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两个务必”视角下中共执政理论创新的三维探源

——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探讨区间

1949年3月5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002年12月5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便带领书记处全体成员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学习考察，再次向全党发出牢记“两个务必”的伟大号召：“我们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位领导干部做起!”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持续的理论创新。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有必要从以下三个维度探讨“两个务必”视阈下的执政理论创新，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第一维：中共执政理论创新的历史背景

执政理论的创新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始终处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江泽民指出：“思考这个问题，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1]2概括地讲，执政理论的创新，必须结合特定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密切联系国内外环境、党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动。

（一）世情：执政理论创新的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2]344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已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3]537

首先，和平与发展总体而言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际安全局势“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4]522。尽管当前冷战思维等传统安全因素，与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并存且相互交织，尽管民族、宗教矛盾对国际安全局势的消极影响愈加明显，但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普遍要求。在可预见的将来，争取一个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能的。但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仍须长期努力。

其次，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据WTO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大幅提升。1820年出口仅占世界产量的1%，而1992年已升至13.5%。[5]同时，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我党又提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同时被称为“双刃剑”的经济全球化客观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对此，江泽民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弱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3]28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势。

再次，世界政治形势波诡云谲，政治多极化风云变幻莫测。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西方国家便出笼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苏东剧变”后，世界政治版图发生大裂变，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攻击的最后堡垒。凡是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势力和个人，它们就极力扶植和庇护；凡是有可能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引发动乱的事件，它们就设法插手。它们利用宗教极端势力（包括邪教组织）、“台独”势力等乌合之众进行颠覆、破坏，利用互联网、广播报刊等媒体捏造舆论、丑化贬损。对“3·14”打砸抢烧事件的歪曲报道便是明证。鉴于此，加强执政理论创新，已成为摆在党面前的一项严重而紧迫的任务。

（二）国情：执政理论创新的国内环境

第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开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党战胜了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中的各种困难和风险，经受住一次次考验，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到2007年，我国GDP已达到24.66万亿元，跃居世界第四位。财政经济体制等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进出口总额已达2.17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位。在发展改革事业突飞猛进的同时，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完善，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人民当家作主地位得到切实保障。这些都为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执政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也要承认，30年来改革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甚至较为严重。如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等，使我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曲折。这一现实，呼唤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形成。

第二，我国社会处于深刻而伟大的变革时期。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社会的“变革”特征。所谓“变革”，是指我国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即“三个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的体制、封闭的环境转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时期既是“发展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日益明显，给执政党建设带来新的挑战。这种情况下，党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领导体制等方面进一步有所创新。

（三）党情：执政理论创新的党内环境

第一，党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期间执政党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之前，党尽管极力探索自身的执政规律，但始终未走出苏共高度集权的模式。邓小平曾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6]333在此，邓小平指明了党执政理论创新的方向，即通过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既坚持党的领导，又改善党的领导。

第二，党的历史方位发生根本转变。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7]10。同时，“现在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问题相当不少”[3]3，因此，“我们必须自觉地坚持不懈地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舍此别无他途。越是执政时间长了，越要抓紧党的自身建设，越要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管理，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松”[1]70。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是执政理论创新的直接动因。

第二维：中共执政理论创新的逻辑演进

任何物的运动、变化、发展都有一个逻辑演进的过程，中共执政理论的创新也不例外。列宁首次提出了执政党建设思想，但随着苏共的解散，历史的重任更多地留给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视阈下，执政理论创新发端于邓小平理论。但是，“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8]。于是，中共执政理论创新的逻辑演进过程清晰可见。

邓小平理论：开改革开放历史背景下执政理论创新之先河

胡锦涛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8]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理论飞跃。邓小平对毛泽东最大的继承，是恢复了他所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他确定的八大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即是对八大正确路线的恢复。随后，邓小平带领全党进行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建立特区到全面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的伟大变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表明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此后，邓小平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提出了初级阶段理论等论断，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清晰可见。1992年的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2]373。党的十四大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等多方面作了系统概括，邓小平理论形成体系。十五大正式使用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推动着中共执政理论的不断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的执政理论

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9]1-2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质。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的五年，中共中央提出和部署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十五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在国企改革、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思想。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3]152次年党的十六大将其写进党章，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10]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执政理论的最新成果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告，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又指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代替着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据此，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可见，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理论的威力在于它的科学性，科学发展观正是体现了这种科学性。科学发展观解决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又创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第三维：中共执政理论创新的现实启迪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2]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3]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恩格斯晚年仍强调：“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的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4]这给我们很多启迪，在此仅谈两点体会。

（一）“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

所谓“理论上不能停顿”，就是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而理论要创新就必须解放思想，反对本本主义。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5]多年的经验说明，实现执政理论创新，不但要有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还要有科学精神。邓小平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他鲜明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6]143，“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是如此”[2]260。他还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责任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2]291最后，他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与之相反，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3]442俄国学者博尔金对苏共内部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作了较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他说：“这个在150年前诞生的伟大思想到本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僵化’，我们的思想家违背时代的要求，长久以来并不无成效地把它变成了一种教条，他们坚持认为经典作家的思想是完美无缺的。”后来，苏共由一个极端走入另一极端，“形形色色的经济和哲学学派的思想大杂烩，从资产阶级政治学中舶来的思想代用品开始充斥意识形态空间。在我国条件下，利用这种理论大杂烩的做法导致的结果已是尽人皆知的了”。[16]可见，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17]

（二）“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2]265。毛泽东精辟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8]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势必会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共产党的执政和领导能力的怀疑，就有丧失执政资格的危险。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把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执政兴国的根本任务，不断巩固执政的物质基础。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衰的根本因素。“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7]49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371科学发展观本质要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因此，胡锦涛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执政理论的创新，就成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必然趋势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执政理论创新过程中，必须坚持“两个务必”，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这是考验执政理论创新方向是否正确的试金石。1980年，陈云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我们党执政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问题，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可见，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我们一定要从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进一步增强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引向深入。并以此为前提，继续推进执政理论的不断创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