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林：“两个务必”：执政党常温常新的重要话题

 ——学习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报告

1949年3月5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这一著名的“两个务必”，是中国政权兴衰、成败与否的概括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深刻感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新的历史课题的清醒认识，是执政党常温常新的重要话题。

一、“两个务必”——由在野党到执政党转变的深刻感悟

“两个务必”表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党风建设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执政兴国思想的充分准备，是由在野党到执政党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变的深刻感悟。

（一）“两个务必”是中国历史上政权兴衰、成败与否的概括总结

我们的先人早就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翻开中国的历史长卷，就能发现王朝的兴衰成败，社会的动荡变迁，有一条客观规律:艰苦创业、励精图治，社会就能长治久安;骄傲自满、贪图享受，政权必然衰亡。毛泽东在借鉴吸取中国历史上政权兴衰、国家盛亡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要求全党以史为鉴，以人为镜，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保持顽强进取、力求上进的精神，不断夺取更大的胜利。

（二）“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思想基础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刚刚结束，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从乡村转向城市，从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党即将成为一个执政党。就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建设新中国是历史赋予我党的光荣历史使命，能否实现这一转变，能否执好政，对于全党都是一个历史考验。面对历史转折的考验，面对一些人对我党建设新中国能力的怀疑，毛泽东一方面满怀信心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另一方面对于历史经验深刻感悟，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二、 “两个务必”——毛泽东是倡导者、实践者

毛泽东不仅是“两个务必”的倡导者，而且是“两个务必”的实践者。

（一）对《甲申三百年祭》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1944年，适逢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人北京推翻明王朝、不久又退出北京沦为失败者300周年，郭沫若在1944年3月于重庆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映。由于阶级立场不同，蒋介石对此文大张挞伐，而毛泽东则大加赞赏。他还亲自致信郭沫若，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还十分诚恳地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2]由此可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是毛泽东一贯的态度和主张。

（二）不当帝王将相

解放不久，中央机要部门在香山盖房子。一位领导乘机在一幽静的山坡为自己盖了两层小楼。房刚盖好，被毛泽东知道了，于是这位领导被毛泽东叫到面前。毛泽东双手叉腰仔细打量着那人，好久都铁青着脸不吭声。一阵难耐的寂静过后，毛泽东终于发怒了：“你的派头真不小啊，我看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我告诉你，你想当那刘宗敏，我却不肯当李自成呐！”毛泽东边说边来回踱着大步：“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脊梁骨骂我们的呐！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搞贪污腐化，如果都搞起特殊化来，我们的江山要坐不牢的啊！”最后，他提议没收小楼，并给那个干部严厉处分。

我们的革命，说到底，就是要打倒那些压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帝王将相，如果革命成功后，自己也变成新的帝王将相，那革命就变质了，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特别警惕这个问题，时时处处提醒自己，不当李自成，不当帝王将相。彭德怀同志也有这样一段经历。1956 年秋天，彭德怀元帅到一个著名风景区开会。当他得知一些漂亮的小洋楼是专给高级干部准备的，哪一级住哪一套哪一层都有严格规定，多数楼一年到头都空着，还得派人维护时，他睡不着了。于是，他半夜起来，围着那些长年空着的小楼，不停地转呀转，看呀看，并自言自语：“有些人硬要把我们往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还怕人家不知道，在这儿修了当今帝王将相的庵堂庙宇咧！”在离开时，他语重心长地跟当地一位负责人讲：“你们也许是真心实意地尊重我们，但我也要真心实意地告诉你，我们不是帝王将相！你们这样搞，人们看到这些长期关闭的房子，会怎么想？不骂娘，起码他们会觉得我们这些人太特殊了吧！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打倒压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吗？”

（三）亲自做“两个务必”的表率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党地位，因此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地位和责任，决定了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在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外群众中有巨大的影响。毛泽东十分重视干部的表率作用，指出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战士，多次号召广大干部要做好人民的公仆。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全国解放初期，他身兼党中央主席、共和国主席，却婉拒了许多亲友的私人托请。对自己的子女，他一贯从严要求，不准他们因为自己的关系，而享有特权。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又毫不犹豫地让毛岸英到朝鲜去接受战火的考验。当知道儿子已经在朝鲜牺牲时，他在吃惊之余压抑着悲痛，缓缓说道:“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前赴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岸英就是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不能因为是我的、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啊!”毛泽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全党全国人民做了表率。

（四）惩治腐败手不软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能牢记毛泽东“两个务必”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也有极少数党员干部进城以后贪图享受，做官当老爷，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成了人民的罪人。在1951年“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的事例。他俩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干部，当时一个任天津地委书记，一个任天津行署专员。建国后仅两年，他们就利用职权，盗用公款171亿元(当时旧币，l万元旧币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l元，下同)，盘剥民工、从中渔利22亿元，还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3.7亿元以上，其中刘是18亿元，张是1.9亿元。“刘张事件”上报到中央后，毛泽东态度非常坚决:“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件”。[3]当时有人为刘、张说情，毛泽东坚定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4]最后，刘青山、张子善被公开处决。这一举措，反映了毛泽东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同时也向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

（五）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然是党的领袖、国家元首，但他仍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只有两套比较好的衣服，一套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礼服，一套是访问苏联的礼服。从1953年到1962年，他没做过一件新衣服，经常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有一件睡衣补了67个补丁，另一件睡衣补了59个补丁，这两件睡衣一直陪伴毛泽东到逝世。全家人的伙食费，平均每天只有3元。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他带头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在国家最困难的日子里，他曾经7个月没吃过一口猪肉，有时工作了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由于毛泽东带头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广大干部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终于渡过了难关。毛泽东一生艰苦奋斗的事例举不胜举，真可称为我党“勤俭节约的楷模”。

三、“两个务必”——党的历代领导人的传家宝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中外历史证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崛起、国家的昌盛，无不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毛泽东倡导的“两个务必”，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把它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

（一）邓小平重提“两个务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人便提倡高消费，艰苦创业、勤俭建国的观念逐渐淡漠，导致铺张浪费现象严重，腐败作风蔓延。要改变这种奢靡之风，必须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邓小平在1989年3月23日尖锐地指出:“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5]这是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第一次重提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在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方面，邓小平堪称表率。1989年9月4日，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到，“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负担。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6]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后，根据他的遗愿，不搞遗体告别仪式，捐献眼角膜，解剖遗体，不留骨灰，撒入大海。邓小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两个务必”思想，把毕生完全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二）江泽民继承、发扬“两个务必”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反复强调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和作风。1991年9月21日，江泽民专程来到西柏坡纪念馆。他乘坐一辆没有警车开路、也没有警卫跟随的面包车，在接待室里每人茶水一杯，没有水果，也没有糖果。他做了重要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江泽民担任中央总书记期间，党的建设面对的一个新的重大挑战是腐败问题，他经常将艰苦奋斗与反腐败相提并论。1997年1月29日，他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上讲话的题目就是《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2001年1月10日，他强调指出:“艰苦奋斗，事业必成;贪图享受，自毁前程。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使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在全党全社会蔚然成风”。[7]2001年9月，在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上，江泽民主持通过了《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

（三）胡锦涛重温、弘扬“两个务必”

2002年12月5日，新任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便带领书记处全体成员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学习考察，再次向全党发出牢记“两个务必”，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伟大号召。他说:“我们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位领导干部做起!”他还要求党的干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8]在新时期新阶段，重温“两个务必”，弘扬“两个务必”，对于深人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四、“两个务必”——执政党常温常新的重要话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两个务必”是我党重要的政治资源,是执政党常温常新的重要话题。

（一）重温并坚持做到“两个务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建设,我们实现了“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这种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的、不平衡的小康。中国靠占世界耕地总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民的温饱。但是,现在农村还有2000多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如果按照联合国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则要多得多。在城镇,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包括下岗职工、失业人口。居民缺医少药,公共医疗体系十分薄弱。所以,我们绝不能自满,绝不能停滞,绝不能懈怠。成绩越大,喝彩声越大,越要居安思危、迎难而上。

（二）重温并坚持“两个务必”,是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

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给我们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造成了新的压力。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世界还很不安宁。同样,在经济、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发达国家主导了世界贸易政策,发展中国家通过学习别国技术和经验赶上发达国家的难度将增加,“后发优势”的作用将减弱。面对复杂的国际竞争,我们一点也大意不得。只有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科学判断世界,正确驾驭复杂局面,趋利避害,发展自己。

（三）重温并坚持做到“两个务必”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必然要求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目前党内还存在着许多与党的性质、党的历史使命不相适应的现象:有的党员干部经不起成功的考验,居功自傲,志得意满,贪图享受,铺张浪费;有的党员干部经不起长期执政的考验,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的党员干部经不起官场的考验,以权谋私,追求奢靡,腐化堕落。产生这些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世界观改造,理想信念动摇,革命意志衰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被淡忘了甚至丢掉了。能不能坚持做到“两个务必”,是衡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有没有志气、有没有希望、有没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陈良宇等都是在居功自恃、追求奢靡中腐化堕落下去,最终走向背叛党、背叛人民的道路。因此,我们要增强在实践中坚持“两个务必”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构筑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全面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经受住权力、金钱、人情的诱惑,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四）重温并坚持做到“两个务必”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必然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兴旺发达的。”一个民族没有船坚利炮,会被别人打跨;但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就会不打自跨。“两个务必”就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党是全社会的表率,党风是民族精神和社会风气的重要导向。坚持和弘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弘扬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伟大精神的重要前提。我们党只有保持和发扬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才能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成为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一面光辉旗帜。

（五）重温并坚持做到“两个务必”是与时俱进新“赶考”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时曾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今天,这场“赶考”仍在继续,“赶考”的主人依然是中国共产党,“考官”仍然是全体中国人民;评判“考生”成绩的标准,仍然是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不过“考题”变了,今天的“考题”是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赶考”的环境变了,从以前在计划经济的封闭状态下搞社会主义,到了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搞社会主义。“考生”的状况变了,我们的领导干部都是在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没有经过战争年代艰苦环境的考验。这些变与不变,既强调了“两个务必”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更突出了“两个务必”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涵。

参考文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p1438--1439。

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70

③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72。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p152。

⑤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290、P349。

⑦《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P398--399。

⑧《党史信息报》2003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