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全:落实“两个务必”的共产党员收支制

１９４９ 年 3月在中国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全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希望“进京赶考”的共产党不要变成“李自成”。

第一个“务必”是讲党员对待事物所应有的心态。在这里大家容易忽略在“务必”心态的对象指人时，是对谁？对待上级和领导，由于在仕途和待遇上都有求于上级和领导，要做到“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很容易，对待同事出于礼貌也容易做到，对待下级和被领导者就困难的多，除非有求于下级和被领导者。毛泽东这段话就指出了针对取得“全国胜利”（即获取国家政权）后，作为国家领导者的党员将如何面对作为被领导的群众之心态。党在领导群众夺取国家政权的时候，必须借助群众的力量，走群众路线，对待群众没有“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就不可能团结群众、获得群众的力量；从民族观的角度，这时团结的群众力量是雪中送炭。党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如果能“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走群众路线，就可以更好地建设国家；从民族观的角度，这时团结的群众力量是锦上添花，因为党获取国家政权后不走群众路线，走“干部路线”（例如刘少奇搞四清的做法）或者走“官僚路线”（例如只讲法制的治国方针）都可以建设国家，只是党的性质会改变，失去革命的方向。

第二个“务必”是讲党员跟财物的关系。在搞农村包围城市的时候，物资匮乏，不打胜仗以缴获敌方物资、不艰苦奋斗就无法生存，甚至还要军队自己搞“大生产”来养活自己。在获取国家政权后，通过国家政权（例如税收）领导者们可以支配丰富的财物，这些财物实质上是利用武力（即政权）“抢”来的，具有强制性。如果支配这些财物的国家领导者们全部占有这些财物，不艰苦奋斗，国家政府就与强盗无异，马上会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失去国家政权。国家领导者们只有艰苦奋斗，省出部分财物用于维持社会秩序（即社会制度），才有可能继续当国家的领导者。国家领导者们艰苦的程度不同，国家的性质也不相同，例如，将国家领导者们的艰苦程度向资本家的收入看齐（即仅相对资本家的收入来说是艰苦的），国家政府就具有权力剥削性；将国家领导者们的艰苦程度向工人阶级看齐（即相对工人的收入来说是艰苦的），国家政府就没有权力剥削性。

作为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党，艰苦奋斗的艰苦程度向工人阶级看齐才有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就更容易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所以，这“两个务必”，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如何才能落实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呢？

一、共产党的公益性

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５年以前实行供给制（等级级差较小，最高等级低于或相当于工人平均收入水平），侧重能者多劳，具有公益性。早在１９２９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范入党条件：“（１）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２）忠实；（３）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４）没有发洋财的观念；（５）不吃鸦片、不赌博。”把革命力量建立在公益基础上，马列主义得以在中国灵活运用和发展，使革命力量拥有顽强的生命力，革命事业蒸蒸日上（例如苏区革命根据地、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抗美援朝和建国后完成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合作社等国民经济快速恢复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等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发生了变化，进城发展经济成为党的工作重点之一，供给制变成了“干不干二斤半，做不做二尺五”[1]的平均主义，供给制开始水土不服了，体现商品等价交换的按劳付酬原则的工资制成为适应发展经济要求、反对平均主义的利器。１９５４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平均主义是一种鼓励落后、阻碍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点的东西。平均主义妨害职工学习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很有害，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平均主义。企业中的奖励制度现在也很混乱，必须加以整顿。同时，在政府机关和某些国营企业中，同工资制并存的还有供给制的待遇办法，这种办法在革命战争时期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它同按劳付酬原则和经济核算制是矛盾的，在今天已经是害多利少了。”“把供给制逐步改变为工资制”成为人们的共识。

１９５５年之后，参照苏联模式，在全国统一实行工资制，国家工作人员分３０级，前２４个等级是干部级，从２４级的办事员（排级准尉）到１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级、元帅）每月工资在３５～5６０元（一类地区的工资标准。地区类别共有十一类，十一类地区的工资最高，北京是六类地区）的范围[2]。工人分八个等级，附加学徒一个等级。以上海为例，从一级工到八级工每月工资在４２.３４元～１１６.３７元（八类地区标准）的范围。在福利方面，干部和工人也有很大的差距。行政１０级（军级少将、正厅、正地市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虽然不再同时享受供给制的待遇，但他们依旧享受着供给制残留下来的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时称“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分别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其他中低级别干部所不能享受到的各种特殊待遇。

１９５６年春，时逢斯大林去世两年后，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公开批评斯大林及其一系列政策，毛泽东分析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时，对干部工资等级和特权也进行了抨击，特别在党内高层中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3]毛泽东的批评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的重视，按照降上提下的原则进行了多次调整，至１９６０年又对１７级以上党员干部降低工资标准，１～３级干部工资合并后标准为４０４.８元，工人的八级（相当于工程师）也调高到２１０元（上海八类地区）[4]，缩小了干部跟工人的工资等级收入的差别。

尽管如此，比较干部的工资制和工人的工资制可以看出，干部１０级（例如七类地区标准是２１７元）以上的工资和待遇都超出了工人最高的八级，也就为官僚特权阶层打下了脱离工人阶级的经济基础，并且这种性质延续至今（例如高薪公务员）。原本“把供给制逐步改变为工资制”是符合社会主义按劳付酬原则的，然而，工资制中的干部工资制最高级别是工人工资制最高级的两倍、远远脱离了工人工资制，使干部工资制具有了权力剥削的特性，违反了社会主义没有剥削的原则。在这种社会环境的改变下，合法获取个人利益最大的方法就是当官（挂干部级），党组织的公益性开始逐渐弱化，一些干部不象以前那么听话了，社会主义建设举步维艰（例如“浮夸风”、“共产风”、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文革失利、新兴的资本家、大贪官等）。

１９５６年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谈到：“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剥削份子、剥削行为、变相的剥削行为和剥削思想，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中，还是存在着的。我们必须不让这种份子、这种行为和这种思想侵入党的队伍里来，并且必须使每一个党员在劳动和剥削之间，坚决地划清界限。”从实行工资制的情况来看，显然，党“在劳动和剥削之间，坚决地划清界限”时，进入了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误区：收工资就没有剥削。这个误区是忽视了工资来源的性质而产生的。工人的工资来源是以企业生产的剩余价值大于零为前提条件的，如果工人所在的企业不能盈利，工人就要减薪或失业，甚至项目下马或企业倒闭。国家政府官员（干部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工资是通过政权获得的，例如税收，无论企业的经营是否有盈利都要缴税，即干部工资制的工资是由执政的权力来获取的，当干部工资制产生脱离工人工资制的现象时，就具有了权力剥削的特性。在无产阶级民主国家里的权力剥削属于封建残余，是比利用资本剥削还要落后的剥削方式。这种封建残余使得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后，从无产阶级里分化出来了一个利用权力剥削的官僚特权阶层，也叫“官僚主义者阶级”[5]。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之观点，共产主义者执政时在存在剥削性质的经济基础（例如脱离工人阶级的干部工资制的权力剥削）上可以从事消灭某些剥削（例如铲除资产阶级的资本剥削）的革命，这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然而也会人亡政息（例如斯大林去世、毛泽东去世后他们原先所领导的社会政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新的执政者没有了共产主义理想、放弃了马列主义，具有剥削性质的经济基础会产生更多的剥削思想和行为，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消灭干部工资制的权力剥削性质的方法，就是把干部工资制跟工人工资制合二为一，即干部和工人两者的收入和福利对齐，参照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级别制定干部的工资和福利级别。例如，工人最高级别每月拿５６０元，国家干部最高级别才能每月拿５６０元；国家干部有本事让工人阶级拿到的收入水平自己才能拿到。干部工资制被工人工资制所包含，党才有可能名副其实地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揭露的私人拥有资本的生产关系掩盖着资本家利用资本进行剥削的行为一样，脱离工人工资制的干部工资制也掩盖着执政者利用权力进行剥削的行为。自从实行脱离工人工资制的干部工资制，党在自身的经济基础上开始改变了性质，“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例如：艰苦奋斗——与群众融为一体；支部建在连上——革命力量坚持党的领导；士兵委员会——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保证党不脱离群众等）难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例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紧密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传承乏力，社会民主进程（例如无产阶级大民主）阻力重重，“两个务必”也就务必不下去了。此时党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还没有改变性质，但也仅凭毛泽东一人之力维系着，毛泽东为了使党的方针政策能够继续为老百姓服务，独立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悲壮之至，撼人心魄！

古人云：“人们持守三大法宝，能确保正道长久：一是慈爱万物；二是勤俭节约；三是不敢为天下先。慈爱者无私而能勇武无敌；节俭者积累而能开拓大业；不为一己之私争先者积德而能为世间领导者。如果舍弃慈爱则欠勇；舍弃节俭则发展乏力；舍弃德则与民争利；就会走上衰亡的道路。”[6]

二、摆弄烫手的山芋

劳动可以分为私利劳动和公益劳动。私利劳动是指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有偿劳务需要而进行的劳动。公益劳动是指为了满足他人（社会）的物质需要和无偿劳务需要而进行的劳动。私利劳动和公益劳动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私利劳动者以私利为先导，从事私利劳动，既喜欢财富又贪图财富。公益劳动者以公益为先导，既从事公益劳动也从事私利劳动，虽然喜欢财富但不贪图财富（不含私利劳动成分的公益劳动者可称之为纯粹的公益劳动者）。社会主义按劳付酬原则把私利劳动者和公益劳动者团结了起来，共同发展生产力。按劳付酬的物质刺激使社会的组织形态以工资制的方式表现出来。

工资制刺激着人们的劳动热情，工资制具有的金字塔形的特征使有知识有能力的人远离广大劳动群众。

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整风运动中，曾针对实行工资制说：“这是一次让步。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让步，一让一大步，让出个等级森严，八级工资制。”工资制容易使各级领导者高高在上，脱离群众。１９６２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指出：“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１９７６年晚年的毛泽东自我总结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7]第一件事是在战争时期用供给制选出来的干部干的，“持异议的人不多”；第二件事是在和平时期用工资制选出来的干部干的，“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也是文革（包括１９５７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革是社教运动的延续，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社教运动）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工资制选出来的各级领导人，不都是共产党真正想要的人。工资制选出来的各级领导人有没有共产党真正想要的人呢？有，但不多；自由主义者[8]、官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资本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9]、贪官等这一类人不少；那些原本不是这一类人的意志薄弱者、见利忘义者、思想模糊者，也容易被工资制变成这一类人。工资制还使党组织的思想教育工作艰巨；真假党员，鱼目混珠；连做思想教育工作的党员本身也有言行不一的；有时还使党组织容易失控（例如１９９１年苏联共产党中央解散）。

工资制的物质刺激培养人们“一切向钱看”、“为人民币服务”的唯利是图思想，与“小生产”一样，“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10]虽然政权还在党的手里，但已经不完全在工农手里了，工资制使党的性质在改变。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毛泽东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求前进，有些人后退，反对革命。为什么呢？作为大官们，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11]“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12]资产阶级法权最基本的内容是国家武力（即政权）集体公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劳动力私有制。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法权，但还需要团结私利劳动的力量发展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经济，所以仍然保障劳动力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法权，表现为按劳付酬原则的工资制。

私利劳动者和公益劳动者中的私利劳动成分将长期存在，既体现资产阶级法权又体现社会主义按劳付酬原则的工资制的作用也将伴随着私利劳动而长期存在。反映到思想方面，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即剥削思想和私利劳动思想[13]），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这种长期性取决于人们的阶级觉悟和劳动觉悟的提高来得到终结。

按劳付酬的工资制是社会主义阶段发展没有剥削的生产力的必然手段，又是孕育官僚主义的温床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拦路虎”。要想克制住官僚主义，驯服这只“拦路虎”，就要摆弄、捣鼓好工资制这个烫手的山芋。否则，虎祸横行，官僚主义也会像荒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官僚主义会成为掌握政权（苏区政权、解放区政权或国家政权等）的共产党身上的毒瘤。１９３８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敌对势力在敌我双方斗争的过程中帮共产党发现和清除这些毒瘤；实行供给制对抑制官僚主义也起了很大作用。和平时期，体现按劳付酬原则的工资制代替了供给制，加大了级差范围，不仅毒瘤生存环境得到改善，而且要靠共产党自己去发现和清理这些毒瘤，然而总有些地方自己想看又看不到，或者自己思想松懈，视而不见，就不得不依赖他人——发动群众帮助共产党发现和清理这些毒瘤。

中国共产党通过供给制、反对自由主义、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学雷锋、保持党的先进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腐败、三讲、八荣八耻等等不间断的进行各种角度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约定，从多种角度对这些毒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清理斗争。

要彻底清除和抑制这些毒瘤的产生，使党组织具有抗体、保持党的革命性，又要维护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党必须保持和完善以物质刺激为基础的工资制、维护党员私利劳动的权利之同时，从工资制中抽象出来，使共产党员置身于广大劳动群众之中，不被工资制牵离于广大劳动群众，同时还要克己奉公，保持有公益劳动的本质，落实“两个务必”。１９１９年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说：“从原则上来看，除了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外，我们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表明我们不仅叫做共产党员和想做共产党员,而且真正在实现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人，都应该拿出全部精力来帮助解释这个事物并实际地加以运用。”１９３７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也指出：“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还说到：“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所以，作为革命的共产党员要按工资制规则得到劳动报酬，但他的消费水平要等同于广大劳动群众，以结合于工农群众。共产党员通过按劳分配获得的劳动报酬还须有渠道回馈于民，使自己成为公益劳动者。即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必须实行收支有别——共产党员收支制。

共产党员收支制：１.党员收入没有剥削成分，遵循经济规律，既能体现按劳付酬原则，又具有劳动价值的表征和致富光荣精神。２.党员支出（消费水平）参考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水平设定支出上限（消费水平限额）。党员支出上限体现共产党员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一致性和共产党艰苦奋斗的作风以及党员的阶级觉悟。３.党员收入减去党费、再减去党员支出上限大于零的部分是党员基金。党员基金属于私人财产，但在党员退休前不属于家庭财产，退休后才可任意支取。党员基金可以转化为公有财产（党员转化额）进行再分配，体现党员义务劳动和劳动觉悟，确定党员是一位公益劳动者。４.党员基金和党员的私人财产可以诱发党员的个人资本金[14]。个人资本金可以体现党员的理财、经营资本[15]和处理不确定因素问题等能力。５.职务担保金来自党员基金和党员的个人资本金，担保党员决策的正确性，体现党员的威信。６.缴纳党费，体现党员的组织性，党费主要用于宣传共产主义，同时体现党员是一位公益劳动者。７.党员基金会负责管理党费、党员基金和党员个人资本金。８.党员基金会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党员的资格受法律监督，发动群众、依法整党。９.人大监督政府财务，政府监督企业和军队财务。

共产党员收支制是评判党员是不是公益劳动者的客观依据，也是评判党员是否具有共产主义理想、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客观依据。口头上的思想表态和行为上的努力工作只能作为评判真假党员的参考要素。实施共产党员收支制是评判真假党员的必要条件。

文人志士尚可“不为五斗米折腰”，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员还怕和老百姓一起过一段同样的日子吗？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所以，共产党员收支制与共产党员之间不但没有利益冲突，而且他们之间的利益是高度统一的，都是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都是为人类谋幸福。共产党的先进性，就是它的公益性。共产党员收支制从客观上保证党组织是由公益劳动者组成的、具有自觉公益性的组织。共产党员收支制和政治思想教育解决了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个问题，从而保持了共产党的纯洁性，使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进行到底。

共产党员收支制可以象供给制一样，培养人们大公无私的思想，而且适用范围更广。共产党员收支制是与工资制相对立的制度，随着人们阶级觉悟和劳动觉悟的不断提高，使得共产党员收支制的公益性逐渐增强，资产阶级法权的劳动力私有制也将随之逐渐瓦解，共产党员收支制成为工资制的解毒剂，是驯“虎”工具。共产党员收支制又是与工资制相统一的制度，与工资制共同调动一切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融合、党与群众相互融合，并由里向外地影响到官与民的相互和谐、社会精英与百姓的相互和谐。

三、共产党员收支制的作用

劳动者在进行义务劳动或捐献财物的慈善活动时，表明其是一个公益劳动者；但不表明其总是一个公益劳动者。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在《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中说到：“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实行共产党员收支制，从制度上保证每个党员总是一个公益劳动者。接受共产党员收支制是入党的必要条件。

党员支出上限把党员的现实个人消费水平等同于广大民众的消费水平。党员支出上限限制了党员个人消费水平，党员只能与广大民众同甘共苦。党员眼下的“小日子”想过得好一点，只能同广大民众一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员个人资本金和党员基金的积累以及转化额，使党员获得受广大民众敬仰的社会地位。共产党员收支制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把每一个党员的现实利益（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许多党员还不是一个不含私利劳动成分的纯粹的公益劳动者，还有维护个人利益的思想）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个党员都会在维护个人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维护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党员支出上限使党员“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迫使党员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员要想共同富裕，只能发动群众，说服群众，“讨好”群众去搞好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党员能不戒骄戒躁吗？不能。党员们不得不“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民众能在现实中体验到每一个共产党员自觉劳动的模范带头作用，党员中的官僚主义不攻自破。同时在每个党员切实的模范带头作用下，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府以及企业就有了抑制官僚主义的抗体。抗体与腐败的毒素作用方式一样，效果刚好相反。贪污腐化——从古到今的难题就这样简单的解决了吗？再仔细想想看……，从规则的角度确实是这样。然而还会有循规蹈矩的“好人”另辟蹊径的腐败方法——“堤内损失堤外补”。自己的钱可以不花，只要手中有权，权力总是在诱迫他人为自己支付花费。这是单纯依靠规则难以约束的。只有结合群众依法整党和党内的充分民主（担任党的职务要过民主关）予以清理这类表面上循规蹈矩的腐败，以杜绝权力腐败，使权力剥削消失。规则（客观约束）和民主选举（主观约束）双管齐下，抑制官僚主义的抗体才会真正地全面产生。同理，社会治安和社会道德也会从本质上得到改观。

只有让每个党员与广大劳动群众在相同的生存条件下共同生活，才能使每个党员身心持续地体验到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才能真真切切地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通过自觉的到基层考察和体验民情是不足够的，这种方式产生的为民排忧解难的思想与悲悯的资本家对社会进行慈善捐助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不是每个党员都能自觉地体察民情，也不是每个资本家都会怜悯民众。不是说不应这样做，而是说这样做还不够。只有让民众在每一个党员身上体验到党领导的好处，而不仅仅是从政策施舍中或几个党员典型中得到党领导的好处，共产党才不愁得不到民众的拥戴。这也是共产党的领导可以优胜于其他任何党派的地方。

党员支出上限除了保障党员的基本花费以外，还有另一层意思。一般私利劳动者要在满足一定的物质需要的时候，才会进行公益劳动。如果私利劳动者的物质欲望相比党员支出上限低，他就会愿意接受共产党员收支制进行公益劳动变为公益劳动者。从时间的角度看，一些私利劳动者在积累了一定财富，有了消费安全感，才会进行公益劳动。这些私利劳动者会在完成了消费积累以后，才愿意接受共产党员收支制进行公益劳动变为公益劳动者。他们接受共产党员收支制会相对迟一些，一般在中年以后。丰富的物质生产促进社会再分配在劳动者福利方面的完善可降低私利劳动者对消费积累的要求，使这些私利劳动者提前接受共产党员收支制进行公益劳动变为公益劳动者。

党员支出上限还使党组织成员都是穷人和有觉悟的人（包括有觉悟的富人），保持了党的革命性。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指出：“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穷则思变的穷人于公于私都具有革命性，成为革命的基础力量。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又指出：“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当一个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有了阶级觉悟和劳动觉悟，觉悟的人（包括有觉悟的富人）也具有革命性，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

努力工作为党员积累了党员基金，可用于退休后的个人消费。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每一个党员都在“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共产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才能被民众所感受。

党员退休时，可以任意支取自己的党员基金，也可以继续艰苦奋斗。即党员获得党员基金任意支配权的同时，就丧失担任党、政、军、企职务的权利。党员基金可是一笔“丰厚的补充退休金”呀！党员基金“诞生”了党员的个人资本金，并一起成长（积累）。党员退休时，“瓜熟蒂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能为党员提供展示经营才华舞台的个人资本金可以完全转化为公有财产（如公营资本）；“丰厚的补充退休金”也为社会造就了一批高消费群体，有利于高新产品的平民化。由于党员基金长期驻留于金融业，执政党员如果不希望自己的党员基金在退休时贬值的话，就要保持银行的储蓄利息率跟通货膨胀率持平，广大劳动群众存在银行里的财富也就得到了保值。共产党员收支制把每个党员的长远利益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每个党员都会在维护个人长远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维护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通过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就能使广大民众十分安心地让共产党管理他们的私有财产（例如更多地使用共产党国家发行的货币计量自己的财富）和全民所有的公有财产（例如可以为他们带来就业机会的公营资本），并在现实中亲身体验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进步的唯一出路。

党组织可以调整党员支出上限调节党员的“艰苦程度”；可以调整最低转化率调节对党员共产主义觉悟程度的基本要求。调整这些指标时，要考虑有可能会减少党员数量带来的影响。

党员基金转化的公有财产（即党员的转化额）可在党员的工作单位主要以产品（物品或服务）的方式直接进行再分配（党员转化额再分配）。如贫困职工（家庭负担重）的生活补贴（可缓解“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的矛盾，并逐渐得到解决）、劳动竞赛的奖品、好人好事的奖励、文娱活动的开支等等。党员转化额再分配的“物质刺激”可以鼓励制度没有规定的行为，在完善、优化制度和维护社会道德方面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将劳动力私有制向劳动力公有制方向转化。

党员转化额再分配的个人所得带有相应的按需分配性质，等价交换原则在这里不起作用了，资产阶级法权也在这里消失了。党员转化额再分配使共产党员开始近距离的学习和实践如何进行按需分配。大家认为某人有某种需求（公认需求）提供之，是他相要的吗？他自己认为的需求（自认需求）在按需分配过程中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满足？这里面有极大的学问！我们不妨按“公认需求为先，自认需求为次”的原则开展这项工作。民众开始感觉到社会空气中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了。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使得“共产主义味道”越来越浓。原来体验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那么遥远的事！

通过党员基金转化的公有财产再分配能不断地即时回馈给民众，民众从共产党得到的不仅仅是希望，还有实惠；而且这种实惠不是革命老前辈讲给后辈人听的真实故事，而是革命老前辈的真实故事现在就不断地重现。还有谁不相信“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带领我们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党员支出上限具有的平民性意味着所有党员将与广大劳动群众同甘共苦，党员基金和个人资本金具有的资本性意味着有能力的党员将为广大劳动群众提供更多的就业（谋生）机会。

党员在党组织可自主支配的财产（党员基金和个人资本金以及党员支出）受法律保护，配合党内的充分民主制度（普选）可以使党员放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中党员不需要“避重就轻”，也不用担心“秋后算账”；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放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与基督教里“向神父忏悔”有异曲同工之妙：“言者无罪”；放下“旧包袱”，不会有“新包袱”。“放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比“向神父忏悔”更胜一筹的是：“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不但自己放下了包袱，还教育了大家。 党的优良作风就可以实实在在的传承下去。

党员能用自己的党员基金和个人资本金对自己的言行提供职责担保，空前抑制了“假大空”现象，成为社会诚信标兵。极大地树立了党的威信。

人大通过党员基金会监督共产党收支制的实施，为公民或合法组织罢免、弹劾不遵守共产党员收支制的党员合法资格提供证据；从而监督了各级党组织的合法性，调动群众力量，用法律手段保证各级党组织不“变修”，保证各级党组织都是公益劳动者的先进代表（即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这也意味着劳动者拥有对执政者的选择权。发动群众依法整党，使执政党摆脱行政等级制的官僚集体属性而具有全民属性，党领导的军队、政府和企业才会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府和人民的企业。

每个党员的党员资格都受到任何一个公民和合法组织通过法律和党纪进行监督。党员即受到社会的法治，又受到党内的人治。保证了党员的先进形象。

人大监督政府财务、政府监督企业和军队的财务。政府通过向企业和军队提供会计服务，监督全民资本的运作和公有财产的使用。政府从此可以掌握宏观调控第一手最准确的资料。政府为企业和军队提供会计服务必须配套相应的保密制度，承担保密职责。如果政府提供做帐服务是有偿的话，其收费标准要得到人大的批准。

同理，人大也设立专门机构为政府提供会计服务，监管政府财务，了解政府开支。政府开支要公开。人大通过了解政府开支，可以精简政府机构，限制政府机构乱化钱。政府花的可是人民群众的纳税钱啊！政府的收支受到民众的监督，政府官员才能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

这样一来，执政的共产党想不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都不行了。

共产党不仅属于公益劳动者，而且属于全体无产阶级劳动者。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仅属于无产阶级，而且属于全国劳动者。每个劳动者都能运用法律手段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保护共产党的公益性。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得不把公益劳动者和私利劳动者都赶上同一辆战车。共产党成了他们唯一的驾驭者和领导者。每个党员，无论有职无职，都受到社会和民众的强力法律监督。实行共产党员收支制，从形式上全方位地保证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公益劳动者，“两个务必”得以落实；使“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16]。所有共产党员不得不真正地从行动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1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