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论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

一、抗战时期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形成背景

毛泽东经济决定财政的思想是对土地革命时期特别是对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财经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抗战的爆发促使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变为中日民族矛盾，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国共再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相应地改变财经政策。毛泽东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一切财政经济政策都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加上长期遭敌顽封锁、分割，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财政困难异常突出。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捐款及国民政府的抗日经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困难，边区财政靠“外援”度日，于是毛泽东提出“合理负担”、“休养民力”的思想，财政基本处于无税或轻税状态，与民休息，医治战争创伤，鼓励人们恢复和发展生产。陕甘宁边区1940年前的财政主要靠外援。据统计（元）：

抗战初期，利用“外援”的政策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这一政策并不能长久。随着外援的不断减少，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大肆进攻，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人祸天灾，祸不单行，与此同时，边区广大军民长期对“外援”的依赖心理依然存在，忽视了发展生产。这一切的直接后果便是1940—1941年的财经困难，正如毛泽东形容的那样：“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1]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军政机关规模增大而外援断绝，一切公用的生活资料和事业经费，只能完全从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方面来解决。并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2]因此，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并以此方针为前提，提出“精兵简政”、“厉行节约”等节省的方针。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为了正确处理大生产运动中的“公私关系”、“军民关系”，毛泽东又以“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体制为指导，努力实现“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农村的特殊环境，而抗日战争的主体，实质上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因此，毛泽东从抗战开始就坚持“农业第一”的方针，以农业税作为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又提出“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由于各个抗日根据地实质上是一个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对内要发行货币，对外要进行贸易，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的金融思想和“平衡出入口”的外贸思想。在这些财政思想的指导下，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沿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总方针指引的道路前进，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的财政思想也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

二、抗战时期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基本内涵

毛泽东财政思想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它涉及到财政与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不是用一两句话就能全面概括的。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一切为了抗日”

在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要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和抗战的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的财经政策也随之改变，毛泽东指出：“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3]“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战胜日寇”，[4]新的财经政策，“以保障抗日武装部队一切必要供给，满足人民必需品的要求，并和敌人的经济封锁和经济破坏作斗争为目的”。在毛泽东这一财政思想指导下，边区政府实行“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的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边区人民以高度的抗日热情，踊跃交救国公粮，他们说：“公粮不算少，但八路军要吃，不吃饱怎么打仗？就更多些，我们也要办到。”对此，毛泽东说，“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但要对人民的事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是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否则就“不是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而是照旧不变甚至变本加厉的无益于国有益于敌的财政经济政策”。[6]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毛泽东指出，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也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5]为了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毛泽东认为，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并指出，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在《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的信》中，毛泽东指出，之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7]在财政支出上毛泽东主张厉行节约，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和战争事业。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它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毛泽东提出的战时财经政策，奠定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的基础。

2．“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各个根据地的中心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8]这是毛泽东思想在财经工作实践基础上的重要理论概括。在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在根据地上，我们必须发展经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9]

第一，正确把握经济与财政的关系，是毛泽东财政思想的重要内容。

首先，发展国民经济以增加财政收入。了解财政与经济的关系，首先就要了解经济对财政的决定作用，这是毛泽东财政思想的核心。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强调，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10]毛泽东把发展生产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中最重要的四项任务之一，他说，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无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11]深刻地阐明了经济与财政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了经济对财政的决定作用。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1943年至1945年的三年中，陕甘宁边区除1944年略有超支外，1943和1945年两年均有盈余。盈余数分别占预算收入的0.5%和3.52%。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只有生产发展才能充裕财政的道理。

发展生产，是我党的物质基础。毛泽东指出，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12]这是一种积极的理财思想，它着眼于开辟财源，扩大收入的基础；不是消极等待经济的发展，而是要积极推动经济发展。“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大力发展生产才能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开辟源远流长的源泉。为此，毛泽东要求广大党政军干部学会领导经济，他说，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中心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说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对于这两大任务来说，“生产尤为中心之中心”。因为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解决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和其他一切问题。

发展生产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不注意全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环节是组织劳动力，而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的形式，就是合作社。发展生产，是一场广大的运动，不但要组织农民生产，而且要组织部队和机关一齐生产，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坚持经济到财政的发展路线之结果，人民的收入大大增加了，部队和机关学校也逐渐建立了家务，但政府取之于民的部分，却相对地减少了，以至绝对的减少了。因此，军民生活一年一年地更加改善了。

其次，不能忽视财政对经济的反作用。财政问题是国民经济问题的综合反映。财政政策的好坏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这是财政对经济的反作用。好的财政政策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反之，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甚至扼杀经济发展的活力，破坏现有的经济基础。毛泽东强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财政必须促进经济的发展，不能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和增加财政收入而阻碍经济发展。他在《论政策》中指出，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又指出，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他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说，要制定“有利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财政经济政策及其实施办法”。[13]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财政对经济的重要影响。

第二，在公私关系上，应坚持“公私兼顾”、“军民兼顾”。我们党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毛泽东说，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是财经问题的决定点之一。[14]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努力地发展了公私经济，我们就能支持不论时间多久的战争，而是精力不至于枯竭。他说，有两种办法可以使现在已经蓬勃发展的经济运动更加大踏步向前发展，一是公营，一是民营。而主要的方法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1942年12月，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指出，“边区的经济，分为民营和公营两大方面。这两方面的作用与关系：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140万人民的生活，同时以租税的形式援助政府与军队，支持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数万党政军的生活费与事业费的主要部分，以便减少取之于民，休养民力，便于紧急需要时的取给。在这里使用的原则，就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

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才能增加生产，推动边区经济发展。1941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陕甘宁边区工作方针的决定》，强调，“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第一是农业），明年投资要多，公营为辅，明年投资要少（今年投资偏重公营是必须的）。”公营经济在边区经济中还不占主要地位，但公营经济也是边区的领导力量。正如任弼时所说的，“各种公营企业如果都能够依据公私兼顾、互助合作的方针，处处从全体人民（包括自己在内）利益出发，那它就自然在150万人的生产与消费中起组织与调节的作用。”全部公营经济事业包括三部分：（一）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和商业；（二）军队经营的农、工、商业；（三）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这些都是直接保障党、政、军人员的生活资料及其事业经费的供给的。故公营经济事业成为我们帮助财政供给两大来源的一个主要基础，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的公营经济继续发展，人民的负担可以减轻，民力也可以得到休养。毛泽东也指出，我们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只有军民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丰衣足食”。没有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的发展和自给程度的不断提高，边区军民的“丰衣足食”就不可能实现。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可以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和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边区的党和政府，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军民兼顾”的方针，调动军队与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军民之间的两股生产热潮，有力地推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使边区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争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由此可见，“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两个原则，必须注意不要违背。

第三，要反对各种错误倾向。

反对单纯财政观点。毛泽东说，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作怪的缘故。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毛泽东认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错误的方针。[15]在生产运动中，不注意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他说，如果我们不去从根本上发展经济，而去枝枝节节地解决财政问题，就是错误的方针。单纯的财政观点不顾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的负担能力，只考虑财政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种观点，必然会阻碍经济发展，把财政引向绝路，最终使财政陷于无法摆脱的困境。

反对单纯“仁政”观点。单纯的“仁政”观点是不分轻重缓急，不顾人民的长远利益，一味强调减轻民负，结果会影响整个经济事业的发展。毛泽东认为，在财政分配中财政和仁政都要考虑，既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控制财政负担限度，又要考虑全局利益和整体需要，把财政和仁政融为一体。

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毛泽东说，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冲突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所以，“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毛泽东批评有些同志不顾此时彼时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认为那些不切实际的计划是不能采用的。他指出，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16]

3．“政府的财政应放在合理负担及有钱出钱的原则上”

合理负担、休养民力的思想贯穿在毛泽东的整个财政经济工作理论和实践中。从革命的目的和长期性出发，必须爱惜民力、休养民力，为此在财政上就要实行合理负担。抗战初期，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政府的财政应放在合理负担即有钱出钱的原则上”。[17]他说，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办法包括废除苛捐杂税等。不顾人民的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绝不能承袭。他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国公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同时，毛泽东还提出稳定农民负担的问题，稳定负担实际是减轻税负。他指出，在公粮以外的一切增产概归农民，使农民好放手发展自己的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丰衣足食，吃饱穿暖，即增产不增税。

通过下面表格中的数字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利用抗战初暂时的和平环境休养民力，蓄积了很大力量，从而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边区1937年至1940年救国公粮

4．“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

少花钱多办事从来就是对财政工作的要求。在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之后，讲合理负担主要是确定合理的收入限度，而节省主要是讲财政支出原则。早在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18]毛泽东“节省”思想的涵义是广泛的，它包括：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和实行经济核算制。

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历来主张精兵简政。他指出，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19]我们要实行的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五项，对于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因为，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经济。精兵简政为克服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困难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它和发展生产并行实施以克服财政困难，是抗日根据地财政工作的一条宝贵经验。

厉行节约是抗日根据地解决财政困难的又一个法宝。毛泽东的厉行节约思想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在整个抗战时期，毛泽东始终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一项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指出：“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 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绝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倡议，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约，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当然，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毛泽东的财政思想中，节约是一个积极的方针，“生产和节约并重”，它和生产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20]在毛泽东的节约思想指导下，边区节省了大量的人财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目前我国正在建设节约型社会，我们应继续坚持毛泽东“厉行节约”的思想。

建立经济核算制是毛泽东厉行节约思想的具体运用。厉行节约的基本原则是：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急务急用则力求节约，合理安排，尽可能减少财政开支。于是，毛泽东指出，建立经济核算制，克服各企业内部的混乱状态。为此必须：第一，每一工厂单位应有相当独立的资金（流动的和固定的），使它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至经常因资金可能妨碍生产。第二，每一工厂单位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结束收支不清、手续不备的糊涂现象。第三，依据各厂具体情况，使有些采取成本会计制，有些则暂不采取，但一切工厂必须有成本的计算。第四，每一工厂的生产，应有按年按月生产计划完成程度的检查制度，不得听其自流，很久不去检查。第五，没有工厂应有节省原料和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料与爱好工具的习惯。所有这些就是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有了严格的核算制度之后，才能彻底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是有利的。[21]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成为根据地公营企业建立经济核算制、改善经营管理的行动准则。

5．“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

抗战初期，边区政府为了恢复民力和发展经济，采取了“休养民力”的方针，努力争取外援，以外援来支持边区的财政。这种外援也促使边区的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极大地休养了边区的民力，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1937年至1939年，这一方针取得了基本的成功。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

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解决财政问题，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认真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1939年2月，当边区的经济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自力更生”。1939年9月28日，毛泽东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中指出，“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他说，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这就是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因为它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达到最后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他说，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运动，是边区“自力更生”经济的柱石之一。毛泽东在1945年4月9日写给郑位三等人的信中说，你们除粮食外，其他用费应由主要依靠税收转到主要依靠生产自给，放手由各区自己生产解决，只有这一办法才是最可靠办法。今年应该是你们展开大生产运动的一年，口号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22]这些财政经济政策，使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步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正轨，各边区的生产自给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三五九旅五年来的生产自给状况为例，见下表：

三五九旅五年来生产自给状况

财政出路的中心是加紧生产与建设，以求自给自足。毛泽东曾自豪地说，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这一时期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方针，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是财政工作乃至立国的基本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