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伟：论毛泽东“两个务必”思想的辩证思维

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和“两个务必”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里程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多原理，其中蕴含了极其丰富的辩证思维，对于我们党保持先进性，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能力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

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统一

“两个务必”思想的提出不是空穴来风，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长期调查研究、深度思考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从中国历史的维度来看：凡是艰苦创业、励精图治的朝代，经济社会就能繁荣长治；而凡是骄傲自满、贪图享受的政权，则无一例外地必然趋于灭亡，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条基本规律。李自成兵败身亡就是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缺乏忧患意识所致的历史反面教员。而毛泽东则明确要求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当作整风文件来认真对待；中国历史的另一条基本的规律是历史兴衰周期律。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了历史兴衰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毛泽东。黄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1]](P156-157) 黄炎培向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明确而尖锐地提出的这个重大而发人深思的问题是中国历史周期性的、反复出现的一条基本的规律。熟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对此也有深深的思虑，他决定要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历史周期率。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党曾经犯过“右”的投降主义错误和“左”的冒险主义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事业。虽然经过了延安整风运动，但是由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思维方式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而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不易在短期内通过几次学习运动就能完全清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小顺即安”、贪图享乐的小资产阶级思维方式在党内还有相当的“市场”，因此，党需要经常性地从战略高度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在历史转折时期尤其如此。

从中国现实的维度来看，当时中国社会性质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受英美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侵略与剥削，中国依然有大片区域没有解放；从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来看，1949年3月，三大战役刚刚结束，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党面临四大转变：一是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从乡村转向城市；二是党的工作方式从革命战争转向经济文化建设；三是党的角色由革命党开始向执政党转变；四是党的执政范围由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逐步开始向全国执政转变。解放战争中还有许多新的力量加入到党员队伍中来，他们也迫切需要用“两个务必”思想武装头脑。“两个务必”重要思想就是毛泽东1949年3月5日在面对历史转折的考验、面对党内存在的骄傲急躁情绪、面对国内外一些人对我党建设新中国能力的怀疑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提出来的，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高屋建瓴地宏观把握与辩证思维。

二、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2]](P310-320)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理论建设，毛泽东更是在不同场合多次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研究中国历史，并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提出实践—认识—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路线。而“两个务必”思想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汲取中国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所得出来的真理性认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遵循它，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会前进；违背它，我们的各项事业就会遭到挫折，即使是提出“两个务必”思想的毛泽东同志本人也不例外。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指出了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四次与谦虚谨慎相对立的由于骄傲情绪所导致的错误，每一次都使党的事业受到很大损失。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第二层含义是：说与做相一致，知与行相统一。毛泽东不仅是“两个务必”思想的倡导者，而且是“两个务必”思想的坚定实践者。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同志树立了光辉榜样。毛泽东历来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反对空谈，信奉力行哲学。他认为，提出了科学的认识，那就要付诸行动去践行，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还认为，正人先正己，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毛泽东一生以身作则，清正廉洁。他从不拿原则做交易，多次婉拒亲友故交的私人托请，对自己的子女更是严格要求，不准他们因为自己的关系而享有特权，要求自己的子女和干部子女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不要做“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汉献帝，要艰苦奋斗，要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又毫不犹豫地让毛岸英到朝鲜去接受战火的考验。毛泽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全党全国人民践行“两个务必”思想做了表率。

三、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

毛泽东认为：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共产党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重要表现，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他说：“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3]](P816) “两个务必”思想体现了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完美统一。之所以这样说，从真理尺度来说，“两个务必”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时期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为正确的真理性认识，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中国共产党的“精气神”，是我们与骄傲自满、急躁冒进、贪图享乐等消极思想作风做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从价值尺度来说，中国共产党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能够彻底地做到把一切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完全抛弃掉。因为牢固树立“两个务必”思想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是符合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是联结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媒介之一。

四、过程性与阶段性相统一

　　“两个务必”思想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这样一个历史大转折时期提出来的。其典型特点为“一冷一热，冷热相间”，“一热”主要体现在：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三大战役的发动和全面胜利，标志着全国胜利即将来临，中国共产党将由一个长期被压迫、被围剿的党变成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标志着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入城市领导农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业之难即将成为过去，而巩固和开创新事业的考验即将成为现实；标志着中国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这样的转变，对于以前在被国内外敌人围追堵截、风餐露宿、缺医少药的蹉跎岁月里战斗和生活的干部和战士来讲，实在是太令人兴奋了，按我们现代人的思维，这也符合人的常理，也不算过分。所以相当一部分干部与战士中慢慢滋长着一种骄傲满足、盲目乐观，不愿再过艰苦日子的想法。而毛泽东此时却出奇的冷静，他认为“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如果此时被胜利烧昏了头脑，那么不但取得不了更大的胜利，连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也会失去。毛泽东“两个务必”思想就是这样一个在“热背景”下诞生的“冷思维”——极其理性的、冷静的思维。所以，它是在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伟大思想，为革命和局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向即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转变做了最重要的奠基性工作，给中国共产党人打了拒腐防变、保持共产党先进性的思想防疫针，有着明确的历史对象和针对性，担负了特定的历史使命，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但同时，正如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毛泽东也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统一论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两个务必”思想又不是毛泽东的权宜之计，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灵魂的重要一部分被继承了下来，成为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执政规律，已经内化为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科学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两个务必”思想已经脱去了特定历史转折时期的外衣而具有了普遍的指导意义——即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它关于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精神内核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依然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 “两个务必”思想在党的建设史上又具有过程性的特点。

五、战略性与策略性相统一

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他对“两个务必”思想是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历史纵深背景下做全局、宏观把握的，这是他对跳出历史周期律所下的一颗重要棋子，体现了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度思考与良苦用心，在他心目中的份量很重，是他心目中的一个大战略。“两个务必”思想这个重要命题是提出来了，怎么样去论证，怎么样去落实？这就需要有具体可操作的微观层面、细节层面的策略、原则和方法。毛泽东历来重视工作方法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4]](P139)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时期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策略、原则和方法，它们经过了长时间的实践检验与不断修正，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宝贵经验。这些原则与实践有：对严重腐化变质、不可救药的干部堕落份子严惩不贷；开展“三反”运动、“五反”运动；走群众路线；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等等。这些方法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落实“两个务必”思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六、自律性与他律性相统一

毛泽东对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两个务必”思想，这体现出了无产阶级政党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自律性，这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对自己有一个清醒、全面和动态的认识，进而不断改掉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趋于更加完美，因为这是由党的执政为民的本质和灵魂所决定的，体现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内部矛盾的原理，是事物内部矛盾在方法论领域得到有效解决的有力武器，是事物的自我完善，其成本最低、收益最大。在微观领域，“两个务必”思想使个人“内省”，告别错误思想，向真理看齐。在宏观领域，“两个务必”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苗头、倾向的高度思想自觉性和强大的再生能力。它使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是党的建设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但是，只有自律，有时候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和矛盾，所以，毛泽东另一方面特别重视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他认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朵边总要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才好。邓小平也指出：最怕的一片寂静。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批评带有外体、他体监督的性质，能够指出党的工作中党员干部“熟视无睹” 的盲点。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就专门安排黄炎培等民主党派人士亲身参与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犯的时候，关于刘生活腐化，不再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情况，还有“三反”运动、“五反”运动中的很多情况都是群众揭发和举报出来的。“两个务必”思想的内涵和外延不但包括了党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自律性，而且还包括了任何人都权利监督党员干部是否切实践行了“两个务必”的他律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