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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作者:艾四林 康沛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点击:: 日期:2017-10-15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毛泽东无疑是这一路线的主要创立者。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群众和群众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形成了系统的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

  一、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萌生

  建党初期、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孕育和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围绕着党和革命的依靠力量、党和军队的性质以及党的工作方法等重大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群众和群众工作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准则,非常重视民众工作,党的一大纲领提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①。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上。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共中央机关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党费支出共17655元,其中主要用于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各地爆发了30多万工人参加的100多次罢工。但是,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之后军阀政府封闭和破坏工会组织,工人运动暂时出现了低潮。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势力相比较,工人的力量太薄弱,要想战胜敌人,还必须联合其他力量。

  1924年-1927年,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创建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政党国民党合作,掀起了国民革命即大革命。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显得尤其突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界线不容易分清。当时党内存在两种倾向,一种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他们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毛泽东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研究,于1925年年底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文章一开头,他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三十年而成效甚小,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所以不能如此,乃是未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在他看来:“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③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入手,分析了敌我友的问题,回答了团结依靠谁、到何处寻找力量的问题,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的问题,并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毛泽东对农民问题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1926年1月,他参加了国民党二大《农民问题决议案》的修改工作,会后担任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1926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国民革命中农民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的惊恐,他们说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糟得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中共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等也认为,目前革命中“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因此他们主张扶助汪精卫建立左派“文人派政府”④。在1926年12月中央特别会议上,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的观点,认为应该马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1926年12月中旬,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先参加湖南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然后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下乡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从1927年1月4日开始,到2月5日,毛泽东先后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农民运动,看到了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各种责难,毛泽东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首先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上发表。在该报告中,毛泽东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热情赞扬了农民运动的成就,并明确指出:农民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⑤。这就充分肯定了农民的伟大作用,解决了关于党和革命的依靠力量问题。毛泽东后来也多次阐述这一问题,毛泽东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⑥

  红军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创始,随后不断发展壮大。红军是什么性质的军队?红军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都是事关红军发展和革命前途的问题。国共合作破裂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始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27年10月,为了能让部队在井冈山落脚,毛泽东指示部队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他宣布三项纪律即行动听指挥、打土豪款子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之后又宣布六项注意即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早表述,规定了革命军队不能损害群众的利益。上井冈山两个月后,毛泽东总结攻打茶陵后一直没有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明确提出工农革命军应当担负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更加明确认识到依靠群众、做群众工作的重要性,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议决案》中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⑦。

  1929年12月,为了肃清旧式军队对红军的影响,使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毛泽东指出,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宣传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的,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⑧毛泽东还批评了红军党内的各种个人主义的倾向,比如享乐主义。毛泽东说,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回答了党的正确策略如何形成的问题。这一时期,中央不断发来各种指示,要求根据地必须执行。这些指示有的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发出的,有些是中央负责人自己制定的,有的符合实际情况,有的则不完全符合或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中央负责人有时也派代表到根据地指导工作。这些代表有的具有实际斗争经验,对实际情况比较了解,但他们中也有不少人是刚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对于根据地乃至整个中国的国情都十分隔膜。这些被毛泽东称为“钦差大臣”的代表拿着中央或共产国际的“本本”作“尚方宝剑”,到根据地发号施令,根据地有的干部迷信上边来的大领导,盲目服从,许多问题由此而生。毛泽东逐渐意识到,党内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和领导方式,一种是重形式、重“本本”(即理论教条和各种命令指示),另一种是重实际、重现实环境。前者的根源是唯心主义,其后果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防止它的最好办法就是调查研究。为了纠正和防止重“本本”而脱离实际的倾向,毛泽东身体力行,进行调查研究,先后写成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报告。毛泽东1930年5月还写成《调查研究》(后来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从理论上阐释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党的正确的斗争策略是在群众斗争中形成的。他说:“共产党的正确的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践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⑨

  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围剿”。1934年1月,党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⑩毛泽东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只有为人民谋利益,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二、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成熟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不断完善和成熟,毛泽东关于群众的观点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出并系统地阐发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

  抗战前期,针对“速胜论”和“亡国论”,毛泽东认为,中国只要坚持持久抗战,胜利是必然的。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1)。可以说,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组织和武装群众,是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核心思想。在指导抗日游击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是把发动群众与扩大游击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打击和消耗敌人紧密结合起来的。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提出要向全国民众作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的思想,他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在他看来,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而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他认为,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动员群众则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因此,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在1938年的《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中,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指出:“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12)他认为,根据游击战争的特点,依靠民众,就要放手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民众,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和潜力。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放手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各分区,交给广大群众。你们上面领导同志只总其大纲,给予号召、指导、检查和调剂,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切不可将一切重担都由上面负起来,致使下面都望着你们要吃要穿要办法,你们虽忙甚急甚,也不能尽如人意(13)。

  动员群众,组织和依靠群众,关键在于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如何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呢?一是要正确对待群众。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14)在这里,毛泽东把党群关系比喻为学生和先生的关系。此外,在这一时期,他还把党和群众的关系比做鱼水关系,土地和种子的关系,他多次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要虚心向群众学习,要先做群众的小学生,然后才能当好群众的先生。二是要重视关心群众生活。他指出,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在1942年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毛泽东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15)就当时陕甘宁边区来说,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群众的物质福利,并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该报告中他指出,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6)“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17)毛泽东还从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出发,提出把“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这就使我们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进一步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出并系统地阐发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即“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是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的,必须用前者去克服后者。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8)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并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工作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

  三、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深刻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表现形式。在政治领域,毛泽东强调,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之间的紧密联系。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19)这就创造性地将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有机统一起来了。在经济领域,毛泽东把党的群众路线和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思想。“两参一改三结合”指的是,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实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的“结合”。此后,国内许多大型企业都陆续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70条》正式肯定了这个制度,并且把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毛泽东倡导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在调动积极性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社会领域,毛泽东深刻揭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践行群众路线之间的一致性,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20)

  第二,毛泽东对党员干部在党执政后滋生的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对于形式主义,毛泽东深刻指出,其实质就是主观主义,“各级党委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21)。“而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2)为了克服各种形式主义,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一、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各部门的负责干部,统统走出办公室,和大队、小队干部一起在田间会合,取得经验,树立榜样,以指导和推动全面。二、干部实现‘三同’、‘五包’,即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自己所在单位的思想发动、生产任务、技术革命、社员生活安排、社队经营管理等五个方面的工作,全面包干做好。三、采取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条条’、‘块块’、‘片片’相结合的做法,分管各部门的干部,既要服从中心,做好中心工作,又要做好所分工的业务工作,取得经验,全面推广。四、精简会议,减少文件、表报,有事到下面就地解决。”(23)

  对于官僚主义,毛泽东强调“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24),并指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25)针对一些党员干部身上表现出来的官气,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26)因此,我们的党员干部绝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气。

  针对党内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毛泽东指出:“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27)他教导我们的党员干部,“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28)。对于一些党员干部的奢靡之风,毛泽东更是给予痛批。他指出,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但“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严重现象,故须定出惩治办法”(29)。他说,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因此“我们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30),并将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作为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会脱离群众。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丰富的群众路线思想。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而完整地将群众路线表述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将其确定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0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90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页。

  (1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81页。

  (1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6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2页。

  (15)《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7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1095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页。

  (1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1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47页。

  (21)《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2页。

  (22)《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4页。

  (2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8页。

  (2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

  (25)《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26)《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8页。

  (27)《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4页。

  (28)《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29)《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9页。

  (30)《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35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2]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下),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艾四林(1965-),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康沛竹(1964-),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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