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甫：要历史地看待历史

-----学习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体会

为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16周年而作

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内容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贯彻与于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任何一个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个活的灵魂，离开了这个灵魂，就要脱离马克思主义轨道，其言论和作品甚至会博得国际国内反动派的喝彩。三十多年来，中国有些领导干部、知识分子货真价实地离开了实事求是这个灵魂，信口雌黄地在书籍、文章、电影、电视剧及网络媒体或含沙射影或赤裸裸恶毒攻击党和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以此达到贬毛、反毛否定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目的。但是只要坚持历史地看待历史这个准则，就能彻底撕破这些嘴脸的假面具，揭穿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     历史地看待历史是个不可逾越的准则

在人类社会演进的历程中，任何一段历史都不是纯粹某个人的历史，而是社会历史，群体人们的历史。120年前，世界工人阶级经典领袖恩格斯就告诉我们：“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由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个历史唯物观是我们科学研究历史、分析事件、研究历史人物、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必须遵守的准则。

恩格斯的这段教导，就是告诉人们：研究任何一段历史，都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要依照当时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否定一切，这就是告诉人们，要历史地看待历史。千万不可凭一己意气而潦草用事。但是国际共运史160多年的发展教训证明，凡是国际工人阶级共认的某个经典领袖一旦去世，用不了多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就会抬头和兴凤作浪，国际共运就要经受一次大的磨难。马恩去世后的伯恩斯坦公开宣称自己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它的出现使战斗的第二国际成为列宁所说的“黄色的、背叛的、变节的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洋彼岸的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则公开修正列宁主义，并于1944年5月主持解散了美国无产阶级的政党-----美国共产党。1953年同伟大列宁一起缔造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斯大林去世不久，那个在斯大林生前撰文声称斯大林为自己“再生父亲”的赫鲁晓夫，却翻脸不认人地骂斯大林为“白痴”和“混蛋”，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而把斯大林打进敌人所喜欢的冷宫，并妄图以自己的赫鲁晓夫主义取代列宁主义。由于赫氏名声不佳，之后的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将其赶下舞台，他却也同样收起了列宁主义而张扬起了勃列日涅夫主义，把苏联拖进了社会帝国主义的轨道。二十年后，1985年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第三代接班人走马上任初始，他感到羽毛未丰满时还是没敢过分张扬自己，因此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中有22次肯定性地提到列宁主义和援引列宁的论断。之后一年内他在重要场合的报告与讲话中也有49次援引列宁的论断和肯定性地提到列宁。但又仅过一年之后他就开始极力规避列宁主义了，并把列宁主义改为列宁的观念，甚至歪曲列宁的思想，并把他自己“业已积累的经验”与列宁主义相提并论。再过不久，他就直截了当地贬低列宁主义而抬高自己理论的价值，声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早已“过时”，社会主义是“乌托邦”，叫嚣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炸毁过去的一切”，修正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引领苏联一批狂人开始把列宁、斯大林缔造的苏联社会主义称之为“野蛮的不文明的社会主义”，1990年夏天举行的苏共28大便抬出了他们推崇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追求目标。又过了一年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完成了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任务。它成为20世纪国际共运史上继东欧剧变后的又一奇耻大辱。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这件事，尽管已经18年之久了，对其发生的原因世人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纷纷作出不同的回答，也是自然的正常事，笔者无意对其做任何评论。但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看，在众多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值得我们咀嚼的。那就是无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是年轻的戈尔巴乔夫都无一例外地丢掉了历史地看待历史这个准则，因而无一例外地滑向了历史虚无主义、滑向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修正主义。这三任苏共最高领导者都自命不凡地推出了自己的一套套理论，在一定期间内都曾把它放在与列宁主义齐身甚至高于列宁主义的位置上，虽然嘴上偶尔也挂一挂列宁主义，但党的指导思想必须也只能按他们创新的理论行事。他们都是紧紧抓住列宁、斯大林执政时期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大做文章，值得指出的是有些“失误”还是批判者们自己杜撰出来的，而且对某些方针、政策、运动的评论完全是脱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时间和条件，一切以批判者现存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他们把列宁、斯大林开创和建设的伟大社会主义苏联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特别对斯大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政策，他们无视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三大成就：一是在落后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使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这件事情是令世界资本帝国主义长期胆颤心惊的头号大事，同时它又是在较长一段时间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后盾。苏联的全部工业从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至斯大林1953年逝世为止，几乎增长了二十倍，正是这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经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破坏，这场战争几乎耗尽了苏联工业三个五年计划的全部积累，战后国家经济的恢复只得从零开始。对斯大林时期所创造的工业化奇迹，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学者都是十分感叹的。即使在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时，1963年3月5日西德《世界报》仍然撰文赞颂斯大林这个历史功绩说：“西方人几乎花了二百年的时间才做到的事情，…在俄国几十年不长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并认为“这是现代史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二是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拯救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这件事情是永远地被载入世界历史的，是没有哪个人有什么办法能够把它消逝去的光辉历史。三是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苏联不但没有被法西斯德国消灭，反而变得更加繁荣和强大，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个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书写了国际共运史上的光辉篇章。只要坚持历史地看待历史，那么斯大林时代的这些历史辉煌，与之后出现的接班人们打着“改革”的旗号“炸毁”一切而另立主义，造成了令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拍手称快的历史大悲剧，相比较这个巨大的历史反差，让人们看清了那些打着“改革”旗号的现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的丑恶嘴脸和卑鄙伎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则在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就及时预言了这个问题，到1959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他又专题性的第一次讲了这个问题。1964年以后，他把内部如何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正式提上了日程。以后，他在不同的场合向着不同的对象，反复讲了这个问题。他十分忧虑地敬告人们：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在他去世后的第13年和15年果然便在东欧和苏联得到了历史的准确验证，这个验证是以国际共运史上的空前大溃败，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空前疯狂的大喜悦为标志的。这个验证又一次让全世界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认识到了毛泽东是走向世界的工人阶级经典领袖，这个验证也让全世界一切劳苦大众看准了一个事实：凡是从骨子里反马列、反毛、反毛泽东思想的人，肯定都是些反工人阶级、反劳苦大众的反动派，千万不可仅听他们一时是如何表白自己而上了他们的圈套。事实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走资派他们迷惑人们的伎俩都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没有太多的国别差别，那就是：⑴举起“改革”的旗子作掩护；⑵ 抓住无产阶级经典领袖人物的“过失”不放；（特别大反特反他们的个人崇拜）⑶ 大肆利用“精英”和媒体肉麻吹捧自己的“主义”、思想、理论；⑷ 极力贬低和淡化经典领袖人物的历史地位；⑸ 甩掉党的优良传统作风；⑹ 悄悄推行私有化步伐。，不管现代走资派如何装点自己，这六个步骤或措施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从苏联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出，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对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的评价问题，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只要离开了历史地看待历史的准则，那就一定会把目光仅仅停留在斯大林身上，就一定会离开当年的时间、环境等历史条件而任意地想象斯大林的那些所谓缺点和错误，那就永远不可能把握住马列主义的方向问题和本质问题，那就肯定要打起讨伐斯大林、兴师问罪斯大林的旗子。所以在苏联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里那些喊出“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炸毁过去的一切”这些口号的“精英”们，其实质是要把攻击斯大林作为推翻工人阶级政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口。二十世纪末，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未对其进行一枪一弹的和平环境中而全线崩溃和瓦解的，是党内顶尖走资派自编自导和主演了这场丑剧的。它在世界范围内从反面向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切善良的人们上了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无论是工人阶级政党或其组织的重要成员以及挂上这个政党成员称号的高级知识分子，只要忘记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要历史地看待历史的准则，也就是忘记或背叛了毛主席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准则，那么一旦象马、恩、列、斯、毛这样的走向世界被世界工人阶级所认可的经典领袖去世的话，就可能会在某个角落里出现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现代走资派、现代修正主义，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变得更加严肃和现实。以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从世界政治版图上消失为代价，特别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故乡率先埋葬了已经诞生40多年和70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换来的不可多得的教训，实在是国际共运史上付出的最昂贵的学费。可惜20世纪末和进入21世纪中国那些号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人，却没有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科学解读国际共运史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他们惯于用他们自己的皮毛水平象瞎子摸象一样去阐述国际共运史出现的这场大溃败的一系列原因，诸如民族矛盾没处理好、经济没搞上去等等，唯独避开埋葬东欧、苏联社会主义的元凶其实是隐藏在共产党内部的哪些处于顶尖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人心搞乱进而达到叛宗离道这个事实。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他们心里那个鬼所使然。加上他们所御用的“理论精英”和较为壮观的那些家族式干部们的摇旗呐喊，他们似乎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可以掩盖住他们唯独想避开和忌讳的那个党内走资派搞垮东欧、苏联社会主义这个事实。因为他们自己心里那个鬼，一听到或见到党内走资派这个称谓时，就如同孙悟空惧怕唐僧念紧箍咒一样可怕和难受。人们不仅要问，如果东欧、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它们党内顶尖级的走资派搞垮的，难道可以说是它们党内顶尖级的马克思主义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垮的吗？其实无论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怎样回答，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一切善良的人们心里是早就再清楚不过的了。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电视台12分钟的演说，就把解散苏共的问题搞定了，人们没法忘记的那一幕又一幕，其实都在诉说着当年毛主席的那个英明预见，诉说着……

二、三十多年来中国有一批干部和“理论精英”一直在历史地看待历史这个准则面前担当了反面角色

1949年10月1日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主要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人民的新中国诞生了。从那时起，尽管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民主革命还未彻底完成，但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选择，事实上早已在人们心中定论。待1956年底随着三大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的事已经是国人都清醒的大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为服务中国人民呕心沥血地运作了长达27年之久，这期间人们不但没有怀疑那个社会主义，而且是每每想起那27年，人们总是深情地留恋。一支长期唱响华夏大地《社会主义好》的歌曲，正是那个年代代表人们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发自心底的赞扬和自豪。但是1976年随着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相继去世以后短短的几年里，党内、党外便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政治暗流，这股暗流时而急湍时而隐蔽，它象神话中的垂死阴魂那样在三十多年的时光里一直在华夏大地游荡，至今还在公开地或隐蔽地顽强表现着。笔者无力对这些阴魂的乱作为一一进行剖析，仅摘其一二略作小论，也就不难看出这些阴魂是属于什么人的同伙了。

【1】   历史告诉国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贫穷中走来的伟大科学社会主义，尽管她那么穷

     毛主席去世后，一些人借总结文化大革命之机，顺势也要把文化大革命以前毛主席执政时代的社会主义全部否掉。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作为标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形式，它以反思历史为名，故意歪曲“解放思想”的本质含义。从借纠正工作中的失误，走到纠正科学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搞早了，搞糟了，应该重新走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借讲毛主席的失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丑化妖魔化党和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极力贬损和全部否定毛主席去世前的新中国的辉煌事业。从政治上看，这股暗流的滋长和泛滥，极大地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这是30多年来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者特别会钻空子，他们惯于用诡辩论去竭力诠释对他来说认为存在着十分有利可图的某些理论。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从字面上看是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一句平常话，我猜此话大意可能是说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共产党人所寻求和建立的社会主义决不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可是坚持历史虚无主义的那些领导干部和知识精英们，却以趁火打劫的方式积极解读和卖力宣讲这个“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们大讲特讲毛主席在世的社会主义是贫穷到了极点的社会主义，是典型的乌托邦，他们把20世纪50年代国际帝国主义咒骂中国社会主义的那些恶话都用上了。甚至有人撰文或给大学生讲课时公开讲毛主席在世的时代是一段“杀人食人”的历史，他们尽力刻意渲染那个时代的落后，以阴暗和仇恨的心里看待人民的那段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以此散布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败论，并在散布的同时竭力丑化毛主席，其一箭双雕的恶毒用意不言而喻。

应该指出：拿“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尺子去丈量毛主席、周总理为代表的人民政府存在时代的27年社会主义，得出“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得出“社会主义说不清”的结论，并且还能堂而皇之的在书本里、课堂里，甚至在各级党校的殿堂里年复一年的绘声绘色地灌输这个结论。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不少党的领导干部、理论精英们的政治素质。这批干部和理论精英在30多年里出尽了风头，在他们看来，只要嘴里扯上“改革开放”这个词，其它就可以毫不顾及了，他们认为越是把过去讲得一团漆黑，就越能显出今天的光辉和明亮。

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始的27年那个毛泽东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不是个光辉耀眼的时代，本来那些歪唱“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领导干部和理论精英们，是无权也不应该有与党相反的话语权的。因为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已经有了铁论，但是在这些人看来，那个决议是个不过瘾的决议，没有表达了他们心中那个鬼的决议。所以长期以来，他们肆无忌惮地乱说乱动。因为他们一贯举着“改革开放”的旗子，处处摆出宣传官方意识的姿态，其话语权之大之广和消解弱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影响力之大，让我这个在意识形态领域待了半个世纪的理论教员，终生感到震惊、难忘、无奈。

历史告诉了善良的中国人，30年改革开放时期中滋生的这批干部、理论精英们，他们不但颠倒了历史，而且在他们的叫喊声中搞乱了人们的历史观，而对历史观的颠倒，就必然导致是非、美丑、荣辱标准的颠倒。他们所散布的种种低俗的、反历史的说法，深深地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那么这个历史代价究竟会有多大？只有善良人、马克思主义者们心里清楚。当然资本主义世界那些以消灭共产主义为己任的政治家们心里也清楚，因为他们对中国内部出现的这些精英们寄予厚望。

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评价才是客观公正呢？今天我不去引经据典费那个牛劲，因为我突然想起西方主流知识界从1999年至2005年曾先后四次以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为题进行投票，结果马克思三次均居榜首，只有一次仅以一分之差略逊于爱因斯坦，足见马克思的确是个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但换个地方，如果在中国进行这种活动又会是如何呢？我想是不会那么简单的。因为能代表中国的“主流知识界”并不是象刘国光（原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同志为代表的那样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界，真正有话语权的能横行的却是那些“歪嘴理论精英”。千百万一般知识分子不是进不了那个“主流知识界”的。

我想还是听听资本主义世界里那些有建树有正义的资深学者是怎样评价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吧。著名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其《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这样写到：“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他以翔实的数字告诉世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人均为34%），这比日本在相应的工业化启动时期的每10年经济增长率43%（人均28%）高得多。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平均13.3%的速度增长，它比世界现代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时间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资本主义第一强国的一位学者，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时代，如此不带任何偏见的风骨，与中国30多年间滋生出来的那些“主流知识精英”们的信口雌黄形成了天壤之别的对照。

能不能正确评价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对于肚子里有学问的高级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来讲决不是个认识问题，而是个很大的思想问题、立场问题。这些人不是文盲、不是百姓，他们是些拿着高薪和享受特殊待遇的一些人上人。对这些人的确需要认真研究它是在怎样的一种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怪胎。

一个极度贫弱的、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已经在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前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谱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难忘的辉煌篇章。那些“主流知识”精英们却污蔑毛泽东时代的中华民族“愚昧”、“丑陋”“充满奴性”、“安于现状”、“故步自封、闭关锁国”、“逃避现实”以及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化和文化传统斥之为“走向没落的黄色文明”，这就是他们的“思想解放”。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今天和将来更加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原点和基础，如果不讲这个伟大的原点和基础，甚至攻击和抛弃这个原点和基础，那么无论怎样去拐弯抹角讲什么什么社会主义，那只能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了。

打开天窗说亮话：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诠释出来的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从贫穷中走来的社会主义。60年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比欧洲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为贫穷，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则是从世界当时帝国主义称之为最为贫穷的“东亚病夫”中走出来的最贫穷的社会主义。这是千真万确无可回避的事实，但因为贫穷就要否认它们是社会主义，说重一点，也只有白痴和混蛋才有这种逻辑。因为这时的这个社会主义，如果同从蒋介石手中接过来的那个旧中国比，已经是一个非常富裕的社会主义了，这就是辩证法。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在27年执政的毛泽东时代就是铁了心要改变那个“一穷二白”状态的贫穷社会主义的。以王进喜、陈永贵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广大农民正是那个年代中国人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伟大社会力量，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火红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怎么就能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尺子一下子量掉了呢？党和人民既然能够让社会主义从贫穷中走来，就一定有能力花时间、花力气一步一步把它建设成为富裕的社会主义的。今天的中国已经挤进世界强国行列，但我们的那些财富一旦被13亿中国人去平均的时候，其人均占有量在世界强国之中还是最低的，甚至在世界排位也是靠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仍然是贫穷的社会主义，仍然需要记住毛主席的那个教导：穷则思变，为世界人类做出贡献。

20世纪没有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出来一个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笔者低水平斗胆所料：即使21世纪及其以后，只要在世界还没有产生出象马、恩、列、斯、毛那样的世界工人阶级领袖以前，期望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走出来个富裕的社会主义，那就只能和需要耐心的等待与积极的准备了。人们当然寄希望那样的工人阶级领袖早早地出现，在伴随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中也许那样的领袖会应运而生。历史不是领袖决定的，但历史可以产生出伟大的领袖，目前的历史确实还难以产生出那样的伟大领袖。

【2】    没有必要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丑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大跃进和之后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我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对任何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必要回避和掩盖的大事件。事实上，大事件发生的当年以及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党和毛主席对这个事件都曾做过具有历史性的纠正和总结，待毛主席去世后1981年6月27日党中央通过的《历史决议》也作了历史结论。但在这个《决议》出台前，中央酝酿这个《决议》的时候，党内外就出现了一股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的否定新中国一切的逆流，其锋芒和势头大有不可阻挡之势，并眼看就要发生人们难以预料的事情了。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央政治局委托胡乔木同志执笔起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宣读了它。使那股党内外产生的逆流暂时得到了遏制，两年以后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便在通过的《历史决议》中再度重申。但是从那以后，党内外存在的这股逆流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肃清，30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并顽强地表现自己，最近这些年还在不断升格、升温。他们刻意丑化、妖魔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配合国外反华势力杜撰出一些莫须有的历史体裁，处处与毛主席挂钩、联系，蓄意攻击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些造假和恶毒的狂吠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基于这种状况，作为曾经在那个时代经历过的和几十年后对党史稍有一点了解与研究的我，说一点符合历史实际的话，以告不明真相的今人和后人，但由于受篇幅的局限，也只能略讲一二了。

历史地看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至少应该把握以下三个环节：

第一、当年一化三改的伟大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胜利完成，激起了全国和全党上下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甩掉贫穷社会主义帽子的积极性。

1957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经济建设年份，其经济效果是后来任何一年所不能比拟的。（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去翻阅年鉴数字）为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毛主席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1957年夏季的形势》结尾处就流露出来，他说：“在我国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到十五年。”决心改变贫穷状态的毛主席甚至预言：“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党中央和国务院也着手进行新的经济建设规划的制定。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及国家计委和经委的领导们也悄悄规划它的大体框架。这个框架在1957年11月18日苏共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活动中邀请毛主席为中共代表团长的莫斯科64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上，毛主席的即席讲话中最早显露端倪：在钢的产品方面经过15年或更长一点的努力，中国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因此，对1957年酝酿和1958年实施的大跃进，首先要站在第一代领导集体要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决心甩掉压在头上那顶贫穷的社会主义帽子，并且要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加速中国工业化这个立场上看待它，这就是它的实质。如果不是把握这个实质，而是不负责任的乱加评论，就难免自觉或不自觉的与新老帝国主义分子的叫喊沆瀣一气了。站在人民的立场，深刻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暴露出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缺少以及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教训，那才是真正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幸灾乐祸借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攻击污蔑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历史需要了。

第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暴露出来的缺点和错误是那个时代的相关人们的偏见才能产生的缺点和错误，离开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去谈论这些缺点和错误，就只能是复加的偏见、无知或别有用心了。特别是把那些缺点和错误都累加在毛主席一个人身上的做法，更显得那么苍白和无力。

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没有人能够单独从单纯的哪个运动来说起的，两个运动的缺点和错误是相互共处在一起，是相辅相成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浮夸风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悲剧性表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之所以出现，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苏共在1957年提出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向共产主义迈进。中国也就遥相呼应提出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越过英国。显然当年的苏联、中国的领导人都是站在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处在蓬勃发展的状态下乐观提出的。人们站在今天来看这个问题，一定会感到是个笑话。但那是1957年，而且是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几乎全部参加的隆重大会上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郑重提出的。中国当时是以1957钢产量为基数，认为经过15年每5年翻一番，可以达到3千万吨至4千万吨的指标。

提出钢产量的指标，在1958年上半年就与正在进行的大跃进运动碰在了一起。各大区、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们在议论经过15年每5年翻一番的规划时，都认为中央这个规划时间太长，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在1958年6月6日给毛主席的报告较早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这个倾向。报告中说，我们找林铁（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商谈了华北区的钢铁建设问题，他们原来的计划较小，商谈结果，认为争取明年底达到生产能力800万吨是可能的，我们两方面都有信心争取完成这个指标。并请冶金部党组的同志要到各区去，协同各省市采取措施，有极大信心完成和超过现在预订的指标。冶金工业部认为，到1962年可产6千万吨钢。这就一下子把原先设想的15年每5年翻一番才能达到3千万吨钢，变成每年翻一番5年达到6千万吨钢。又过了十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报送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报告说要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等等。又过了一天，6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对1958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经济发展作了汇报。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这样赶超英国既不是15年，又不是5年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的结论就产生了。又过了四天，6月21日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说，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1959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千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显然，省、区、中央部门，已经热了起来，怎么可以想象中央政治局会不热了呢。高指标的问题，也就首先从上面出来了，更何况地方出现的那些浮夸风的各种数字也就紧锣密鼓地跟了上来，这种上下呼应的局面，就在中国大地出现了。

值得指出的是，就在这个过程中某些省的个别农业生产合作社只要稍作一件平常但又稀奇的活动，一旦报导很快就会被纳入这个激流中，不但被复制而且会变得更加离奇。比如某个农业社要扩大一下规模、某个农业社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搞了一个暂时性的食堂，搞个幼儿园、民兵为完成某项任务搞个小集合等等，都可以被推到全国去并搞得完全变样。更为敏感的是在这些经济指标数字随意变大变小的过程中，人们一下子又把理想中的这个经济发展与共产主义社会联系起来。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标准和什么时候进入共产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也一起参与了这个大合唱，人民公社运动也就在这个合唱中产生，在合唱中经受了风雨。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撇开人民群众对共产主义的议论，真正谈论最早、最多也最系统的，还是当年国家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特别是从1958年6月至8月在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江苏等地的多次讲话，可以让人们看到这场社会大改革中“左”的思潮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高指标、浮夸风这些东西在党内出现的大体状况。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全国妇联党组谈话时，把农村建立公共食堂视为妇女解放的首创，预言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就可进入共产主义，他把托儿所、公共食堂这样一些社会服务性事业，当作共产主义萌芽、共产主义趋向。6月30日他与《北京日报》编辑部人员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试验，我看三、四十年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7月5日与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人谈话时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15年超过美国的，其实也用不了15年，七、八年就行了，15年我们要超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15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在报纸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和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7月14日至18日他在山东寿张县视察时非常赞赏那些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并对当地出现的浮夸风、亩产几万斤，称之为“压倒了科学”。7月19日在天津讲话时，强调组织起来的公社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是共产主义公社。8月4日在常熟县视察时，一个乡党委书记告诉他稻谷亩产1万斤，他反问这位书记：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8月6日他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河北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该县第一书记张国忠马上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财产都归公，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提出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颗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可以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出现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风、穷过渡刮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在这个一县一个公社的共产主义试点里是一应俱全的。9月1日、9月3日、9月18日、10月17日的《人民日报》都在显要位置作了报导。其在全国的示范效应也就可想而知了。9月16日至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时提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赞扬河南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强调有条件的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

第三  毛主席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

无论是大跃进还是人民公社运动毛主席都对其寄予很大的希望、关心和爱护。因为前者是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晃开膀子搞建设，后者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生事物，与前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特别是毛主席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一些不利运动健康发展的因素时，他就以人民利益为重进行拨乱反正。由于高层领导中存在急于求成、碰壁也不想回头的状态，他在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付出了惊人的心血，然而这些方面的历史30多年来却被有些人密封了，反过来却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扣在了毛主席头上。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和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期间毛主席再三重审：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他对向共产主义穷过渡进行了批评。但是会后《人民日报》仍在频频报导各地的浮夸数字，仍在报导各地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奔跑等等。实践中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仍然在上演着鼓吹者们的急于求成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毛主席心里着急，10月底毛主席派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和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以及陈柏达专门到被鼓吹得红火的河南修武县、遂平县、山东寿张县调查了解情况。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他说北戴河会议时他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他对下去的这些同志说，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为了让下去调查的这些同志头脑清醒，毛主席让他们和他们一起下去的其他工作人员要带两本书即：《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他们好好通读。

事后调查组的回报，让毛主席感到十分不安，为了让高级干部头脑清醒些，他决定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开郑州会议。会议一开始，首先由毛主席为高级干部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逐章逐段阅读，边读边议阅读。可以说直到今天，在国际共运史上这也是罕见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壮举，人民领袖为自己的同事们，为国家高级干部联系实际讲解马克思主义。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一本书和另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商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他建议县以上的干部都要学习这两本书。会后，毛主席在南下的专列上又邀集11个县委书记座谈，之后又与遂平县委、信阳地委的同志谈话，了解了相当多的实际情况。之后又参加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张平化主持的座谈会。连续7天的座谈会，使毛主席得到了从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省委那里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他越来越感到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

11月20日毛主席在武昌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主席批评浮夸风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他反对向共产主义穷过渡，批评那个在徐水搞的共产主义试点。毛主席说，这种做法让他有点恐慌，会犯冒险主义错误的。（因为毛主席讲话时刘少奇和彭真都插话说只要每人达到150元到200元消费时就可以过渡。）他不同意刘少奇、彭真趁穷之势来过渡的主意。他动感情地激烈反对高指标，他说：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死五千万人。他说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他认为现在不整顿就有亡国的危险。他公开对坚持高指标的人表态：他不仅要做机会主义，而且已经是机会主义，他就是要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他自己。他公开宣称：他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他的冒进，现在他反别人的冒进。他要求人民日报要宣传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他告诫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要杜绝亩产万斤的虚假报导，否则新华社也有变成国民党中央社的危险。人民日报就有变成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危险，他要求吴冷西要敢于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不发他们的文章、消息，一定要卡死。但由于负责宣传阵地的领导者也是犯急性病的人，始终并未落实毛主席的要求，吴冷西也无可奈何。会议期间他还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他把这件事与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联系在一起。他还动感情地说，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他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他强调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11月28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在审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较集中地反映了毛主席纠正“左”倾错误的认识成果。这个中央文件其中有三段话是毛主席修改时加进去的，也是文件中的精华部分，完全是针对党内那些犯急躁病的“左”倾冒险主义行为而写的。因篇幅原因，仅介绍毛主席写的概括方面，即强调农村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所有制的过渡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必须清醒地认识，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过渡到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我国现阶段不应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毛主席对党内高层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批评一直是循循善诱、耐心等待，时隔52年了，读起来还是那么沁人肺腑！12月9日毛主席又不厌其烦地讲了十二个问题，对方方面面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分析，期望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高级干部快快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八届六中全会后，毛主席一直心系着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大事。1959年2月下旬，他亲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进行社会调查，他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中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下去，“共产风”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使他意识到对中央及省部级干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不继续加大力气触动是不行的了。于是2月27日至3月5日他又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中毛主席对“共产风”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他说自去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就刮起了一股“共产风”，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的下面一段激烈的话可以穿透时空让今天的人们听了也会永世难忘，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出党籍。我犯了什么罪？无非是不要一平、二调、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还是生产队，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两级，要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来办事。他的这段话表明了他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立场是尖锐相对的，也反映了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工作在党内高层的阻力之大。

这里顺便提及的是，30多年来那些歪嘴和尚，不但隐瞒毛主席下大力气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历史事实，还节外生枝地讲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等胡言乱语。事实上，他在纠“左”中，对“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感到痛心，对未能防止某些“左”倾错误进行自责，带头作自我批评。他强调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责任应由中央和他本人承担。在毛泽东的讲话整理稿中，原本有一段他作自我批评的话：“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作及时的明确指示，我本人在这方面就负有责任，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这不能责备他们。”后来因中央不同意写上“我本人……有责任”这句话，他也只得无奈了。

自从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由于纠“左有了力度，人民公社运动终于开始纳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从那以后人民公社一直是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1959年的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重点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文件。文件特别强调在公社的三级核算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重审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24天以后，4月29日毛主席为了巩固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珍贵成果，他又提笔给中央以下的中国六级干部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在新中国至今的60年历史和中共建党88年的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举动。这封信事实上是给包括中央在内的当时中国的所有7级干部的公开信，《党内通信》展示了毛主席下决心清扫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决心，他不允许这种错误再有抬头或滋生的机会和土壤，所以他明知当时中国农村小队级的干部极少是共产党员的状况却还是在信中必须包括他们，让他们把中央的精神最直接地传递到中国每个农民的心坎上，杜绝任何个人或组织企图截留或篡改。信中讲的六个问题，虽然全是农业问题，但每个问题的平铺直叙都针针刺着“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事实上他是在同中国的最底层干部和农民讲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实事求是，也是他想如何从中国农民的心灵上最快地消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几个月来给他们造成的极端精神创伤。信中最后的那段不足80个字的结束语，象历史的钢钉一样再一次把毛主席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决心载入了史册。他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只要不是隐瞒历史和篡改历史，而是采取历史地看待历史的马列主义立场，那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那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就会有一个公道的评说。究竟是谁在一错再错，而又是谁在这个进程中为纠“左”而奔波、呼喊，甚至多次动感情？只有历史的回答才是真实和可靠的。但是讲历史的真情会对“有些人”不利，所以1981年5月19日有关人就作出了决定：对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问题，毛主席的问题，宜粗不宜细，有的问题不能写的很细，不宜说清楚，甚至有的略而不谈。（见《冯文彬在中央党校传达六中全会精神》1981年7月4日－7月8日）。因而毛主席那些纠“左”的举动就被“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全部蒸发掉了。30多年来中国大地上冒出的那股以丑化、妖魔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起家和得意的各种歪嘴和尚们也就应运而生了，其掩盖历史、歪曲历史的丑陋行为也被载入史册，相信历史的老人终有一天会教训他们的。

当然，对产生的那场历史错误，作者是很难用一篇小文就能全部诠释得了的，这也就是作者多次申明：仅在说明那个时代的毛主席，在还没有发现错误存在的时候，他是满腔热情支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但当以“五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出现以后，他又毫不犹豫地耗费大量心血去纠正它，而且是始终站在纠“左”的最前列。所以邓小平在1980年接见外宾时也没法回避地讲到“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今天本文作者所要得出的结论是：不要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这个屎盆子全扣在毛主席身上，更不要借丑化、妖魔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机，行贬毛、反毛、否定社会主义新中国前30年之实。是否坚持历史地看待历史这个准则就是能否得出这个结论的试金石。

在这里也顺便讲一下，长期以来中国有那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特别惯于用小岗村18个人主张分田单干的事说事，似乎只有分田单干才解决了中国的大事，由此又可以得出1983年宣布解散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是改革的伟大创举，似乎只有这个举措才算是从根本上解决了毛主席当年支持建立集体经济人民公社的历史大错误。这确实是一件需要好好掂量的历史大事，需要论述的内容实在太多太多，但作者想以最少的文字言之：2004年11月被上级新任命的小岗村支部书记沈浩同志率该村13名农民干部（其中就有过去主张单干的18人中的）到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南街村参观学习。而南街村则是1984年后悔分田单干后重整旗鼓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上个世纪末的15年间，村GDP增长2000多倍，并响亮提出建设共产主义社区的口号，因而引起中国和世界关注的。沈浩为什么要率小岗村的干部去南街村？小岗人自己说：个体式的农耕作业只能吃饱肚子，不可能走向富裕，要发展必须走集体合作道路。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存在发展了25年之久的南街村，2008年底居然还有吃皇粮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撰文狂称：“如果千千万万个王宏斌继续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须知，在这之前我们不说海外的国家元首有多少来访和为之感叹的。仅我们自己国内就有两位政治局常委和其他若干高级干部前来参观并都感叹不已，其中1996年一位政治局常委激动地说：“如果我们农村有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村，我们中国就不得了啦！”按理说，疯狂丑化、妖魔化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的那部分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们是没有脸面也没有理由享受中国劳动者为他们提供的那份丰厚“皇粮”的！当年象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刘庄等一些庄稼汉们硬是顶着难以形容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没有分田到户，还有一些象河南南街村、河北北徐庄等一些庄稼硬汉们，是在分田单干后面对农村经济急剧后退又挺身而出重整旗鼓恢复和发展集体经济的。让人们喜悦的是这两支庄稼硬汉们就是在他们的农村天地里，干出来了让国内外人们无比敬佩的辉煌事业，他们的村GDP或数十亿或10余亿，再一次向世人显示了毛主席支持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强大优越性。靠集体经济发展起来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农村尽管在中国已为数不少，但他们毕竟在中国农村总量中的比例是太少太少了。难道人们没有理由试问：如果不使用国家意识推行分田单干，而是象那些亿元村的党支部书记一样继续领导农民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不是更好吗？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错在何方？谁又能够算得出中国农民重新单干究竟丢掉了多少财富吗？小岗村的人们毕竟在付出了代价以后坚定重新选择南街村人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的道路，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道路是个历史方向，在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一些失误是难免的，只要耐心纠正了，它就会逐步发展和壮大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却非要抓住过去的失误牢牢不放，（而且那些失误是毛主席健在时花了心血拨乱反正了的）不置它死地而不后快却又是让人怎么也理解不了的事了。所以列宁不止一次地告诉人们：真理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他还谆谆地告诉人们：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把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跳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当年小岗村18个人的单干希望是无辜的，但若干年后非要作为一种国家意识推而广之，也许就与列宁的教导有点相悖了。当年一个小小的刘庄竟然省、地、县三级工作组进村做工作督促他们单干，支部书记史来贺和他们的社员都急得哭了，但他们坚定不选择单干，终于为中国农村多保留了一个农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村庄。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的那个革命老前辈雷金河同志到处奔波、呼喊、求助，坚决地反对单干，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他像史来贺一样让亿万人们肃然起敬，至今晋州还没有一个单干的村庄能够与之媲美。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农村，300多户人家，其中100户是搞单干的，200多户是搞集体的，是中国少有的“一村两制”典范，用这个村支部书记的话说，他们村最大的矛盾就是两级分化，搞集体的那一部分很富，搞单干的那一部分很困难。搞单干的那一部分很愿意回到集体，但他们搞集体的社员们就是不同意他们进来。看来搞“一村两治”的模式是个好办法，可以让农民深得其味，只是让那些单干的农民们亏死了。辽宁大连的一个村11个生产队，10个队都单干了，只有一个队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可是他们一个队的收入却相当于当地10个村的收入。

那些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的道路，在改革开放时期再度展现集体经济辉煌的这些动人事例，让中国农民看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什么是中国农民的共同富裕。但是那些歪嘴和尚式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们却顽固地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并狂吠“如果千千万万个王宏斌继续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八年前，一位中国著名大学的教授和党校最高学府的一位教授都曾公开宣称王宏斌领导的“南街村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出现的一个毒瘤。”这些年来，我一直纳闷：为什么走集体经济道路共同富裕起来的这些农村和领头人在中国的一批高级干部和那些“理论精英”的眼里却不但一文不值而且还要百倍地憎恨呢？每当想起此事我就怀疑自己：难道脑子真的没有判断能力了吗？但是毛主席那句“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决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话又立即否定了对自己的怀疑。估计这些人对分田搞单干的农民以及这些农民他们的后代去做“黑窑主”们的雇工、做阔老板们的童工就不会那么憎恨了吧。人世间嘛，就是爱者自爱、恨者自恨，爱者自有爱者之理，恨者自有恨者之由。还是毛主席说的另一句话让人豁然开朗：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今天的中国社会断定也不会是个无阶级的人类社会。

三、用历史地看待历史的准则敬告中国一批不守规矩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称号，本来是人类社会进步中产生出来的优秀群体的称号，就多数人讲，在不同的时代或历史时期是从属于那个时代或历史时期的当权阶级的，为那个特定阶级服务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群体一直是在党领导下的一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重要力量。但是在最近的30多年里，这支队伍出现了一些变化，有相当一批人将自我张扬到了极致，他们把张扬自我看成是一种荣耀，为了自我他们什么事都可以做，在他们的脑海里什么约束都是不存在的，在做什么人和怎样做人这个问题上他们似乎连幼儿园里的娃娃都不如。特别是有那么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头上冠以名牌大学教授、名牌大学领导的头衔、冠以国家级学会、研究会负责人头衔、冠以中央某大报或其他报纸×××主任头衔等等，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长期出尽了个人风头。由于他们惯于看风使舵，无论是演讲还是写文章其话语权和出镜权都是无人可比拟的。他们是中国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领先人物。在他们红极一时的时候，人们实际已经看出了他们的破绽。最近这些年，他们越来越原形毕露了。这些人没完没了地丑化新中国一开始的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甚至公开解释“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他们毫无掩饰地摊牌公开宣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在课堂上给领导干部授课时，公开讲“毛泽东除了会搞宫廷政变，其他什么都不会”，信口开河地说“湖南为什么落后？因为出了个毛泽东，历史包袱太重”等等。这些惯以改革、开放打招牌的人实际上却是些心是口非的带邪味的知识分子，他们把党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无一例外地都加上“左”的罪名，把某些已经纠正的错误、失误无限扩大和上纲，他们清楚只有这样做才能否定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一旦能把这一历史主体彻底否定，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选择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也就完全可以做出相反的结论了。这些人一直为动摇毛泽东时代已经形成的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而绞尽脑汁和施展拨弄伎俩。他们与广大群众相比，尽管人数并不多，但其煽动能量却特别巨大，不少青壮年被他们所迷惑。30多年来他们在中国社会上所造成的严重思想混乱，无论怎样形容他们的恶迹都是不会过分的。去年我曾在我的那篇《万古警醒的伟大祖训》论文中说：他们如同中国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一样，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散发着浊气，释放着毒素。我今天仍然认为这种比喻是恰如其分的。我生活在一座中等城市里，但是我身边的某些青壮年知识分子非常崇拜这些人，并且他们也效仿这些人到处鼓噪。六年前我身边的一位不满四十岁的副教授公开宣称“如果现在再出现一个列宁和毛泽东，那将是人类的灾难”，而且就是这张嘴却被不少单位的领导视为上宾，四处讲演兜售其思想并获取不少酬金，因为那些领导有一个标准：只要赞扬改革开放，至于他想讲什么都是无所谓的了。应该说，中国出现的这批知识分子，若论其理论功底和学术水平都没有什么超人的地方，但是他们善于见风使舵，能够观察上司的眼色行事，随时可以抛出让上司美滋滋的肉麻和吹捧，并趁此塞上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洋玩意儿，那些无知的上司却又觉得十分新鲜，而且很合自己的心意和口味，久而久之他们对这些歪嘴和尚们也就特别关照，甚至成为不同层次的党和政府的“咨询专家”和“著名学者”，长时期相互之间的默契成就了这批人的话语权和出镜权。他们俨然以“改革者”、“理论家”、“学术专家”的身份出现在对新中国前30年进行恣意丑化的舞台上。谁要对他们的那一套那怕稍有一点点不同看法，他们就要抡起“反对改革开放” 的大棒砸人。就要给人扣上“极左思潮”的帽子，就要给你扣上“反对当局”这样一个可怕而又更大的大帽子，甚至连经济理论泰斗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刘国光教授也不放过。特殊环境下产生出来的这批“知识分子精英”，由于同社会方方面面的盘根错节相连，所以他们做起错事来也就霸道得近似疯狂了，它实在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发展史上难以抹去的不光彩之页。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批知识分子中还有一些人的人品极为低劣，说假话，造假事、坏事的能力令人吃惊。这些人对弘扬毛泽东思想这件事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特殊仇恨，竟然在2009年年初以盗名欺世的卑劣手法、在网上自编、自演了一场丑剧，并波及到海内外的八九家网络媒体，妄图以制造混乱达到遏制人们弘扬毛泽东思想的丑恶目的。让我这个活了七十岁的人见了个大世面，也使我初步了解到我上面讲的中国那一部分的人品竟如此之劣。事情是这样的：2008年12月23日中国晶牛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举办了海内外学者参加的第十届毛泽东思想研讨会，这届研讨会的主题是纪念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伟大思想发表60周年。本文作者向研究会提交的论文《万古警醒的伟大祖训》会后在毛泽东思想网上发表。几天之后，有人盗用我的名字发表了题为《团结在毛新宇主席周围为夺回人民的江山奋勇前进》的恶文。他们的这种卑劣行为，一下子使我想起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一手炮制伪造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党启事”事件。那是国民党特务企图以污蔑周恩来达到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而编造的“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搞的一个阴谋。时间跨过去了七十八个年头，想不到二十一世纪的第十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竟有人毫不逊色地效仿起国民党特务恶毒盗名欺世的手段，搞了一场波及到海内外七八家网络媒体的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与国民党特务有一点不同的是：此人不敢盗用弘扬毛泽东思想的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及老干部、老英雄的名字，而专门挑我这个社会底层的人民教师。但此人盗我之名写出恶文再对恶文进行“反驳” 的水平却真的比七十八年前的国民党特务更阴险和毒辣了。因为他之所以要编造出一篇毒性十足的恶文，就是要专门为他进行“反驳”可以借题发挥的丑恶目的而服务的，在这一点上七十八年前的恶毒国民党特务其恶毒水平就比此人逊色多了。因为此人在对他自己造出的那篇恶文进行“反驳”的时候把毒箭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用皇权传位之类的恶毒语言对准了毛主席，对准了那个无辜的也是人民教师、研究员身份的毛新宇同志，恶意把毛主席、毛新宇捆绑在一起，那种政治挑拨和暗示的极端卑劣手手段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21世纪的今天，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的政治流氓如何害人。

在我一生从教的讲台上，从来不敢丢掉历史地看待历史这个准则，我认为这是从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特别是在讲授和研究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的时候，是万万不可脱离这个准则的，否则就没法避免掉进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泥坑中去的。在中国除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让位于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时候才是例外。同时我们也相信：让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短时间内消失，也是很不现实的事情，因为中国现时存在着他们赖以生存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基础。因此，无论是高水平的历史虚无主义者、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鼓吹者，还是那样赤裸裸搞盗名欺世、狗盗鼠窃的异味知识分子，只要一旦气候适合，他们将会在中国随时出现。他们肯定会挖空心思玩出更毒辣的花样来。但我们相信：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历史，是任何人也没有办法把它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中剔除的，以资本拜物教为前提的犬儒主义者们无论玩弄什么新花样和新把戏，想对中国工人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历史进行根本性质疑并进而全部否定它的图谋，轻易也不会是那么顺利就能得逞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开国元老们带领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些劳动者们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们是不会因为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前进道路上曾经出现过的和被纠正过的那些错误或失误，就能允许任何恶人把它无端的全盘否定的，这些劳动者们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们不但不会丑化和妖魔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开国元老们的实践历史，而且会更加坚定弘扬毛泽东思想继续进行和完成开国元老们的未竟事业的信心。

令人欣慰的也值得向中国社会介绍的的是：中国晶牛集团总部以王长林同志为代表的所有领导者们，全是从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亲自目睹了市场经济大潮因失去理想、信仰而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冲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不允许的污泥浊水不但悄然登场，而且来势汹汹。他们同时又目睹了大环境的变态曾经严重殃及了人与人之间所在的企业。职工队伍曾经思想极度混乱，判刑劳教人员曾屡现不止，企业曾连续6年处在市亏损冠军的位置上，企业负债率曾达140%，上级政府曾两次勒令其破产。在此种局势下走马上任的领头人王长林敏感地觉察到市场经济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与信念，在失去正确理想和信仰的情况下，是什么好事也难办成的，而什么坏事却又可能会发生的。他意识到必须寻找能够净化人心、凝聚人心的法宝才能扭转这个乾坤。在经过一段慎重、严肃的思考之后，他认为“我们管不了社会的大环境，但我们可以管好企业内部这个小环境。”他回顾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胜利的历史，认为企业选择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才是扭转企业乾坤的首要条件，而这个思想理论基础就是我们过去曾经在半个多世纪全党、全民族没有动摇过的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他坚信：只要上上下下从思想到行动真的弘扬起毛泽东思想来，那么企业就可以打造出红色的文化、红色的职工，那么这个红色的主流意识就是红色晶牛企业的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就是构成晶牛企业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王长林相信：一旦这个红色的主流意识在企业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集团职工身上所绽放出的强大力量就是不可估量的。正是把握了历史地看待历史准则，才使晶牛人在18年的征途上找到了指路明灯，照亮了前进的方向。

收获不负实践人。在王长林和集团领导“一班人”的带动下，全体职工用毛泽东思想打造国际领先企业的红色主流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了，这支同心同德的队伍一心为公、乐于奉献的精神在企业形成了。红色主流意识所焕发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如同把人们带到了新中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个火红的年代一样。晶牛很快从市亏损冠军而跃变为连年市属企业利税冠军，现在拥有总资产　亿元，跨全国几个省及欧、亚、非多个国家的大型跨国集团化公司，综合经济指标荣居世界玻璃行业500强中国入选企业第一名，获　项国家专利产品，　　项产品填补世界空白。王长林带领中国晶牛集团以弘扬毛泽东思想为标志的红色主流意识所创造出的中国企业发展奇迹与黄河南岸的王宏斌带领南街村农民以弘扬毛泽东思想的红色主流意识所创造出来的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奇迹，是二十世纪末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两大劳动阶级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奉献的一份社会主义厚礼，这份厚礼的分量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厚重、越来越光彩。王长林、王宏斌是从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队伍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他们清楚这个红色主流意识对广大民众的高度政治认同感，他们清楚这个红色主流意识在规范国民政治行为上的强大作用。一句话，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和准则，对毛泽东时代已经形成的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视为珍宝、视为生命线。他们并没有因为搞市场经济而丢掉这个珍宝和生命线。他们知道，一旦丢了这个珍宝和生命线，工人和农民这两大阶级就会失去了社会主义的保障。正是他们坚持了历史地看待历史的准则，才带领他们身边的工人和农民始终走在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上。

我愿用五年前我曾在我的那篇拙文《探求王宏彬、王长林给中国人奋进的启示》中的几句话来结束这篇拙作：千秋万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在呼唤更多的王宏彬、王长林出现在神州大地上，当这样的群众领袖人物成千上万地出现在中国每一个农村和企业的时候，他们与中国工农大众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是没法估量的。一个比现在要强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社会主义中国就会出现在世界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希望就在这里。五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认为我的这段话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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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去年在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15周年我写了《万古警醒的伟大祖训》的掘文，今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16周年我又写了《要历史地看待历史》，应该说这两篇文章是姊妹篇。第一篇的出现，大概触犯了歪嘴和尚们很疼的那根神经线，于是乎那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上便蹦出一个人来在海内外八九个网络媒体上赤膊上阵、赤裸裸地搞了一场新中国史无前例的“知识精英”盗名欺世的恶作剧。今年又当何论呢？只得慢慢观看。估计在中共党史社会主义部分还不能短时间内解密的情况下，歪嘴和尚们有继续作恶的广阔天地。一切善良的人们实在担心那些党和国家珍贵历史记录的安全问题，人们蒿目时艰也就在所难免了，盘根错节关系网上的那些人们是最怕那些历史记录显现在人间的，历史真的还在那里伤心流泪。

　　在这里我还要向那些同志加兄弟的若干我熟悉和不熟悉、关心我的那篇《万古警醒的伟大祖训》的朋友们说一声：谢谢！这些朋友90%以上我并不认识，但他们十分呵护这篇拙文，甚至对文中的某些错别字、漏字、病句等也细心予以纠正。这其中有不远数千里之外的，还有近者则直登寒舍。他们有通过毛泽东思想网传递的，有通过电话直聊的，还有通过书信关注的。他们有的是工人、工会干部、转业军人干部、机关干部、大学生、在读研究生、高校教师、研究机构人员，还有年过九旬的老将军等。为了弘扬毛泽东思想，朋友们的深情厚意，让我不止一次热泪盈眶。再一次向同志加兄弟的所有朋友们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