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实践者和集大成者。他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本土化的历史新阶段，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而且还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邃的战略眼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命题和历史运动本身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开创性的、有益的理论剖析和实践探索，引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征程。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对于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迹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党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早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就针对党内盛行的本本主义学风，初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思想。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1]（P111）“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已经具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思想。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相结合”思想贯穿始终，是他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起点和核心。
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标志着他的认识已达到完全自觉的程度。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时，首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依据作了精辟阐释，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翌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又完整而明确地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理念。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日趋成熟。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2]（P795-796）在同年9月的一次讲话中，他首次明确提出“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任务。[3](P374)
建国后，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获得进一步深化。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号召全党继续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且“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为“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4](P42)随后，他又强调，实现这个结合“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4]（P116）这既是唯物论，又是辩论法。[4](P366)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向全党明确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的历史任务，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新飞跃。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的认识有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深化、拓展的过程。概括起来，毛泽东至少从四个方面作了阐释。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非常重视实际调查研究的中国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他反复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与中国具体实际（包括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道理，并且还多次使用了诸如“应用”、“密切地联系”、“对立的统一”等同义词组。毛泽东认为，在这个“相结合”过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是两个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范畴，它们二者的关系的经典表述就是“有的放矢”。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2]（P801）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还进一步把中国具体实际这个“的”的内涵由革命拓展到建设上去，实现了“相结合”思想的飞跃。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5]（P534），“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2]（P801）。否则，我们所谈的马克思主义，就“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5]（P534），即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次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5]（P707），也就是要“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P534）1943年5月，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6]（P22）所谓“更加民族化”，就是指“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6]（P23）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理论创新。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3]（P408）只有这样，才能打得敌人。所以他强调，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3]（P374），要“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3]（P381）。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以后，毛泽东又强调，“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7]（P109）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2]（P814）所以，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但是，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4]（P230）所以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3]（P373），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在理论上思考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理论成果。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客观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可能性问题。毛泽东站在历史的高度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先进分子“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2]（P796），从而“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2]（P814）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所以毛泽东强调，“我们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4]（P116）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和长期的任务。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前提条件。
（一）努力掌握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毛泽东认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真正的理论”，而我们在理论方面却显得“非常之落后”。所以，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1]（P111）“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5]（P532-533）“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7]（P109）但同时，毛泽东又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不应当把它“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5]（P533）唯有这样，才是“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5]（P707）
（二）立足于中国实际。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就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论断。毛泽东认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对“‘中国’这个地盘”“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8]（P44），坚持“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方法论原则。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2]（P853）所以，“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3]（P407）只有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才能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这也就是毛泽东的著名论断“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三）实践主体素质的提高。毛泽东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主体的人（尤其是共产党员）的自身素质的提升，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主要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述：第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2]（P801）第二，理论素养和创新精神。毛泽东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必须具有三种理论素养。一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及其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二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底蕴；三是熟谙中华民族的语言风格和特色。只有具备这些理论素养，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交融、重释、转换、创新和语言的民族化、通俗化。同时，还必须具有理论创新精神，“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3]（P408）第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我意识和强烈诉求。毛泽东指出，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成为每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是“革命彻底性”的根本表现，也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不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依据、前提，而且还从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条基本途径。
（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要发挥正确的指导作用，就必须与中国的国情、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同时还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强调要“加强党内的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与实际的一致。”[3]（P60）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他提出要使“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防止教条主义作风，“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2]（P816）随后，他更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4]（P366）这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有的放矢”。
要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2]（P814）；必须“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2]（P820），并“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3]（P374）；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的关系，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但个别结论可以改变。[7]（P1）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水融交融。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批评了党八股的文风和教条主义的学风，提出“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5]（P534）即是说，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这种源于西方的理论，从欧洲的思维方式、语言形式和表达方式，转化成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在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5]（P534），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维方法，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的价值。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文化改造，加进新鲜内容，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6]（P191），同时，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东西”、“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4]（P81-82），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交融、整合、创新。
（三）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毛泽东是党内大兴社会实际调查研究的开创者。早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次年，又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补充论断。1941年的《关于农村调查》中，毛泽东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3]（P378）
在毛泽东看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就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的国情，充分估量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如何与中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的问题。而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做长期的、客观的、充分的社会实际调查研究工作。他说：“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9]（P74）而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5]（P611）所以，他强调，实际调查研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通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工作作风。因此，必须认真做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客观而准确地把握中国国情，“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总结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整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理论成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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