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和诗人，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1.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2.他提出并回答了所处时代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3.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4.他有数量较多的经济论著。毛泽东有关经济问题的论著远远超过他的哲学论著。
在长期的经济实践和丰富的经济论著中，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的税收观。毛泽东的税收观具有以下鲜明地特点：1、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视对税收的调查研究。2、要求税收工作者做到应收尽收，重不伤民。3、强调税收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反对竭泽而渔，诛求无已。4、哲学化和政治化的税收观。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一位卓越的政治巨人和思想巨擘。他在短暂的时间里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给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带来深刻、巨大、复杂的变革。他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功绩是别人无法比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一个伟人能与之相比。单就税收来说，一个伟人对这一问题作了如此众多而深刻的论述，在中国历史上更是独一无二的。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视对税收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一贯重视调查研究。他的革命生涯就是从调查活动开始的。毛泽东的社会调查活动始于1917年暑假，自此以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都进行了重大的调查研究。在他进行的许多调查研究活动中都有关于税收的内容，其中一些税收方面的调研进行的非常深入细致。
对于税收问题，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之前是持慎重态度的。1927年4月19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言，关于征收田税的问题，他只感叹地说了一句话：“地税问题，即如何征收田税，此问题亦甚复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江西利用战斗间隙，做了著名的《寻乌调查》。他说：“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1《寻乌调查》一文约十万字。帮助毛泽东进行寻乌调查的主要有五个人，其中一个叫刘亮凡，红军到寻乌前他是“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2这个工作在当时的寻乌很大程度上就是税收。毛泽东从这个“税收员”那里了解到许多税收问题。下面摘录几段《寻乌调查》中有关税收的内容。
摘录一：牛税有承商包办，每年缴政府一千七百四十元。牛税从前每年“标”（即投标）一次，出钱多的得标，近改为三年一标。税到牛身上，黄牛每头四毛，水牛每头五毛，名之曰“饷”。抽过了税，在那只牛身上拍个“饷“字的石灰印，买主就起牛跑。饷之外，还有捐，是近来附加的，每牛一毛。承商向政府出的税，连同自己的赚项，年在两千元以上。以平均每牛抽税四毛半计，每年在寻乌城出卖的牛，当在四千五百头以上。
摘录二：五千只猪共值二十二万五千元，寻乌政府每只抽税二毛。
摘录三：（屠坊）但要出很多的屠宰税，从前三家每月出税百元，每年一千二百元。近因生意较淡，只出一千元，每家也要出三百多元。因为三家人以外什么人也不能杀猪卖，除非自己吃便罢。
摘录四：酒税是非出不可的。看生意大小，大酒店没月约四毛，小酒店每月二毛，一毛五也有。
摘录五：至于烟、酒、屠宰税等，直接归省政府，不与县署相干，县署能指挥的只有田赋一项。
摘录六：寻乌的烟酒印花税，每月小洋各六十元，共百二十元，一个商人承包，在北门内设个税局。除县城外，每月往澄江……等十六个圩场收税一次。每个小酒摊子卖酒，每个杂货店卖黄烟，都要抽税。老实的，多敲他一点，调皮的，照章程收。每月一百二十元包税，实收可得二百元，赚八十元。税局要用局丁二名，火夫一名。
摘录七：屠宰税也是包，每月八十元税额，实收百五十余元，赚七十余元。也设一个局，局丁一名，火夫一名。局丁不但招扶局长，还要帮他出外收税。百五十余元，城中即占四十八元八毛。（乡下）只能收到圩场有定案的屠户，章程虽说乡下人家杀一个猪也要完税，实际收不到。
摘录八：土地税，去年收了抗租所得税，每抗租一石，收税二斗，在双桥，南八两区实行了。今年二月县革委扩大会规定不分等弟普遍収土地税百分之十，税率与抗租所得税相等。这是一种不分等弟（不是累进）的税法。五月县苏维埃大会采用赣西苏维埃颁布的累进税法。
寻乌，是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县，毛泽东于1930年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该县的社会情况进行了调查，并于当年五月写下了《寻乌调查》一文。与《寻乌调查》同年同月写成的文章，还有毛泽东自己后来感到十分满意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3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很满意的一次调查。1941年他再次谈到寻乌调查时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4寻乌调查时，毛泽东对该县的税收情况，大到政府、县署各有哪些税种，小到一个酒店每月缴一毛五的税都做了详细了解，可见，他对税收问题的观注。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税收问题很重视，不同意在税收问题上采取过激作法。1940年12月13日，他在《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中指出：“同意胡服对税收办法的意见，在无更好办法之时暂时照旧办法征税”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对税收问题没做调研，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之前是很慎重的。1942年12月20日，毛泽东为起草财经问题的报告，专门写信给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请他谈有关税收等工作方面的问题。为解决抗战时期的经费问题，筹集足够地资金，毛泽东在进行调查后说：“如能投三四百万元于农业，加以政府的春耕秋收运动之动员，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食，则收二十万担粮税数千万斤草税而民不伤，或尚可向绥、榆输出数万担。如能使畜产繁殖及商业有相当繁荣，则年收二三百万元羊税与七八百万元商税而民不怨，财政的基本问题即解决了。”5
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当时存在的“三害五毒”问题，毛泽东领导了有以“反对偷税漏税”为内容的“三反”、“五反”运动。对于这场运动中如何处理私营工商户偷漏税问题，毛泽东在了解大量情况后指出：“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毛泽东指出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程。针对当时资本家唯利是图，而一些工人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的情况，毛泽东认为应向这两方面的人进行教育，是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并指出：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毛泽东对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专门列了个表，如下：
所得税----34.5%
福利费---15%
公积金---30%
资方红利--20.5%
总计----100% 6
借以说明国家和工人参与分配了大部分利润，资方红利只是一小部分。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手解决各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调研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其中规定：在减少粮食征购量的同时，对农业税率进行适当调整。使全国平均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即正税加地方附加的实际税收额占农业实际收入的比例），从1957年的11.6%下降到不超过10%，按新税率计算，1961年农业税征收额比上年减少98亿斤，减少29%。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的灵魂，是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最根本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点。为了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处理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对税收问题的调查研究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要求税收工作做到应收尽收，重不伤民
为切实做好税收工作，毛泽东曾要求“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7关于党政主要领导抓税收工作，早上1934年4月10日，毛泽东就在他的《乡苏（即乡苏维埃：笔者注）怎样工作》一文中指出：“乡苏主席团要分工参加乡一级的各个委员会的会议。这种分工最好在一个时期内固定起来，每个人分管几个委员会。例如主席管军事、财政方面（扩大红军、慰劳红军、赤色戒严、防空防毒、土地税、公债、没收征发、国有财产等）。”1948年6月24日，毛泽东在《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中，明确要求各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问题必须向中央报告。在全部十八项应向中央报告的内容中，税收列在了第一位，即：“（一）税收政策，内分农业税（即公粮）、工业税、商业税。”
毛泽东不仅要求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抓税收工作，而且对税收政策的调整也十分重视。1950年4月16日，他致电上海市市长陈毅，要求在转变时期，力争不要破坏不应当破坏的事物，他说：“陈毅同志：删午电悉。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六大决议案有一些错误，但根本上是对的。它根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第一条我们正在做，第二条也在做，但策略上可以考虑，还有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今天我们基本上还是这十条。比如我们基本的税收原则还是统一累进税……”8税收的多少关系到国家财力的强弱，能收到更多的税，无疑对国家建设是大有好处的。1959年，毛泽东在谈到粮食征购问题时说：“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9
关于税收的作用问题，毛泽东认为税收对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提醒人们，财政政策的好坏“足以影响经济”⑩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同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一脉相承。恩格斯认为：“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反过来又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11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中十分注重发挥税收的作用。他认为“累进税法，最为适用”，12主张实现累进税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31941年5月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指出：“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弟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很重视运用合理的税收制度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并且，他主张让大多数人民负担赋税的观点，与现在的税收理论是一致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很注意发挥税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1950年6月6日，他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首先肯定了人民政府的财政工作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并指出“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领导，争取了财政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
对于各级人民政府和税务人员依法征税，毛泽东是大力支持和高度赞扬的。他说：“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的同志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算是做了他们应做的革命工作，这是很好的。”14建国以后，党中央、毛泽东多次要求加强税收管理工作，即使在动乱的“文革”时期，也要求税收工作要稳定，不能乱。
毛泽东认为，一个人有没有功劳，有没有好处，对国家有没有贡献，首先要看他纳税没有，他把依法纳税看着是公民爱国的一种表现。1953年，他在《批判粱濑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说：“前面我讲了，粱濑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作为一个政治家，毛泽东对讲什么；不讲什么；什么讲在前，什么讲在后是很重视的。这里，毛泽东衡量一个人有没有功劳和好处的标准，第一就是看他有没有供给产品和纳所得税，可见，纳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高尚。六十年代，在毛泽东同意中央作出的关于国家资金不许挪用的“十条禁令”中，第一条也是关于税收的，即“不许挪用上缴利润和税款”。毛泽东对税收工作和纳税问题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毛泽东来说，爱护人民，尊重人民，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远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观念，而是真诚的根深蒂固的价值情感。人民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是个神圣的字眼，他对人民的尊重可以说是从心底里来的，不带任何虚假的色彩。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人格魅力，正是源于他的这种对人民由衷的爱。毛泽东关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在税收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他认为税收要做到应收尽收，重不伤民。他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15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书中，毛泽东指出：“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他同时着重指出：“虽在困难时期，我们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修养民力。”
毛泽东经常教育广大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坚决反对党和政府中的一切官僚主义。他曾严厉地批评一些干部：“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16为解决这类问题，毛泽东要求县区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财经工作中：“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17为切实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咋提倡艰苦奋斗，节约闹革命的同时，要求党政机关、部队、学校等开展大生产运动。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说到：“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资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
对农民负担问题，毛泽东一直是十分重视的。1952年10月15日，他在《必须切实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中指出：“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在中国农村实行集体化以后，毛泽东仍念念不忘农民的利益，他说：“……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181959年6月27日至7月2日，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毛泽东主持讨论通过了关于国计民生的十八个问题，其中第十四个问题是：“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诙谐幽默是毛泽东讲话的一大特色。无论是严肃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问题，还是轻松的亲朋故知交往，毛泽东在讲话中都有其诙谐的一面。1945年4月24日，他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以幽默地的口吻说到：“听说西安有一次开大会，三青团的人当主席。当时到了很多农民，散会的时候台上喊口号‘蒋委员长万岁!’农民们就喊‘赶快纳粮完税！’什么原因呢？因为国民党要农民开会没别的，就是要农民完粮纳税，他们脑子里装的就是完粮纳税，所以台上有人一喊，他们也就喊出来了。”一句小小的幽默，将国民党横征暴敛的行为，生动地勾画了出来。
治国就是治吏。毛泽东对共产党内的干部犯罪历来处理很严，对税务干部的处理也不例外。有人考证，毛泽东一生亲自批准处死了七个犯罪官员，这七个犯罪官员分别是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其中的肖玉壁就是一个税务干部。
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上级安排身上有90多处伤疤的老战士肖玉壁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壁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上任后，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泽东求情。
毛泽东问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枪决。
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不照抄照搬别人的经验，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方面。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苏联实行了二十多年的“义务交售制“进行了批评，第二年苏联取消了这种做法。毛泽东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的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的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积累基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地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负担是否减轻，各项税收对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否有不好的作用，毛泽东十分关心。1957年他曾算了二笔帐，一是这年的一月，他说：“我们的农业税，包括副业税，约占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很多副业没有抽税。”19二是这年的2月27日，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说：“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
毛泽东科学地提出应收尽收，重不伤民的观点，体现了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税收工作的重视和对人民利益高度的负责态度。在国家利益和群众个人利益这道两难命题面前，毛泽东做了完美的解答。
三、强调税收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反对竭泽而渔，诛求无已
把湖中或池中的水排尽后捉鱼，是一种愚蠢的办法。对这种取之不留余地，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毛泽东是坚决反对的。诛求无已，是说在征求和需索的时候什么也没有了。“诛求：征求，需索。”20毛泽东始终认为“经济决定财政”，税收的增长主要靠经济的发展。他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书中，毛泽东严厉地批评说：“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绝不承袭。”
毛泽东反对那种离开经济，一味在税收上打主意，只知道向老百姓要东西的错误观点和做法。他说：“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21毛泽东认为不能就税收抓税收，税收不能妨碍经济的发展。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关于一切有益于国家经济的工商业征收营业税，必须以不妨碍其发展为限度。”既使在抗日战争十分艰难困苦的日子，毛泽东仍坚持要求搞好生产。他说：“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于生产。”221942年，他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书中又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他接着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
倾听群众呼声，改变干部的工作作风，是毛泽东的一贯要求。建国初期，他就明确指出：“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尤其是表现于征粮、收税和催缴公债等项工作中的上述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23
毛泽东对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并且是干部的级别越高要求越严。以致一些在相对独立的根据地说一不二，同敌人冲杀过来的高级干部，在毛泽东目前也毕恭毕敬。但在对待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联和普通群众上，毛泽东则显得温和的多宽容的多，既使在税收问题上也是这样。1950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湖南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张干给他写信，说自己家里去年实收谷子一百八十二石，而农业税就征去了七十七石，加上其他一些了原因，造成生活十分困难。毛泽东在接到这位曾开除过自己的校长的来信后，当即给湖南省主席王守到写信，要求“请予酌办“。并且，他还及时给张干复信，表示慰问。湖南省人民政府先后两次给张干家送去了六百公斤大米和人民币五十万元（旧币），使他一家人度过了难关。在同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毛泽东一再强调，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不靠农业和农民，他说：“国家积累主要靠工业，不靠农业。国家预算收入平均每年二百七十亿元，农业只有三十亿，加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不过七十亿左右。”241955年10月27日，他在《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中说：“有些人偷税漏税当然不好，但是因为现在还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这个制度，就有这些问题。要是说私营工商业者百分之百的偷税漏税，我不相信，有些只有百把万元（相当于新币百把元）的就算了，不要尽搞。共产党员中也有贪污百把块钱的，也算了，还算好人。”在执行政策十分严格的建国初期，在轰轰烈烈地“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的这个态度，对工商业者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
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毛泽东就是一个自我批评的典范，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当查出有不少资本主义工商业存在大量偷税漏税问题时，毛泽东就做了自我批评，他说：“为什么企业偷税漏税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领导者对他们宣传教育得不够。学习多一些，偷税、漏税就少一些，没有学习的就偷税、漏税。所以，偷税、漏税也有我们领导者的问题，不能只怪人家。”25毛泽东在这里不仅做了自我批评，而且还指出要搞好税收的宣传教育工作，可见他目光的深远。1966年，他在《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里说：“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26这是毛泽东在时隔十来年后，对建国初期高征购的又一反思。
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毛泽东赞成适当减免税收。对有碍生产发展，影响人民生活的苛捐杂税，则主张一律废除。他告诫各级干部废除的必须是苛捐和杂税，不能是一切税收。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征税问题。当时，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雷公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边区保卫部门知道后，要把那个农民抓起来，毛泽东没有同意。通过了解，毛泽东知道了一些农民对边区征粮征税太多有意见。后来他说：“1941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27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后来边区政府及时调减了粮食和税收的征收数额。
税收减免是对某些纳税人或课税对象给予鼓励和照顾的特殊手段。解放以后，为发展经济，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于1950年6月6日指出：“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再此方针下，调整税负，酌量减轻民负。”在谈到合作社经济如何发展时，毛泽东认为暂时给予税收减免照顾是必要的。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税。”281961年，毛泽东主持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等文件，对农业税的税率进行了调整，使全国平均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下降了二个百分点以上，促进了农村人民公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70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批准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计划指出：积极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尽快做到县县有农机修造厂。为实现这一目标，计划要求：对地方小钢铁、小化肥、小机械、小煤窑、小水泥等“五小”工业，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给予减税免税照顾。此后全国各地的“五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有的已发展成为当今地方经济的支柱。在六十年代，为发展农村副业生产，中央要求“税收部门应合理规定起征点和各种副业产品的税率”。税务部门及时调整了农村副业税收政策，促进了各项副业的发展。
旧中国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说“民国万税（岁）”，繁重的捐税使人民苦不堪言。毛泽东坚决主张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对人民自发地革除一些苛税就很赞成，他说“病民苛税已有一部革除，其余部分定下了革除的步骤。”291929年1月，在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又说：“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十大纲领第四条提出：“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毛泽东主张废除旧中国的所有苛捐杂税，但他从没有说过不要税收。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曾向身边的同志讲过这样一件事情：红军达到陕北以后，有一个干部从外地来到陕北洛川。第二天，这个干部就下命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泽东问他，知不知道红军在陕甘边区的经济政策？洛川当地到底有哪几种苛捐？哪几种杂税？问得这个同志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取消了这个同志无税论的做法，那些有益于人民、有助于政府和红军的税收还是在洛川保留了下来。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明确表示：“（陕甘宁边区）这里是有租税的，但没有苛捐杂税，实行一种统一的累进税。”
四、哲学化和政治化的税收观
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毛泽东的税收观具有强烈地哲学和政治性。
毛泽东的税收观具有浓厚地哲学色彩。在关于税收与经济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财政税收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决定财政税收的却是经济。片面地看重税收，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整天只在单纯的收支问题上打圈子，转来转去最终的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对于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毛泽东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他将这套办法比喻为“弹钢琴”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必须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不用主要力量抓住主要矛盾是不对的，只抓主要矛盾而丢掉非主要矛盾也是不对的。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对私人工商业并不是一概而论，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以私人工商户的纳税情况为标准，将他们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不守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并进而提出处理办法，他说：“将完全守法户和有小问题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税漏税较小和偷税漏税较多的分别对待，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30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来分析、处理税收问题是毛泽东的税收观的一大特点。在关于农业和工业的累计关系上，毛泽东辩证地认为，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他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累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31在战争与建设和生活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打仗要用钱。可是，抗美援朝战争用的钱也不十分多。打了几年，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当然能够不打仗，不用这些钱，那就更好。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32他认为抗美援朝战争要打，国家建设要搞，群众生活也要提高。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首先保证战争的需要。
建国初期，有一些人认为税收重了，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善，他们片面地要求共产党“施仁政”，毛泽东则说共产党是要施仁政，但要施大仁政，他说：“去年和前年，我们多收了一点农业税，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今年就不同了，农业税没增加，我们把税额稳定下来了。”他接着说：“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顾是错误。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33毛泽东的这番话充分显示了一个哲学家的缜密，充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也充分显示了一个人民领袖，在极端困难时期仍念念不忘群众的拳拳之心。
毛泽东长期处于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地位。这个特殊地位必然决定他首先是个政治家，他始终以政治的眼光看待税收问题，在他关于税收的论述中带着强烈地政治色彩。
1930年1月5日，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分析社会矛盾时指出：“伴随着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直接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分析的当时的社会矛盾，有很多是和不合理的赋税有一定关系的。通过赋税他看到了政治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特别强调税收工作要为政治服务。1953年8月12日，他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说：“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12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予严肃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产阶级发展。”他又说：“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收税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
人民公社作为政经合一的农村基层组织，自五十年代末期建立，到八十年代初期取消该名称，延续了二十多年。现在乡、村两级行政结构，还仍在负担着组织和领导所辖区域内的经济活动的职能，并没有恢复到公社以前的合作社组织形式。当然，改革后的今天，乡、村和农民小组享有了应有的自主权，这是原来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所没有的。经过大跃进等挫折，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几次调整。1959年3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郑州召开，会上毛泽东说：“征劳力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可以有点，绝不能太多。王安石有六项政策，其中著名的一项叫免钱。过去是直接出人，王安石是征税，用这笔税钱由政府雇人搞各项建设。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毛泽东博览群书，十分注重借鉴古人的经验。他认为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无偿调拨地方劳动力搞项目的倾向，王安石“以税代劳”的办法值得借鉴。
总之，毛泽东认为，经济是政治的继续，税收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政治目标是最高原则。因此，每当他认为税收政策会影响政治目标的实现时，就会毫不犹豫地调整它、修改它、甚至废除它。建国前后的不少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
注释：
1231229《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118页、第119页、第256-268页、第52页、第21页。
410172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790页、第891页、第911页、第912页。
5131422《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366-367页、第134页、第467页、第174页。
6719283031323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一版，第99页、第316页，第336页、第265页、第56页、第182页、第104页、第105页。
8《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137页。
926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第83页、第42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第188页。
1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128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37页。
18《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221页。
20《辞海》，上海辞海出版社1989年版（缩印本），第445页。
2325《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第56页，第501页。
2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第171页。
2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第14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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