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哲：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与实践不容否定

　　有人企图否定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随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人为制造的”，是“历史的畸形儿”，“先天不足”，因此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其目的是否定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全盘西化”制造理论依据。最近，也有人跟我谈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脱离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甚至认为毛泽东有“民粹主义”色彩。这个问题不纯粹是理论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不能等闲视之，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第一，土改后农村情况的变化，必须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土地改革后，大大解放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有些贫苦农民因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之中，一遇天灾人祸，他们就要负债，出租甚至出卖土地、房屋及劳动力，刚刚翻身的贫苦农民又有重新陷入困境的危险。山西省忻县地委对143个村在土改后的农村变化情况进行调查发现：1949年后，有8253户农民出卖土地房屋，占总农户的19.55%。该地区静乐县五区19个村，有167户老中农因出卖土地下降为贫农，有471户新中农又下降为贫农，占农村总住户的11%，其中6%-10%的农户成了赤贫户。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于是，山西省委于1951年4月17日，向华北局和中央作了题为《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在互助组内部，扶持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这里所说的“更高一级的形式”，主要是指初级那样生产合作社。毛泽东认为，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天地严重起来。工人和农民的同盟就不能巩固下去。所以必须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起来。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的到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7页） 所以毛泽东在1952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在15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在进行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我国已具备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

　　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要解放，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劳动解放的第一个条件，现在它应当实现劳动解放的第二个条件。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77页），这就是说，“创造了现代工业的穷无尽的生产力”，就具备了“劳动解放的第一个条件”；劳动者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即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样，工人阶级就解放了。在马克思看来，当时“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劳动解放的第一个条件”。这话是马克思在1854年说的。可是据历史记载，在马克思讲这话以后17年，即1871年，英国的“现代工业”水平是：煤产量1亿1千万吨，铁660万吨，钢25万吨。在马克思看来，英国这样的工业水平，早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现在某些人所理解的，必须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还不止一次地说过，比英国还落后的德国和俄国，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进入社会主义。德国从19世纪20年代才开始发展资本主义，到40年代，才有蒸汽机约5000部，工人70万，占全国人口的2%；但就在这时，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德国共产党人可以同资产阶级一起去反对君主制度，当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共产党人应“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6、307页）。马克思恩格斯还不止一次地说过：农村公社普遍存在的俄国，只要西欧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它就可以不经过“卡夫丁峡谷”即不必经受资本主义的苦难，而进入社会主义。恩格斯在1882年甚至认为，像印度、埃及、阿尔及利亚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获得独立后，在欧美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影响下，经过一些发展阶段，同样达到社会主义。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1956年下半年。在1956年底，我国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6·7%，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居支配地位，全国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当时我国的主要工业品产量已超过英国和德国在19世纪中叶的水平。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已经具备了劳动解放的第一个条件；我们又牢牢掌握了政权，“生产财富的力量”已“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具备了劳动解放的第二个条件；此外，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又给我们提供了榜样。所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什么“人为制造的”、早产的“畸形儿”。

　　学界有人说毛泽东“染上民粹主义色彩”。民粹主义是19世纪中叶到世纪末流行于俄国社会政治舞台上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和派别,他们认为俄国只要在个体农民小生产的基础上就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列宁认为，这种思潮与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一样, 偏爱个体小生产,是“俄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有人认为毛泽东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因而用“民粹主义” 丑化毛泽东。这完全是错误的。首先，毛泽东从来就是反对民粹主义的。早在1944年，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中就说过：“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8－239页）1952年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是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因此不允许用 “民粹主义”来否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与实践。

　　 第三，历史上新的生产关系都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建立起来，然后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发展生产力，建立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物质基础。

　　对此，毛泽东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他指出：“一切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的简单协作，在这样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2页）这就是说，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是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上和平地孕育出来的；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物质技术基础——现代化大工业，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时的生产力水平，远不如欧洲各国16世纪的水平。然而就在这个生产力水平上，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自上而下地进行社会变革，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然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在封建社会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就建立起来，然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再创造它的物质基础；那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什么不可以在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就建立起来，然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创造自己的物质基础、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现代化呢？

　　应当承认，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物质基础比较薄弱，但确已具备了起码的物质基础。如果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那么，谁能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赖以建立的“生产力水平”做出量的规定呢？马克思没有做出这样的规定，看来谁也不能做出这样的规定。既然不能做出这样的规定，而又一味否定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那实际上就是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陷入取消主义，即取消社会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取消了社会主义，就取消了马克思主义，这显然是在反对马列主义。从“维护”马克思主义出发，最后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坚持历史发展问题机械论的必然结果。

　　第四，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历史唯物主义作理论依据。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关系就要发生变革。但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这种决定作用，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所谓绝对性是指：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至少要保证生产力的存在，不至于被破坏；否则，这种生产关系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这是绝对的。所谓相对性是指：能够适应一定生产力的需要并保证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的生产关系不止一种。就是说，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上，可以建立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并且都能保证生产力存在和不同程度的发展。所以，生产力发展水平大体相同的国家，其生产关系则截然不同。有的人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作用绝对化，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视为线性关系，认为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只能有一种生产关系同它相对应，不能有其它生产关系存在。这是历史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俄国十月革命就遭到过这种机械论的非难。他们说，俄国的资本主义还没发展到足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因而反对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对此进行了批驳。他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一‘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相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一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呢？”（《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实践证明，列宁是正确的。苏联后来的解体，不是因为列宁的社会主义搞早了，而是前苏联领导人背叛的结果。

　　第五，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以来的建设的成就，也证明了毛泽东和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证明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毛泽东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的1957年指出：“我国现有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他还举例说明：解放前50多年间，全国钢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90多万吨，在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统计资料表明：从1956年至七十年代末的近20年中，尽管我们在工作中出现过失误甚至重大失误，且不断发生自然灾害，但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超过10%；许多工农业产品几十倍、几百倍地增长。从新中国建立到七十年代末，短短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就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弱国，变成为一个拥有大型的石油、煤炭、钢铁、机械制造、航空、航天、原子能、化工、轻纺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能够自己制造汽车、火车、远洋航轮、喷气式飞机、原子弹、氢弹、电子计算机等高技术产品，能够发射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能建造核潜艇，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科技大国。在此基础上，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更是举世瞩目，其发展速度，举世无比。这些铁的事实，对那种历史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一个最有力的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