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林克从1954年起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并负责教授毛泽东英语，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长达十二年之久。他眼中的毛泽东，是一位努力学习，积极进取，博览群书，跨越诸多领域并相互印证以丰富自己理论的人，同时感染着与他接触的每个人。林克自己就曾深受毛泽东的影响。

入中南海给毛泽东当英文老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重新整合，国际局势云谲波诡，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诞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新生政权的领袖，毛泽东敏锐地感到，如果不能把握住“乱云飞渡”的时局，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游刃有余，居于有利地位，新政权的巩固、战后的复兴都无从谈起。毛泽东感到需要一个懂英文的国际问题秘书。

几经物色，正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我被选中。1954年10月，我住进了中南海，工作关系就转到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因而，在见毛泽东之前，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负责人田家英先找到了我。“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决心坐冷板凳，要刻苦钻研，否则可能三五年内，在工作上帮不上主席的忙。”身兼毛泽东政治秘书的田家英，说出了自己多年的体会。

我担任秘书工作后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接触，是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畔。池水清清，树影婆娑，却无法拂去我当时心中的忐忑。刚刚在池中舒展罢的毛泽东，情绪颇佳，微笑着让我坐到他身边的藤椅上，工作人员已为我们斟好了茶。

“什么地方人哟﹖多大年纪﹖”毛泽东乡音难改。

“籍贯江苏。29岁。”我有点拘谨。

“口音不大像嘛。”

“是的，我小时候在保定读书。‘七七事变’后，举家迁往北平，后来上了燕京大学，读国际经济专业。”

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在南北游历中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此时我提到保定，立即引起毛泽东的谈兴。

“保定很有名喽。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吗﹖那是北洋军阀头子曹锟修的私人花园。”

曹锟贿选期间，毛泽东正置身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他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污秽的军阀政治。尔后，毛泽东话锋一转，眉宇间透着诚恳，说：“你做我的老师，教教英语，好吗﹖”

一番寒暄已使我恢复了平静自然。毛泽东接着说：“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拜师喽。”言罢，抱了抱拳，大笑起来。

从那天起，我开始给毛泽东当英语老师。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毛泽东学英语的兴致颇高，无论在京或是在外地，他都能挤出时间学习，甚至在出巡的火车、轮船、飞机上，这种学习也没间断。

那时，毛泽东已年逾花甲。他自谓学习英语“到处碰石头，很麻烦”。但他毅力非凡，表示“决心学习，至死方休”。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学习，能够看英文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

敦促我学习理论

然而在英语学习之外，我们之间这种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就仿佛颠了个个儿。毛泽东要求他的秘书创造性地工作，从不硬性规定一二三、指示如何去做，不画任何框框。他总是让我看材料选材料，不仅要求我能够分析，能够综合，能够一般地反映情况，还要求我能把看过的材料，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来分析，从战略上看问题，说出自己的看法。

要适应他的这些要求，对我来说，难度相当大，必须非常努力地学习。不久，我又收到主席如下短笺：

“林克：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1917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吗﹖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毛泽东8月4日”

正是在毛泽东的敦促、诱导和影响下，我阅读了大量马列经典著作，洞察分析事物的能力得到了锻炼，为我后来从事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研究，参与《2000年的中国国际环境》、《世界经济与政治概论》编撰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工作，我每天都需要阅读大量文件和报刊，平时注意国内外的情况和动向较多，但从宏观上综合、从理论深度分析问题上有些欠缺。所以毛泽东常常敦促我学习理论，提高能力，他经常就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前景、世界各种力量的对比、国内外形势和世界主要矛盾、各国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等，提出问题，同我讨论。他那引人入胜的言谈，激发了我学习理论的兴趣，培养了我学习理论、研究问题的习惯，这让我受益终生。

毛泽东说，要敢于向权威挑战

由于我最初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因而对毛泽东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敏锐的洞察力、深邃的战略目光、超乎寻常的魄力，有许多他人体会不到的感受。

1953年，法国政坛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戴高乐出将入相，被推为这个欧洲大陆国家的总统。在此之前，他始终充当法国海外殖民政策辩护人的角色，也是冷战的积极推动者，给人印象颇为强烈。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普遍认为这个欧洲大国的政局变化，将导致整个欧洲向右转。我们国内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也持类似的看法。

但毛泽东却未受这些人的影响，他力排众议，独到地认为：戴高乐其人民族意识、民族精神都很强烈，不依傍他人，且颇具独立见解。他的当政，对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将会产生极大影响。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毛泽东的卓越预见。

毛泽东十分欣赏那些不迷信权威、有挑战精神、有独立创建的人。他很欣赏六代禅宗慧能，几次向我谈及慧能，要我了解他的身世作为，读点他的学说。我当时并未全然领会毛泽东三番五次赞叹慧能的深刻用心。直到后来我开始回溯与毛泽东相处的岁月，并加以梳理，翻阅了有关慧能及其学说的论述，才感到：慧能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时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他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他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所有这些都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有许多相通之处。同时毛泽东言谈幽默含蓄，寓意颇深，这也不能不说是与熟悉禅宗有关。

博览群书并反复咀嚼

毛泽东最喜欢什么？我觉得他最喜欢的、兴趣最大的，就是读书。

毛泽东有一个藏书颇丰的书房，当人们走进曾经开放过一段时间的毛泽东故居，无不对他工作台上、茶几上，甚至满床的书籍，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毛泽东一生求索，永无止境。要领导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完成史无前例的革新，他必须心连广宇，骛精八极。他要借鉴古往今来的一切历史经验，他要集世间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如若读书不成其极大之乐趣，反倒不可想象。

我手头留存的毛泽东给我的信件短函，大多与找书、查书、读书有关。毛泽东出行在外，总要带上许多书。有时感到带的书不够，或突然急需要某几本书，就会立即通知田家英或大逄（即逄先知）同志到他书房寻找，送交给他。

毛泽东熟读马列经典及文、史、哲、经，但如果认为主席读书的范围仅限于此，那就错了，他似乎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兴趣。他读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摩尔根的《基因论》等。这些对人文学者来说感到过于艰涩难懂的书，毛泽东读来却甘之如饴，而且能把书本上的知识融在记忆中。

一次，毛泽东问我：“你知道人体内有多少重要的化学元素吗﹖”敢于对国际国内时局无忌直陈见解的我，却被这个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生理问题，弄得一时木讷。

此时毛泽东掰着指头，把十余种元素一一数出，言毕竟流露出孩童般的得意。

对这类书，主席不光是泛泛博览，有时反复咀嚼琢磨，因此能提出颇为独到的见解，使你不能不钦佩他对世间事物感知的超人悟性。

最基本粒子应命名为“毛粒子”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当他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插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是这样。”“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他思考着回答道：“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却从容地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一论题的胜者，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经常浏览自然科学的经典，更关注最新的科技动态和最新的技术成果。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了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其观点恰与毛泽东1955年的预言吻合。主席十分赞赏这篇文章，立即让我请《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著名科学家周培源来座谈。

在这次谈话中，主席谈了他对自然辩证法的见解。他说：宇宙是无限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从宏观来说是无限的，从微观来说它也是无限的。原子可以分，电子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

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本是毛泽东从物理学家那里接受的，可反过来又用它影响着物理学家们，使他们站在了这方面研究的前沿。

1977年，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在夏威夷召开，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发言，把物理学家逐层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形象地比作剥洋葱。接着，他说：“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泽东，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这个建议表达了一位科学家对一位哲学巨人深邃见解的由衷钦敬。

读无字之书，从实际中学习

1960年12月25日，是我难以忘怀的一天。这天中午，毛泽东将在自己身边的九位工作人员，请到家中聚餐，同时聚餐的还有他的五位家人和亲戚。因为第二天是毛泽东67岁寿辰，所以就餐时，大家都向他表示祝贺。毛泽东兴致盎然，侃侃而谈。

毛泽东的话题从小整风引出，讲到接受批评与检讨自身对人生的意义。他讲了战国时苏秦对张仪的批评，张仪的自我反思，然后讲了自身的经历。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受批判和压制，他反而系统地学习了经典理论，对许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得出“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人就是要锻炼”的结论。

最后，毛泽东提出让我们中的几个人下放锻炼的想法：“林克、高智（毛泽东办公室机要秘书）、小封（封耀松，毛泽东的卫士）等几位同志下放，到农村去锻炼。你们看怎么样﹖我看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

这顿饭吃了两个小时，毛泽东的肺腑之言，使我们深受感动和教育。他要我们下放锻炼，参加当时地方正在开展的整风整社，并调查和汇报地方的情况，就是要我们在实践中学习，去读社会实践这部无字之书。

临行前，毛泽东再一次嘱咐我们，下去要过好三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正确执行各项方针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调查研究。

经过几次下放锻炼，我感到收获很大。我学会了如何同群众打成一片，如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如何做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如何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基层这些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还培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直到那时，我才对毛泽东在那顿聚餐上讲的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只有结合实践，读无字之书，才能深刻领会理论、有字之书，使理论和有字之书发挥作用，也才能根据客观情况、环境、时间的变易，去修订、去补充理论、有字之书。不参与实践，不去读无字之书，理论和有字之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关于毛泽东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希望我的回忆，能使我们对一代伟人毛泽东产生一些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