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仕国 孙洪真：毛泽东防治腐败的历史实践 与 现实思考

----纪念“两个务必”发表五十九周年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为了防止我们党一部分人在全国胜利后被胜利冲昏头脑，丢掉党的优良作风，发生腐败变质，毛泽东在会议报告的最后部分，向全党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要求，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毛泽东一系列防治腐败思想的指导下，在全党的努力实践下，几十年里，直到毛泽东去世时，我们党都成功战胜了各种腐败因素的腐蚀，始终保持了优良的作风。

    然而，今天我们党却正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一些腐败现象如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索贿受贿、任人唯亲、权钱交易和官僚主义作风等等，在党内确有滋长和蔓延。有的还相当严重，达到了目无法纪，肆无忌惮的程度。”（1）严重的腐败现象，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到“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2）一位叫“傲立的桅杆”网友在《如何把中国建成最廉洁的国家》的文章中也不无担心地写道：“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将自己的战车开进深渊之前的车辙依然清晰可见，而我们党的战车也正朝着那个方向行驶。虽然，在跌入深渊之前，随时还有改弦易辙的机会，但是随着距离越来越近，这种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复杂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使党的高层领导人深刻认识到，重温和坚持“两个务必”的极端重要和必要。2002年12月5日至6日，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就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平时一向很少题词的他，在西柏坡亲笔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常怀赶考之心”。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又进一步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始终保持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充分体现了“两个务必”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纪念“两个务必”发表59周年的今天，面对复杂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认真回顾和总结毛泽东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历史实践；同时，深入反思我们今天反腐败的现实斗争，对于我们从根本上夺取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一、防治腐败应有科学预见

     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时候，党内并未发现有明显的腐败现象，而是在不断取得解放战争巨大胜利的鼓舞下，团结一心，以更加高涨的热情为夺取全国胜利而忘我奋斗。但是，毛泽东以伟大战略家的深谋远虑，英明地预见到了全国胜利后，各种不求进步甚至腐败的因素会腐蚀我们党，使一些人在糖弹面前打败仗。让我们重温一段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富有科学预见的讲话吧：“夺取这个胜利（按：指全国胜利），已经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要花费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3）在讲到将来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能否不再流血时，他说：“如果国家，主要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4）因此，毛泽东始终对党的队伍因腐化而变质的问题一直保持了高度警惕，并有预见性地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防治措施，确保了我们党在他领导的整个历史时期都保持了良好的作风，也为我们今天的防治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今天，党内腐败现象之所以日益蔓延，与我们对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严重后果一度缺乏足够的预见不无关系。改革开放后，一度对腐败现象存在模糊认识。如有人认为既然搞改革开放，出现腐败现象难免；有人认为腐败是搞活经济的“润滑剂”，甚至把某些腐败现象当作改革的新举措等等。由于存在模糊认识，特别是对腐败现象发展蔓延带来的深层次严重危害预见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腐败的警惕，也缺乏从战略上采取及时有效的防治部署，致使腐败现象逐渐蔓延。而一些利欲熏心的人乘机肆无忌惮地大搞腐败，使腐败日益猖獗，以致直接威胁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生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二、防治腐败应注重教育

    教育，主要是“身教”与“言教”两个方面。

    毛泽东十分重视“身教”的作用。俗话说，“打铁先要自身硬”，“其身正不令而行”。毛泽东的一生都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不仅在建国前，而且在建国后，作为历经艰苦卓绝打下江山的开国领袖，最有资格也最有条件享受。但他始终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清正廉洁，艰苦奋斗。多件睡衣补丁摞补丁；建国初期会见民主人士张澜时，竟找不出一件不破或不带补丁的新衣服。三年自然灾害时，长时间不吃肉，与全国人民共度难关。他在我党的历史上留下了许许多多廉洁自律、艰苦奋斗的动人故事。他的行为本身就是实践“两个务必”的光辉典范。这些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激励他们自觉地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抵制各种腐败因素的腐蚀。今天，很多人熟知的“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南街村领导班子和“弘扬毛泽东思想”的晶牛集团领导班子，都主要是靠领导廉洁自律，以身作则，才使本单位形成了良好的党风。因此，领导干部的“身教”作用十分重要。

    在“言教”方面。深入细致、实际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毛泽东就是一位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在十分艰险的条件下还能有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除了领导干部的模范行动外，就是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即“言教”。毛泽东特别注重在历史关键时期的思想教育。“两个务必”就是在中共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对全党进行的思想教育。今天，我们在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不能不叹服毛泽东向全党敲响的警钟是多么及时，又多么令人警醒！它及时地教育了全党在胜利的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不被敌人糖弹击中，不被各种腐败思想侵蚀，永远保持我党的优良作风。在中共几十年的奋斗历史中，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作用，绝大多数党员都能够在毛泽东时代始终保持了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等优良的作风，也使那个时代成为令人怀念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今天，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从严治党的要求没有很好地落实，一些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廉洁自律，而且首先腐败。这些反面的“身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某些地方出现“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现象。如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辖区“一把手”多达56人，占向马德行贿送礼人数的53%。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腐败案，负面影响更广，给党的干部队伍带来的危害更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某些党员领导干部不能严格自律，首先开始腐败，他们往往就是当地党风变坏的始作俑者。

    领导干部不能进行模范地“身教”，也就不能进行有效地“言教’。这种领导干部讲廉洁不会有人听，更不会有人信，甚至会出现“台上他说人，台下人说他”的尴尬现象。这不能不说是深刻的教训。

     三、防治腐败应及时严惩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深知腐败的严重危害。因此，他对腐败问题一向都是及时果断处理，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决不让腐败现象蔓延。薄一波回忆：“进城以后，毛主席对党内会不会出现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贪图享乐的情绪，会不会发生贪污腐化的现象，他是非常警惕的。一发现苗头，就及时敲警钟，严厉批评，要求坚决纠正。”“他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糖弹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因而对惩治腐败现象毫不手软。”（5）中共中央进驻北京不久，1950年，毛泽东得知一位领导干部利用中央机关在香山施工的机会，私自给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第二天便把那位领导干部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大声怒斥。然后厉声喝道：“拉出去枪毙！”吓得那位领导干部险些瘫倒。幸亏周恩来当场劝毛泽东“按法律程序办”，才使那位领导干部免于被当即枪毙。1951年，毛泽东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各中央局复电中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方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在“三反”运动中查处了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贪污案。刘、张在被执行死刑前，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曾托薄一波向毛泽东说情，请他看在刘、张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的份上，不要枪毙。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俩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6）这次“三反”运动，全国共查处10万余人，其中，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几十年后，薄一波回忆说：“这是我们党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洁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7）

    今天的腐败现象之所以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蔓延，与我们在一定时期预防不够及时，惩治不够严厉有关。俗话说“攻顽症当施猛药，治乱世当用重典”，有的地方的腐败现象早已在群众中议论纷纷，而被查处往往都很迟。如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不仅长期包养情妇，而且每出差一地都嫖妓。1989年至2001年12年中，竟与107名女人有染。一些大权在握的腐败分子甚至有恃无恐 。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有句口头禅：“官当到我这一级就无人敢监督了。”这并非是他毫无根据的狂言。象张二江、胡建学这样的腐败分子其实早已劣迹昭彰，但受到查处却很迟，致使当地腐败现象不断蔓延。

    在惩治腐败方面由于多种原因一度还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够严厉的问题。有的腐败分子虽然丢了官却发了财：“检讨一阵子，舒服一辈子”。有的腐败分子甚至在监狱里还能享受和外面相差无几的自由，甚至仍可“呼风唤雨”。据《重庆日报》2008年9月27日报道，重庆市潼南县国土房管局原副局长王代华贪污案已定于9月26日开庭审理，不料开庭时间已到，却因疑犯本人“觉得合川看守所条件太艰苦，要求换地方”，而检察院竟同意了，并将王转到别的看守所了，致使法院当日的开庭审理告吹。这简直是把疑犯当“客人”对待。试想，没有“严刑峻法”何以收惩戒之效”？“前腐后继”与惩治不够严厉不无关系，更不用说那些“边腐边升”的了。当年毛泽东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震动了全国，收到了杀一儆百的震慑效果，很快遏制了腐败的蔓延。而今天，虽然杀了成克杰、胡长青等高官，却难以收到当年的震慑效果了。有人说现在是“杀鸡猴不看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四、防治腐败应依靠群众

     人民群众是我党的力量源泉。依靠群众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也是各项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毛泽东一贯相信和依靠群众，在防止党内腐败上依然如此。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曾向毛泽东感慨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让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8）建国后的每次反腐败运动他都发动群众参加。毛泽东正是依靠群众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才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大量滋生和蔓延。

    改革开放后不再搞群众运动，一些人误认为不搞群众运动也就不需要再依靠群众。这样，在反腐败斗争中一度只是靠纪检、监察等职能部门有限的人员去开展工作，不仅力量捉襟见肘，而且在世风日下的影响下，加之缺乏人民群众的有力监督和支持，有的地方纪检、监察干部在办案时顾虑重重：查上面的问题，怕位子难保；查同级的问题，怕关系难搞；查下面的问题，怕选票减少。在这种心态作用下，有些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些大案要案往往是惊动了中纪委才得到查处。中国党员队伍、干部队伍这么庞大，反腐败形势又复杂、严峻，仅靠职能部门如何搞得过来？毛泽东早就说过：“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9）历史事实证明，广大人民群众是腐败的“天敌”和“克星”。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的人民战争，才能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五、防治腐败应常抓不懈

    如同房子要经常清扫，脸要天天洗一样，防治腐败也要常抓不懈。毛泽东深通中国历史，一些因腐败而导致失败的历史教训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都让毛泽东引为前车之鉴。他曾坚决地表示：“我们决不做李自成！”建国初期，他在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200个，2000个，20000个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哟。我们是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因此，他对腐败问题始终保持了高度警惕，且常抓不懈。1929年，为了使新党员具有廉洁自律的思想，他就把“没有发洋财观念”作为入党条件之一写进了《古田会议决议案》。1933年12月15日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1951年发动了“三反”运动。1952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1962年秋到1966年夏，又发动了“四清”运动，在农村开展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运动。后来又发展到城乡统一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毛泽东不但领导和主持制定防治腐败的政策法令，发动清除腐败的运动，而且还亲自从严处理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腐败案件。1932年批准处决了犯贪污罪的原瑞金九区叶坪乡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1934年批准处决了犯贪污罪的中央苏区“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1937年批准处决了因逼婚枪杀女学生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1940年批准处决了犯贪污受贿罪的陕北清涧县张家畔财务所主任肖玉壁；1952年批准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

    由于毛泽东对防治腐败问题常抓不懈且毫不手软，不仅注意防腐于未然，而且一有滋生即予严惩，使其难以蔓延。因此，毛泽东时代始终保持了清廉的党风。

    改革开放后，由于多种原因，一度放松了对腐败现象的警惕和严惩，使其大量滋生蔓延，以至成为危及到党的执政地位和生存的重大现实斗争；同时，也给以后的反腐败斗争带来更多更大的困难。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对腐败现象一定要常抓不懈，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回顾毛泽东防治腐败的历史实践，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见，政治家的智慧，实践家的雷厉风行，使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战胜了各种腐败因素的腐蚀，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取得了“赶考”的好成绩，也给我们党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今天，改革开放几十年，反腐败斗争也进行了几十年，但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这在毛泽东防治腐败的历史上从未有过。我们应当象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虚心学习毛泽东的包括“两个务必”在内的防治腐败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实际，总结经验教训，实施有效的反腐败的综合战略与策略，加速夺取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使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完全跳出历史的周期率，在新的历史“赶考”中，考出让人民满意，被历史肯定的好成绩。

注释：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卷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159页

         （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二版本1438页  

          (4)<<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画263 页

  　　　 （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卷１５５页

                （６）同上１５２页

（７）同上１３８页

（８）同上１５６页

                （９）＜＜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二版８９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