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光，字子陵，西汉末年名士，浙江余姚人。据《后汉书·逸民列传·严光传》载，严光"少有高名"，曾与刘秀同窗。刘秀即位后，严光隐姓埋名，避至他乡。刘秀思贤念旧，令绘其形貌寻访。严光被找到后，刘秀接他到京都洛阳，并授予其谏议大夫一职，严光不从。后严光归隐富春山耕读垂钓，终身不仕。严光的淡泊名利，为历代所推崇。北宋名臣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一文中对严光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赞语，更使严光以"高风亮节"名闻后世。
熟谙历史的毛泽东，对严光有过多次评论。大家比较熟悉的毛泽东谈及严光的故事，源于毛泽东在一首七律中的用典。1949年3月，柳亚子写了一首七律《感事呈毛主席》，称自己欲退居家乡的分湖。诗中写道："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意思是说：等南征的捷报传来，我便像严光隐居子陵滩一样，回到家乡分湖养老去了。一个月后，柳亚子收到毛泽东劝其从长计议，打消回家养老念头的和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其中写道："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意思是你不要以为北京昆明湖里的水浅，在这里观鱼要比在富春江好。毛泽东写诗，善借古喻今、抒情言志、阐明事理。在这首诗中，毛泽东以富春江对子陵滩，通过用典，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劝告柳亚子不要像严光那样归隐起来，而应继续为国家和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其涵义自是悠远。
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注意到了严光，并对他的行为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一班学习期间，毛泽东曾留下一本名为《讲堂录》的读书笔记，其中记述了严光的事迹，并写下了自己的感想。毛泽东认为："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王之师也。受业太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
自东汉以后，世人对严光不仕光武帝之事的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范仲淹将其视为景仰的楷模；而朱元璋却将严光视为"罪之大者"，认为他只求个人安逸、不为天下苍生造福，根本无德可言；王安石则留有"迹似磻溪应有待，世无西伯可能留"的诗句，将严光隐居理解为怀才不遇后的无奈选择；也有论者将严光视为沽名钓誉之徒，如清朝有诗批评严光："一袭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
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严光的形象却与上述诸论颇不相同。
其一，毛泽东认为严光是一个颇具远见卓识的人。他提出过"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指要领绝"的治国主张。严光的这句话虽然是在给侯霸的信中提出来的，但实际上是写给光武帝刘秀看的。经过多年的战乱，东汉建立之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严光提出了"怀仁辅义"的休养生息方略以供刘秀参鉴。应该说，刘秀是接受了他的这个意见，也认为"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经过推行一系列与此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最终开创了所谓"光武中兴"之世。
其二，在毛泽东看来，严光"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的主张也是重要的。严光是一个在当时能"正风俗"的人。他功成不居的风节，可以起到影响当时与后世的作用。
其三，毛泽东认为严光还具有"不屈于帝王"的抗争精神。严光没有依从刘秀的意旨，坚决不出来做官。毛泽东曾经说过："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在毛泽东看来，严光与刘秀之间虽然不存在真理在谁手里的冲突，但是在那个"专制时代"，严光不屈于上的勇气，在封建士大夫之中确是"高尚不可及哉"。
当然，在青年毛泽东眼里，严光也并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历史人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毛泽东曾经因为如何评价严光的问题，与同学萧瑜发生过争论。当时，萧瑜写了一篇名为《评〈严先生祠堂记〉》的文章，对范仲淹的这一名篇表示异议。萧瑜认为，光武帝请自己的朋友帮忙处理繁杂政务，未必是求贤若渴；严光拜访光武帝并与其同床共眠，表明其爱慕虚荣。毛泽东不同意萧瑜的这种见解。不过，毛泽东对严光坚辞不仕的态度却不以为然，认为严光应当如同早他200年的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出任光武帝的辅相。为此，两人争论了一个晚上。毛泽东这一观点的形成，绝非一时有感而发。毛泽东认为古代贤者"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还有"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对于这三类人，毛泽东都是加以肯定和推崇的，然而他认为更可贵更可佩的是那些"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在当时毛泽东的心目中，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人。严光虽然能够"正风俗"，然而却没有出来"办事"，不能不令人憾然。
总之，毛泽东认为，能"传教"而不能"办事"的严光虽值得推崇却并非尽善尽美，而既能"办事"又能"传教"之人才是最值得推崇的。毛泽东是千古少有的历史伟人，他的这一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颇也值得人们深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