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认识晚年毛泽东
“实事求是”作为方法论原则应该运用于认识毛泽东本人,特别是他的晚年。
有人认为,毛泽东晚年有三大罪状:一是五七年的反右,二是五八年的大跃进,三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我认为,实事求是地认识毛泽东,应该对他的老年和晚年进行区分。
一般地说,进入老年不等于就是进入了晚年。老年是以年龄标准衡量的,晚年则是以身体状况衡量的。在毛泽东的时代,达到60岁就可以说是进入老年了。但是,对于寿命达到80多岁,60岁后大部分时间身体都很好的人来说,认为60岁以后就是晚年了是不符合实际的。
晚年应该指临终前身体比较差、生活难以自理的那段时间,有人可能长达几年,有人可能比较短。也有不少人可能没有进入老年就度过了晚年、撒手人寰了。
毛泽东1953年60岁,但是还是可以算年富力强、意气风发建设社会主义的。直到1971年冬天以后患上了一些老年性疾病,身体状况开始变差。到1972年初,肺心病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尤其是在冒着严寒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不久,病情急遽变化。1972年2月12突然休克,此后健康状况再没有得到恢复,他从此就不能离开人照顾了。我认为,可以以此为标志区分毛泽东的老年和晚年,1953.12-1972.2算毛泽东的老年,这以后就算毛泽东的晚年了。 这样区分有助于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评价老年和晚年毛泽东。
一、 老年毛泽东:老当益壮 成就卓著
我们仅从大的方面来看。
他主持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并督促实施。
他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他写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开始根据中国情况探索自己的路,并且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思考。
他提出了“双百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结合国际形势领导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
他制定了炮击金门的决策,纯熟运用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和舆论宣传攻势并且融为一体,沉重打击了美国搞“两个中国”的企图。
他主持了西藏平叛和对印自卫反击作战。
1956年7月23日,他一到北戴河就下海游泳,在这次到北戴河的28天中除了三四天没有下海,天天都下,有时候一天下去两次。可见,他当时体力、精力之好。
1966年7月16日,他在武汉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身体、精神都非常好。8月18日,他第一次检阅红卫兵6个多小时。
他69岁生日时写下了《七律 冬云》,次年进入70岁的年初又写下《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抒发了革命豪情(独有英雄驱虎豹、扫除一切害人虫)和“只争朝夕”的精神。这两首诗词都不愧为精品,可见他近70岁时创造力还是相当旺盛的,真可谓文章老更成。
他坚持大力支援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正义斗争;对于第三世界各国发展民族经济,给予了没有附带条件的尽可能的援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适时调整战略、策略,组成了世界范围的反帝、反殖、反霸统一战线。在当时世界上民族解放力量与帝国主义力量较量最激烈的印度支那地区,中国尽力援助和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斗争,直至最后胜利。因为这些付出,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至今还把中国看作他们可以信赖的朋友。主要由于他们的支持,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破了世界外交格局,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国际影响更加扩大。
二、 晚年毛泽东:鞠躬尽瘁 建树不凡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这是在毛泽东休克后只有9天。会见尼克松他表现出惊人的毅力,预料10-15分钟的会见延续了一个小时左右。当时强心剂都抽在针管里准备好了。中美会谈期间,周恩来连续几天都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交换意见,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我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此后日本、许多西方国家纷纷与我国建交。如果不是毛泽东审时度势,做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决策,用小球推动地球,这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来。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各种力量分化重组,中国已被看作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之一。苏联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美国实力相对削弱,其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急于要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美国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以便在同苏联争霸中得到战略优势,这是中美两国二十多年相互隔绝的状态能够宣告结束的客观依据。
到了1972年下半年,毛泽东的视力越来越弱,握笔的手有时也打哆嗦。开始进入晚年的这一年,他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发表长篇讲话,在文件上的批示也很少。
1973年他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1972年明显增加。
1973年夏末,在党的十大上,毛泽东开幕后站不起来。鉴于身体情况,他没有出席十届一中全会,此后没有参加过中央委员会的全会。
根据陈士榘回忆,1973年12月21日见到近80周岁的毛泽东的情景:同1969年相比,毛泽东明显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泽东虽然身体发胖,但是动作、反应仍然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个回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佐证我所提出的以1972年2月区分毛泽东老年与晚年的合理性。
1974年春天,毛泽东的身体出现短时期的好转。1974年5月会见了6批外国客人,仍然头脑清晰、反应机敏,熟悉和了解国内外许多情况。6月中旬,他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中央为此第二次成立医疗组,直到他去世。
1975年2月底到4月中旬,档案中没有一件他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可见他健康状况之差。即便如此,5月3日他还最后一次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且在长达两个小时时间里主要是他讲话。
进入1976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5月起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虚弱。5月27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夫妇后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6月初,他突然患上心肌梗塞。七八月就常常处于昏迷状态。8月18日圈阅了最后一份文件《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听报告说唐山地震损失惨重时嚎啕大哭)。
毛泽东的病情自9月2日发生第三次心肌梗塞以来,开始处于病危状态。7日到8日下午,他在垂危中仍然坚持看文件、看书。根据护理记录:8日这天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8日下午4时37分,他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最后一次看文件,长达30分钟。8日下午六七点钟他的血压开始下降。弥留时刻他也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政治局委员分批与他最后告别报告他们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并招呼叶剑英,想握住他的手。
为毛泽东注释古文也反映了他努力坚持工作的愿望。这个活动始于1972年末,一直持续到1975年九十月间。他借助于古文指导“批林批孔”运动,借助于古文指导当时的工作,借助于古文安排他的身后事,借助于古典诗词抒发他爱国主义的情怀。他特别喜欢辛弃疾的词,借助于六朝的赋以抒发他郁闷而又无奈的感情。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晚年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明确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第三世界的头。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第三世界”这个概念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但原来只是被看作美国和苏联之间一种无足轻重的力量,毛泽东赋予了第三世界全新的规定和积极的意义,看成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事业进步的主力军。这种划分根据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已经不是根据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划线。毛泽东认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其深层含义在于,中国要责无旁贷承担起作为第三世界“首领”的角色,实际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是这么看待中国的,在国际舞台上是看中国眼色(不是脸色)行事的。
毛泽东时代第三世界“首领”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道义力量完成的,中国旗帜鲜明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事业。中国这么做还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希望我们、要求我们这么做。有付出就会有回报,各国人民的支援是相互的,我们的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不是偶然的。
今天,我们的国力有了巨大提高,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要当仁不让地担负起维护世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责任呢?我们该行使自己应有权利的时候不能为蝇头小利而患得患失,我们永远要坚定不移地把原则与正义放在首位,否则会让世界上对我们抱有厚望的人们越来越失望的。
再回到所谓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个问题,实事求是地看,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那么大的历史事件,最后形成那样的结果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的,也不应该只由他承担责任。邓小平说过公道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 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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