历史的倒车呢？什么是穿新鞋走老路呢？

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你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甚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或者你承认社会主义阶段，企图用民主革命的手段或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建设社会主义，不就是开历史的倒车吗？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弄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我们既然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来促进新文化的变迁。可是，你穿上了集体化、全民化的公有制新鞋，却同资本主义一样强化专政工具而不注重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同资本主义一样把资本积累当成经济建设，把金钱手段当成经济手段，大搞物质刺激和奖金挂帅，甚至还想回过头来搞单干，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岂不是穿新鞋走老路吗？穿社会主义的新鞋，走资本主义的老路，穿公有化的新鞋，走私有制的老路。

这种穿新鞋走老路是直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叛，是迎合资本势力需要的，是敌对势力欢迎的。中共高层领导很少有人看到这一点，只有毛泽东认清了这种穿新鞋走老路的危险性。所以，他才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整风运动来克服这种盲动行为。然而，由于这些运动触动了某些人的个人利益，因此一再受到某些人的反对。这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从更高的文化层面来考虑社会主义的本质趋向问题。

资本主义的封锁、干涉、颠覆、破坏以及和平演变新战略；苏联的变修以及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党内，特别是某些高层领导，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热心于资本主义的建设模式和生活方式。这些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很不成熟，很不稳固，弄不好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向资本主义道路，造成前功尽弃，革命江山付东流的局面。十分严重的是，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是毛泽东最担心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历史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通过与苏共中央的公开论战，基本上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通过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粉碎了资本势力颠覆中国的狂妄计划，巩固了人民政权；通过国内的经济调整，公有制基本得到巩固，坚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这三条，使得毛泽东有可能腾出手来，集中精力着手解决国际共运的前途和人类彻底解放的道路问题。早10年，人民政权没得到巩固，国际、国内的条件不允许。晚10年，毛泽东年事已高，就来不及了。因此，毛泽东不失时机的在他有生之年要给这个世界动一次大手术。他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准确无误的把握着世界形势的脉搏。他高屋建瓴，从文化革命开始，游刃有余的波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可以说，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全人类的最大贡献，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终南捷径，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应该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需要巩固而又不巩固，需要全面建立而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需要大发展而又难以发展的客观条件下顺理成章的发动起来的。

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下，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华大地蓬勃开来，并且迅速影响到世界各国。

我们从1965年毛泽东诗词高产年的诗词中，完全可以感触到毛泽东思想文化轨迹和文化革命的历史背景。比如《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和《七律•神都》。大家可以找来诵读，从中领略文革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境。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内容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要是指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是建立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的革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资本制代替封建制，都是一种文化模式代替另一种文化模式，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文化模式。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颠倒乾坤的文化大革命，是彻底根除剥削被剥削、压迫被压迫的社会制度，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成为社会主人公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比以往任何社会变更都深刻，比以往任何社会革命都彻底。以往的社会变革，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社会是阶级社会代替无阶级社会以外，其他所有社会制度的变更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社会制度，唯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则是逐步地彻底根除剥削制度的革命。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的主要内容：

1、        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

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反映了人类求解放的思想路线，更代表了共产党人跳出历代统治者政怠患成，人亡政息，那由兴到衰的历史周期律支配的崇高愿望。这个愿望只有到了共产党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掌握了政权以后，才具备了这种可能性。

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中国的文化革命运动，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政权之

后所采取的最深刻、最广大的人间革命运动。他比起夺取政权来更深刻、更艰巨、更困难。之所以是这样，在于他高扬世界革命的主旋律，将无产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推向全新世界的深度和广度。无产阶级革命绝不是小打小闹，推翻一个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就算完事。无产者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帝王世家，也不是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所谓民主制和共和制。无产者所追求的是全人类的彻底翻身和彻底解放。也包括人类从自然界获得彻底解放。只不过在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似乎都是建立一个名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权，就算万事大吉了，就该过好日子了，谁还考虑追求全人类的彻底翻身和彻底解放呢？

要追求全人类的彻底翻身和彻底解放，这绝不是无端狂想，也不是谁想出什么风头或什么感情用事，这完全是由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共生利益所决定的。泛文化的一致性和人类生活的共生性，决定了人生趋向的同一性。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就不能限于一时一地的既得利益而满足。得到某种政权利益就满足，那是比较渺小的，也是难以巩固其既得利益的。人类必须超越自我，跳出宗教圈子，跳出国家圈子，跳出政权圈子。站在泛文化的制高点，用科学的信息文化手段来改造我们的社会，开辟人类没有终极的自由自主的生活天地。

无产阶级只追求国家形式的主权利益，不追求更大的自由，仍然是自在阶段的文化意识，缺乏自为阶段的文化意识。人类的自为意识必须跳出各自为政的文化圈子，面向全人类共同的经济环境，谋求和平统一的发展道路。这就需要追求人类主体利益的一元化，而不是追求人类主体利益的多元化。只有追求主体利益的一元化，才符合人与自然之间的正确关系。无论在地球世界，还是到河外星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一致的。只有人类正确协调人际关系，科学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同一性，才能体会到人类主体利益的一致性。

人类目前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处于主体利益多元化的资本泛滥状态。这种状态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引向了歧途，引向了各自为政的盲目状态，引向了各人顾各人的自私自利的冷酷无情的祸水之中，大大降低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千百年来，总有那么一些人，为追求个人利益或小集团的利益，可以无赖的发动战争，可以无赖的草菅人命，可以无赖的损人利己，可以无赖的积累资本。可是，他们全都打着各种各样的美丽的旗帜，编造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文化教条来为其无赖行经寻找借口，开脱罪责，欺骗人民，混淆视听。直到现在，我们看看那些发动战争者，仗势欺人者，资本积累者，买官卖官者，官商结合者，总之就是那些赞成剥削有理者，他们哪个不是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他们说：不管干什么，只要给国家交税，就是为国、为民作贡献，不管什么手段，只要能积累资本，就是有用的。结果造成战争不断，人际冲突，社会混乱。庞大的国家机器和那么多的武装力量，都难能保护人间的净土，反而成为压迫人民的异己力量。当然，对于那些得过且过，只要不是大祸临头，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剥削、被剥削者来说，有时似乎很满足。一旦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时，就会陷入无法名状的苦恼中，又找不到原因和出路，只好祈求宗教来安慰了。人类再也不要承受这种懵懵懂懂的迷信生活状态了，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种生活模式，追求更高的文化境界，首当其冲的就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变官体制为民本制，变百姓的父母官为百姓是衣食父母，变官为民做主为民为官做主。实际上，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当官的，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这些勤务员全部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不称职随时撤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所要追求的社会制度。只要人民群众的自为意识不断加强和提高，官体制就将逐步消亡，政怠患成的历史周期律将不复存在。

2、        确立并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基础制度本质的革命，这就是确立并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对压迫被压迫、剥削被剥削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彻底的革命和改革，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处于最优佳的经济状态。

诚然，毛泽东时代过多地强调了政治挂帅，比如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但是，基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不强调政治工作，一切经济工作都会走到邪路上去。社会主义的政治，也是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面，对经济工作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力。这就是毛泽东独创的方向道路经济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必须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通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实现向共产主义过度的条件和目的。

毛泽东时代，比较成功地进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改造，在全民性质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中，初步实现了物资调拨制。工农联盟，以集体性质为主体的生产单位之间，也实现了计划经济。可是，物资调拨的同时，仍然离不开资本积累和资本核算。这就把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性质大打了折扣，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被工资制度和商品交换的形式冲淡了。工资制度是资本调节的一种形式，它造成了人的主体利益多元化，造成了私有观念的泛滥。商品交换，资本积累代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特点和特征，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共产党搞公有制，实现公有化，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

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专资产阶级的政，主要还是要专资本本身的政，使资产阶级再也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永远失去复辟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无产阶级的利益，才能使无产者永远失去资本的锁链。社会生产力，一旦失去资本的锁链和桎梏，人们所需要的物质产品，才能畅通无阻地涌流出来，真正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化问题，然后解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非资本化、非商品化的问题。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就是实行供给制。按照现在的科学发展，就是要实行用信息流代替银流统治物流，加上外圆内方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制度很快就能大放异彩，给人类带来无限光明。

毛泽东时代，信息技术非常落后，实现用信息流代替银流，确实非常困难，这是我们不能苛求前人的。如今，信息技术革命突飞猛进，完全能够代替银流统治物流，可是人们却把信息技术禁锢在资本殿堂里，为金元大帝充当“店小二”的角色，继续为金钱拜物教服务，岂不悲哀？这是对人类智慧的亵渎，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彻底实现了公有化，并且实行了用信息流代替银流统治物流的经济制度，才算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只有为这样的经济制度服务，才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

3、        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一句响亮的口号：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个口号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情怀，体现了无私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人的主体，由自在意识向自为意识的转变。

无产者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也不应该有任何私有观念。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有锁链。比如金钱拜物教之类的东西，挣脱这些枷锁，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向共产主义过度的必要条件。

《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自己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里所说的传统所有制关系，就是指私有制和资本制，这种关系就是商品交换的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同这种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种决裂，在民主革命时期，或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是无从谈起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才谈得上实行这种决裂，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内容之一。“同自己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一决裂，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化和逐渐消除资本手段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作为观念形态方面的东西，只有伴随客观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私心杂念，自私自利，都是私有制和资本制的腐败文化造成的。随着公有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随着资本手段的消解，传统的观念必然受到激烈地冲击。于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文化代码，成了飘杨于红海洋中的一面崭新的旗帜。心底无私天地宽，这在任何剥削制度的社会里都难以做到，唯独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造就大公无私的人和事，才能实现大公无私的广阔天地，进一步造成向共产主义过度的有

利条件。

通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培养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老想着自己，更不去为人民币服务。

4、        明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可说是逐年累月，夜

以继日，热火朝天。可是，终究限于表层的文化层面上而没有采取实质性的革命措施，所谓斗批改也只是上层建筑方面下了点毛毛雨，经济基础领域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穿新鞋走老路，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这样对于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不仅缺乏社会根基，而且在一部分人当中产生了逆反心理，这种逆反心理，最终导致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当然，否定文化大革命，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其中，经济基础领域里的革命不落实，不彻底，逆反心理的泛滥，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文化大革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为什么会产生逆反心理？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不明确，分不清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界限，把穿新鞋走老路，当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内容。

还是《共产党宣言》里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化的过程，虽然也存在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很严重。第一，有苏联的经验；第二、共产主义理论比较明确单份内的意见比较一致。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化的改造比较成功。然而，对于公有化如何发展？公有化以后又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人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在同当时的丹麦首相谈话时说：我们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跟资本主义差不多。

1967年4月30日至5月2日，正是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时候，毛泽东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们讲过：“为避免脱离群众，干部以后实行供给制，取消薪金制。”

“供给制，共产主义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相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

“为什么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将说服不要压服也忘掉了。是不是部队带头恢复供给制。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低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包车，对老年者、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20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从几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前期大体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这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向商品制、等级制、工资制等资产阶级法权发起革命的号召。可是，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些话也没有得到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们多少人的响应，他们总认为工资制比供给制好，而不认为工资制是资本主义的，供给制才是社会主义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资本论》第三篇，十四章，Ⅱ：货币资本的作用

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一脉相承。实行了公有制，就应该通过限制资本，达到消灭资本的文化模式。这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选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而不能等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再来着手这样的革命。如果那样，社会主义制度就无法建立健全起来，更无法巩固下去，终究会象苏联那样，走向失败而迷惘。

毛泽东关于方向道路经济学的创举，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河，尤其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的革命给了方向道路经济学以强有力的支撑，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就使得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泾渭分明。

社会主义就是用社会手段和信息手段调控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资本主义就是用资本手段和金钱手段调控人们生产和生活。这是分别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不同的方向和道路，分别代表两种不同文化模式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文化模式，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因而给人类带来幸福，而资本主义的文化模式仍然维持着一个腐朽的剥削制度，继续给人类带来灾难。

5、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前中苏论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看到苏联党变修，国变质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大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在即。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在他去世后不久的1978年，以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的苏共中央，一举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自动取消了共产党，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极大破坏，以14个国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从这一事实来看，足以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足以证明毛泽东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带有大时代背景下的必然实在性。无产阶级如果不培养和造就自己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就必然产生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商品制度，工资分配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客观上迫使人们接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除非革了它的命，才有希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如此说来，革资产阶级法权的命与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是相辅相成的。

毛泽东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中写道：“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门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语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低、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中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中反复强调的这些语录，只能说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5条标准只是着重强调了上层建筑领域里诸多方面。对于消灭经济基础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虽然也提出来过，可是得不到支持，他也没有急于求成，显然他在反复寻找代替资产阶级法权的可行性手段，只是缺乏信息技术的支持。

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是，我们不能姑息自己，更不能姑息养奸，纵容资产阶级法权为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实践中才能产生；只能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信息制代替金钱制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产生。只有造成信息流代替银流的既定事实，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才能有自己的立足点和前进的基础。

6、        促进全人类的解放

共产党就是干革命的，不革命就别叫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是全人类解放的事业，共产党干革命，就是要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然是促进全人类的解放，从资本制度里解放出来，从私有观念里解放出来，迎来一个大公无私的新世界。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应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制度，高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前提是创建社会主义文化模式，来代替资本主义文化模式。其核心是完善公有制，促进全面公有化，进而用信息流代替银流统治物流，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消解私有制，消解私有观念，用社会主义榜样的力量，促进人类解放的革命事业向共产主义方向迈进。

用信息流代替银流统治物流，是对生产力极大的解放，再也不会因为金钱而影响生产和生活。重点突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联合大生产，将使物质产品像变魔术一般涌流出来，迅速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公有化的制度和大公无私的思想，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很快形成全新的文化模式。再也不会有贪污腐败的现象，再也不会有尔虞我诈的现象，再也不会有压迫被压迫、剥削被剥削的现象。一个自觉、自由、文明、幸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模式，就像光芒万丈的太阳一样，照亮人类生活的地平线，照亮人类的新家园。

以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它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性变迁，是人类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变迁的必然经过，这个过程就推动人类一步一步走向共产主义的伟大前程。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式方法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呢？

因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是一种文化模式代替另一种文化模式，就是用社会主义的文化系统取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系统，所以称之为文化大革命。

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泛文化，既包括经济基础领域的文化系统，也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文化系统。用社会主义的文化模式代替资本主义的文化模式，其实质有两点：第一点，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第二点，用信息流代替银流统治物流。这两点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本质的东西，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只有完成了这样的历史使命，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否则，就是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历史使命的性质也就决定了完成它的方法。

究竟怎样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使命呢？

1、        提高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素质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开头就提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何尝不是这样。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许多共产党人，包括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被生产建设的高潮，冲淡了革命的热情。随后就是个人享受的资产阶级作风蔓延开来，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为此，毛泽东搞了“三反·五反运动”，“整党整风运动”，“四清运动”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是为提高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文化素质，分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区别，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所采取的革命措施。但是，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逆反现象越来越严重。直到1966年，历史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社会主建设的稳妥推进，于是，毛泽东高屋建瓴，不失时机地发动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一种形式，一种方式，一种载体。其目的是提高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整体文化素质，纠正那些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懵懂倾向，整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之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2、        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动员群众，

才能进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自下而上发动起来的，依靠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大革命运动。每一个生产建设单位，每一个机关、企事业单位，每一个群众团体，都成了文化革命的主体。具体到每一个家庭，乃至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与文化大革命以外。只有置身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才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教益。

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揭露、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错误路线，错误思想，错误行为。同时，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改造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文化水平。由于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没有弄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致使文化大革命处于一种盲目的运动状态，甚至出现盲目地武斗状态。尽管毛泽东三令五申，禁止武斗和变相武斗，还是发生了许多武斗场面，暴露出某些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因素在其中。但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还是有力地遏制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倾向。一方面在于文革本身提倡大公无私的文化氛围，加上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比如降低高工资，取消军衔制，批判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等等；另一方面采用强有力的军事管制措施，对于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给予强力纠正。很快恢复了平静，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但是，由于经济基础本质的革命没有到位，没有用信息流代替银流，尽管实行了物资调拨，人们还是在商品交换的圈子里打转转。这样，就无法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更无法同传统的文化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此，毛泽东才提出，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可是，没有人响应，没有人支持，就连他的战友们也不理解。

改变千年的商品制度，太不容易了。不过，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还是得到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至今，还有许多人明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领错了方向，走错了道路。资本主义的东西，死灰复燃了，资产阶级法权大量复辟了，旧社会沉渣泛起，各种社会腐败现象难禁。大量人民群众懂得这些道理，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结果。

到底如何是好呢？

彻底解决公有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性质，把集体经济变成全民所有；彻底取消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金钱关系，变买卖关系为无偿调拨；取消工资级别制，变工资分配为信息调控，用不同质的信用卡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实现家庭经济的社会化，免费提供养老院、幼儿园；免费医疗、免费上学；免费提供家庭住房和公寓；提供免费公共食堂；文化、娱乐、洗浴、体育、健身等全免费。可以说吃、穿、住、行全部免费，凭信用卡和网络调控。只有这样，才能把私有经济解放出来，实现家庭经济的社会化，实现主体利益一元化，实现社会经济的一体化。这些目标，不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而是初级阶段就应当实现的。这些目标的实现，已有先例，中国的南街村，日本的山岸会，以色列的基布兹，大体都实现了这些目标。社会主义的中国，完全能够实现这些目标。一旦实现了这些目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可以充分发挥出来，人们的积极性才可以充分调动起来，经过改造的生产力，才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科学发展，迅猛前进。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历史背景，具体内容，方式方法，都是明确的，不像一些人所说地无稽之谈，更不是什么十年内乱。如果说是乱的话，那也是乱了敌人，锻炼了人民。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锻炼，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这就是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