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春元：毛泽东经济安全观探析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毛泽东经济安全观的历史起点

发展经济是实现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毛泽东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既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中有代表性的重要方面，也是毛泽东经济安全观的历史起点。毛泽东认为，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打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必须发展经济，维护根据地的经济安全，从根本上保证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并最后达到夺取全国政权之目的。

毛泽东在领导根据地建设时，始终把建立政权、发展经济和生产自救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以确保在敌人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都能保障供给，维护根据地经济安全，巩固革命根据地。早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再三强调，要通过进行可能而必需的经济建设，以建立足够给养的经济力，这是建设巩固的根据地的基本环节。为此，他领导建立了工农红军的第一被服厂，创办了根据地第一家造币厂，建设了第一个红色墟场，成立了第一个红军银行，在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中第一次设立了国民经济部。1933年8月12日至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并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明确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又以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先后主持召开了两次大会：一次是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瑞金举行；一次是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博生县（原宁都县）举行。这种经济建设大会，以前在苏区从没开过，是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工农兵政府主席后，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召开的。这两次经济建设大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维护根据地的经济安全，巩固、发展和壮大革命根据地。

1936年11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接着，在敌后先后建立起十几块抗日革命根据地。但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已严重恶化，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1）的境况。巩固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任务越来越重，根据地的经济安全问题也越来越严峻。如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势必会丧失我们党辛辛苦苦、流血牺牲而创立的革命根据地。

如何维护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安全，进而巩固和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毛泽东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明确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是由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2）

为了贯彻落实“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确保延安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安全，毛泽东采取了三大举措：

——开展大生产运动。从1938年12月到1940年，毛泽东在许多会议上反复讲述必须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困难的道理，并满怀信心地鼓励大家要依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仅仅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这是不能拿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

——强调边区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展边区经济建设，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应该把这项工作摆在什么位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其它各项工作的问题。1939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要开展一个“伟大的经济战线的斗争”，以此来解决边区全体人民的生活问题，并且用实际行动作为全国的榜样。毛泽东当时非常重视发展工业，重视边区的工业建设，明确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边区工业迈出了最初的步伐，恢复并创办了石油厂、纺织厂、造纸厂、农具厂、皮革厂、化学厂、制药厂等。

——主张民营经济与公营经济协调发展。当时边区经济主要分为民营和公营两大类。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公营经济就是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在对待这两种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应该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强调，既要“用极大注意力去经营公营经济”，又要不断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对民营经济政府要给予帮助。并反复强调：“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私营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

总之，在当时战事频繁的情况下，毛泽东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地位，保障了自给自足，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经济困难，有效地维护了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安全，巩固、发展、壮大了抗日根据地，而且为赶走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经济安全观的基本立足点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毛泽东经济安全观的基本方针和立足点。如果不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这一基本方针，什么都依赖别人的话，那么，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如果在经济上受制于人，也就没有什么国家领土主权可言。基于此，毛泽东早就明确指出，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基本方针。这也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立足点。

1945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做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明确提出了以自力更生来解决暂时的经济困难，巩固抗日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3）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解放区的封锁，使整个解放区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怎么办？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明确告诫全党同志：“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基本方针，使我们党在这个立足点的基础上，不仅认清了自己的国情，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而且打碎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围剿，维护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安全，不断发展壮大了革命根据地，并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一个民主、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新中国建立后，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为了维护共和国的经济安全，毛泽东更是明确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5）为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使我国在经济建设中不受制于人，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之时起就再三强调，我们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走自己的路，依靠自力更生干社会主义。就是在接受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援助时，毛泽东仍然要求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例如在建国初期，我们争取了苏联的156个项目的援助，当时，尽管由于缺乏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我们在一定程度照搬了苏联的一些做法，但总的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确立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把立足点放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根据毛泽东提出和坚持的这一基本原则，1952年我们国家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时，在经济建设的资金上，就明确提出要坚持以我为主，以自力更生为主，指出了我国建设的资金来源要以本国生产发展为主，一靠国营企业提高生产能力、降低生产成本，二靠国内企业的工商税，三靠农业增产、多收农业税，四靠节约行政费用。在技术引进方面，我们遵循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提出了“一学、二用、三改、四创”，努力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掌握国外先进技术，迎头赶上，力求创新。1956年，毛泽东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就批判了某些方面的教条主义错误，强调学习外国要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问题，根据自己的情况，靠自己的力量，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时说：“要以自力更生为主，……自力更生好办事，主动。” 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1963年，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又多次讲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问题。在接见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谈到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毛泽东说：“就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以国际援助为辅。有国际援助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要靠自己。”可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他始终认为，只有把我们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才能不受制于人，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毛泽东提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就不赞成中国搞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他们霸道地认为，在 “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按照分工，作为苏联“老大哥”的一个“车间”就可以了，不需要有自己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建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的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按照苏联“老大哥”的意图办了，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当时的新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却进行了坚决抵制，明确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独立，以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进而达到保障政治独立之目的。毛泽东在国际国内许多场合明确表示：中国一定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的指导下，建立起工业门类基本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基本上能满足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且在国际经济贸易交往中，坚持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这样，在帝国主义和其他敌对国家对我采取敌对行动时，我们就有能力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土安全。

实践证明，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对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土安全，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而且今天仍然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针。正由于我们在建国后坚持了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独立自主地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才没有受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和“国际分工论”的束缚。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了大庆油田，把“贫油”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这样，我们在帝国主义政治“围剿”和经济封锁面前，在“老大哥”落井下石，撤走所有在华专家、撕毁合同和由于自己的工作失误及自然灾害频发的情况下，我顶住了种种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维护了国家的主权。

重视“三农”，以粮为纲：毛泽东经济安全观的独特视野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特别在毛泽东时代，在新生红色政权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封锁和绞杀的情况下，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烂摊子，解决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就成了第一件大事。不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不能独立于世界。当时，我国的基本国情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相当大比重，再加上我国农业经济的整体实力又比较差，发展速度也比较缓慢，所以，农业农村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不仅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部因素。

毛泽东对“三农”问题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因素，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他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最关键点是人口多，耕地少，基础薄。这不仅制约着我国农业更快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其它行业的发展，进而严重威胁到我国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中国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个百分之九十稳定不稳定。毛泽东说：“我国有五亿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中国这个国家，离开了农民，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6）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强调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明确指出:第一，农业不仅关系到农村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而且关系到城市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第二，农业既是轻工业的主要原料来源，又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够得到广阔的市场。第三，农业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和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许多重工业部门和产品是为农业服务的，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重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和物质基础。第四，农产品是主要的出口商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为发展工业服务。“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7）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明确指出了农业是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

在那特殊的年代，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老大哥”的刁难，毛泽东特别把粮食问题作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来加以强调。粮食是一种关系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粮食又是基础的基础。他说： “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8）有了较为充实的粮食，才能稳定市场、保证人民生活需要，进而达到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毛泽东还从发展国民经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论证了农业生产“以粮为纲”的思想，多次指出，粮食是发展工业的基础。无论是从保证工人必须的生活用品、为轻工业提供必要的原料，还是从发展商业和增加出口来说，都有赖于粮食生产的发展。在农业生产内部，粮食所处的第一位的作用更加明显。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毛泽东在深刻认识农村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就如何发展农村经济，确保粮食生产，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我国的经济安全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方针。

在农业协调发展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从当时农村经济的状况看，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农业包括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只有首先发展粮食生产。林、牧、副、渔各业才能得到发展。所以，毛泽东提出了“以粮为纲”。但这绝不是只抓粮食，而忽视其他各业。他曾经批评那种只抓粮食，不顾其余的作法，“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相当大，从去年冬季以来，集中搞粮，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9）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把农业内部各个分业部门列出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12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我国环境保护问题已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把发展农业生产同保护环境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57条就是:“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第59条:“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的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在我们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今天，回顾毛泽东的教导，倍感亲切。

在农业现代化建设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的“四化”目标。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把小农经济引向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极为重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明确提出了“农业现代化”这一发展目标，60年代中期又将其列为“四个现代化”之首，并对农业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当时农毛泽东阐述的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是：用4一5个五年计划逐步实现农业“四化”:即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在农业“四化”中，最重要的是农业机械化。毛泽东从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出发，牢牢把握农业现代化的时代内容，于1959年4月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从此以后，农业机械化几乎成了农业现代化的同义语。按照毛泽东设想，用25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他说:“在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则将在一九六O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10）在水利化的问题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科学论断。他深知水利是影响土地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首先解决水的问题。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就把水利建设提到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确保粮食安全的战略位置。他多次过问水利工作，并指示有关部门优先解决治水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1955年，毛泽东发出了关于加强农田水利工作的指示，指出“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要求每个县都应当在自己的全面规划中，做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地兴修小型水利。这些指示对全国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广大农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在科学化方面，毛泽东主要强调和提倡“科学种田”，把科学种田作为大事来抓。1955年，毛泽东提出通过科学种田，提高农业生产，“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等);增加生产资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农具等)”。 （11）在1958年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搞试验田”，并随后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专列“普遍推广试验田”一条，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1958年前后，毛泽东对农业生产的各种增产方法做了科学的总结，高度概括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字（即我们后来常说的农业“八字宪法”——引者注），作为指导农业生产的原则。农业“八字宪法”是毛泽东长期研究农业生产得出的充满了科学内涵的思想结晶，为农业大幅度增产、解决我国粮食自给、确保粮食安全和国家经济等问题，奠定了科学基础。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毛泽东经济安全观的重要原则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也是毛泽东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一项重要原则。毛泽东之所以把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作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原则，主要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国情基础之上。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新生共和国的经济安全主要面临着四大挑战：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二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几乎瘫痪的国民经济基础；三是当时五亿人民吃饭穿衣问题相当严峻；四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物质和资金。

如何应对上述挑战，维护新生共和国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这一重要的基本原则。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特别是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国民经济已经全部崩溃，而且当时帝国主义又叫嚣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最后自己交出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一再向全党提出，一定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和作风。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明确指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12）毛泽东还在许多场合强调：“没有什么困难、事情能够阻住我们去路的，问题只在坚持正确方针，艰苦奋斗，就能达到目的。”（13）其实，早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全国人民：“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4）只有“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5）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才能取得成功。后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把勤俭建国作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条重要举措，是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提出来的。他在一篇题为《勤俭办社》的按语中就明确指出：：“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毛泽东提出这一方针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的。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穷国，而且在经济上受着帝国主义的封锁。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影响我国发展的最大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认为，主要的方法就是靠全国人民的勤奋劳动，靠全国人民的勤俭节约。当然，这里强调的节约，不仅仅是简单地节省开支，更重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效益。

很显然，把勤俭建国作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来强调，是毛泽东在超前视野和独特的思维方式，这对于我们国家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建设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就是在今天，中国的情况虽然与那时已经大不一样了，特别是国际地位日益增强，国力日益增强了，但要真正把我国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特别是经济上的强国，以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土安全，还必须宣传、提倡和贯彻这一方针。

三反五反：毛泽东经济安全观的政治举措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经济建设的深入开展，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资产阶级和封建意识也沉渣泛起，开始无声地在党内外滋生和蔓延。一些党的领导和国家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换取金钱。1951年11月下旬，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专人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了时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的严重贪污事实，毛泽东听后大为震惊。与此同时，一些不法资本家也企图趁我新生政权立足未稳，通过向政府管理人员行贿，变着法子大肆侵吞国家财产，这些现象的出现和滋长，破坏了经济秩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深入开展，腐败和一些不正常的经济现象的正常运转，为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埋下隐患，严重地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经济建设的正常开展，影响着党的形象，特别是严重影响着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进而威胁着共和国的经济安全和新生红色政权的巩固。

基于国民经济恢复、维护经济安全、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的需要，毛泽东、党中央决定从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三反五反”斗争。1951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16）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上发表了祝词，再次特别强调“三反”问题，说：“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全体工作人民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先干净！”（17）

与此同时，为维护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毛泽东又发动了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2年1月5日，北京市委给毛泽东报送了一个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里面说，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中严肃地批道：“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18）在与不法的工商业者作斗争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政策，结成“三反五反”斗争的统一战线。既注意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给予必须的照顾，又向那些不法商贩作坚决的斗争，以确保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19）

就这样，为了维护共和国的经济安全，打破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尽快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巩固新生红色政权，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同时领导和指导着两个战线上的斗争：一个是党政军民（群众团体）内部开展的“三反”斗争，一个是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五反”斗争。两个斗争互相配合，结合进行。

“三反五反”运动是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环境下，我们党采取了群众运动这种特殊的斗争形式，但是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毛泽东始终注意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力求把群众运动对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始终注意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保障各地负责人能够及时向党中央和党的最高负责人反映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从总的方面说“三反五反”运动是成功的，取得的成绩也是很大的。“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巩固红色政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撑。

注  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页，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1—892页，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6页，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2页，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6）转引自黄楚芳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第2卷第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7）《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0页，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571页，人民出版社，1986

（9）《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99

（10）《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8—439页，人民出版社，1999

（11）《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7页，人民出版社，1999

（12）《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99

（13）转引自《毛泽东生活档案》（下）第77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人民出版社，1991

（1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77

（16）《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2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7）《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210—2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8）《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99

（19）《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222—2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