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制度，人们在出口获得美元之后，是要把美元卖给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再按照汇率印发人民币。有人将其称之为中国经济的陷阱，即经济增长越快，出口越多，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越多，印的钞票也越来越多。换言之，中国的经济越发展，通货膨胀会越严重。这样就使民间财富以贬值的方式流入政府手中。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了绝望的赌徒老虎机旁边的赌徒，中国不往里面注钱，美元就要贬值。中国要往里面注钱，不断的注钱，美元只不过是推迟一下，早晚还要贬值，这就是陷阱，所以现在中国也没有办法。中国到现在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将近1.5——1.6万亿美元在美国的手上。仅在2009年4月份到9月不足半年里美元已经贬值了12%，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损失了1000多亿美元，不算先前损失的几千亿美元。就这1000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现在所有10条大型航空母舰全部的价值，加上他们的飞机。（《军事专家戴旭演讲实录：美国的帝国战略和中国策略》）
更让人忧愤的是，为了打压中国军方鹰派，美国政府一直费尽苦心。据美国驻华大使馆一份秘密报告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每年都由国会拨出秘密巨款，用以收买中国外交战线和军方一些人士，让他们给中国高层施压，用以废除中国军方鹰派。《凤凰周刊》透露，前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际均，就是因为对美发表“不友好”言论，被中央情报局设法收买中国有关人将李际均搞倒。李际均参加过抗美援朝，后任38军军长。发表对美不友好言论后，被人搞到军事科学院养老。《超限战》一书作者空军大校王湘穗和空军少将乔良因在书表达了中国要具有和美同归于尽的决心，就被中国军方亲美人员暗算，王湘穗被勒令转业，乔良留在空军赋闲。连中国军队，美国都可以随意控制，谁走谁留，谁升谁降，都是美国说了算。
据媒体披露，九十年代以来，腐败分子及原罪滔天的富豪、“精英”们一直不停的向美国等国家转移财产，他们转移到美国等国家的财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对外损失的总和。据4月20日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人们投资移民意愿强烈，在受访的亿万富翁中，约27%已完成投资移民，而千万富翁中，近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它不仅削弱国家财富总量，更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毛澤東1949年3 月 5日在中共第七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乞讨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曾经的时代不正是如此吗？
是狼，永远会吃羊！老账不提，就看最近的几年：山姆等洋佬除掉萨达姆、颠覆阿富汗、肢解苏丹、政变埃及、搅乱突尼斯、狂炸利比亚、高压伊朗朝鲜等等赤裸裸的霸权与侵略行径早已令全世界人民愤怒无比，中华血儿怎能忘却炸使馆撞战机之耻…谁能荒唐到助纣为虐送钱给西方国家做战争经费之地步？！……
●是“为人民服务” 还是替资本横行霸道鸣锣
海南东方市沐龙湾农业观光开发公司总经理张延安，以每亩７０００元左右的价格“征地”１０００余亩，又以每亩６万多元转手卖给市国土局……低价“私占”集体土地，然后高价变成“国有”。这种“变戏法”似的暴利背后，竟有２５名东方市干部，不仅包括原市长、原市委副书记、原副市长等市政府领导，市土地、建设、城投等部门负责人也参与“分肥”。
2005年新上任的某省领导下达指令，要在三年内将国有经济从80%降到20％，私营经济从20%增加到80％。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中，暴发了震惊世界的通钢事件——2009年7月24日，私企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是一位高官的嫡孙，一贯采用低价收购国有企业，大发横财。09年张志祥名列胡润中国富豪榜第10名，个人资产超过200亿人民币。在张“收购”国营吉林省通化钢铁厂过程中，他坐在北京就能呼风唤雨，该省的国资委甚至省委书记就能配合默契。年薪300万的“总经理”陈国君，走马上任第一天就发誓：“我要在三年之内让通钢姓陈！所有通钢原来的人一个不留，全滚蛋！”结果自己在这场私有化活动中被愤怒维权的工人揍毙。
2004年，黑龙江省大庆市一位三轮车夫在躲避车辆时，不慎把一宠物狗压死，狗的富主人竟然逼迫三轮车夫给死去的小狗磕头，又索赔200元； 2005年10月5日 ，抚顺市新抚区下岗职工刘兴伟在路边摆摊修理自行车，富家女邹某驾豪车经过，撞坏其待修自行车，反诬赖刘兴伟，并叫来父母殴打刘，连抽其20余耳光，并用打气筒追打，逼迫其赔款3000元……
为了替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保驾护航”，首先，剥夺了高瞻远瞩的伟人毛泽东当年力排众议而主张写进宪法的工人罢工权。各地官员则拚命追求GDP增长“政绩”，竞相“优化投资环境”，主要手段就是发挥“比较优势”，压低工资。大连一日资厂因工人罢工已同意加薪，而当地“管事的”却吃里扒外胳膊向外拐不同意给工人好处进行“紧急善后处理”……
一些地方政府但遇劳资纠纷，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先替企业说话。最极端的是政府完全站在企业一边，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抓捕工人。大连开发区管委会和总工会介入，为不让罢工继续蔓延，政府出动警察控制局面，并拘留了一些被视为组织者的员工。：“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的态度非常强硬，他们说不干活就马上开除，还出了告示。”南海本田零部件公司员工证实，工人被开除多人；多名工人被官方工会的人员打至头破血流。事后当局将工厂对外一公里道路封锁，派出大批防暴警察驻守，不让媒体接近。（凰凰周刊2005年第34期、2010年05月24日广州日报 、《201006中国新闻周刊》、）
深圳市政府和劳动部门的不作为导致“血汗工厂”富士康一年内“十三连跳”后，深圳官员不为同胞悲惨命运不平，却前呼后拥“真诚”表态道“深圳为有富士康在深圳发展而自豪。十三个生命没有换来全国总工会一句声援和安慰，倒是香港职工同盟及“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计划社团”高举“无良富士康”等标语到富士康香港办事处抗议，要求深圳当局及富士康成立包括工人在内的调查小组，彻查事件；而日本早在20多年前，就加强了对各大企业的监督，越是大的企业越是政府劳动局紧盯的对象，如果对于改正违规的劝告不理睬的话，劳动监督部门会向警局告发，对于所在的公司的领导实行逮捕。近几代领导人也曾有“三个代表”“以人为本”“让群众体面劳动”“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等亲民爱民豪言壮语。但对令人发指的资本对工人阶级的非法暴行却“无能为力”。 难道我们得不偿失地为他人贡献经济利益还不够，还要再搭上自己人民的尊严和性命吗？
私营老板年入百万只按月薪三千缴个税！故宫建福宫被爆正被用来经营只对少数富豪开放的“全球顶级富豪私人会所”，公众对故宫管理方的不信任一再升级：“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
同时，富豪们在政治上也得到百般呵护高度认可，从县乡到地市，从基层到中央，富豪们分门别类地进入人大、政协，以今年的“两会”为例，有报道说，中国人大代表中的亿万富豪已然超过美国。其中最富的70位财产总额为751亿美元，而美国议员中最富有的70位财产总额是48亿美元，并且至少有38位人大代表的资产总额超过美国最富的议员。人大如此，政协自然不在话下。前两年，对人民代表的构成开始有了些批评。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统计，全国人大代表中近70％“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官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前两年，河北省一个作家，认真统计了河北省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组成，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这些代表70%是中共党员；70%是各级党政官员；剩下的30%，大半为大型企业或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人大”早已成了“党大”，或者“官商大会”。
当初他们就是通过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把数百万个国有和集体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强制5500万工人下岗，这实质是推翻工人阶级领导的违宪行为！推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就等于彻底改变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据专家测算，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目前我国失地农民累计不少于4000万人，成为继下岗职工后出现的又一弱势群体。 （2011-03-09 13:20 人民网）
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英报记者麦格雷戈新书《中国共产主义统治者的秘密世界》里说：“当今中国似乎更加接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追逐残酷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平等主义梦想，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仍自称‘共产党’呢？” （见《参考消息》2010年6月24日）
改革的对象应该是富人而不是穷人，改革应该考虑的是少数富人的承受能力，而不应该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改革的基本逻辑。“改革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承受能力”的说法，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只要不超出这个承受能力，无论老百姓怎样哭爹叫娘也一概不管，统统都是“人言不足恤”。这还是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吗？！
清华大学一位党委领导在《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发布会上指出：“只有保证公有制和公有制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才会牢稳。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儿戏，把它看作过时的桎梏，一定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搞光，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消失之日，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灭亡之时。”
有文章揭露广州，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富裕的地方，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最骄傲的地方，这个能够把资产超过4000亿元的银行随便送给美国人的地方，这个能够用地方财政资金替中国首富黄光裕一次性还款超过40亿的地方，居然让两个身体强壮的劳动力，打工多年还挣不下一万元，不仅挣不下能够拯救母亲生命的一万元，甚至连平常回家探亲的路费都没有……
当我们的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宣扬着奥运会、世博会的盛大和奢华，却放着亿万人民大众切身发生的事情——如富士康企业接二连三的工人跳楼事件，中国的媒体中却没有一个深入的调查报道。中央台的焦点访谈到哪去了？东方时空到哪去了？新闻调查到哪里去了？所有的官方媒体都哑巴了。（震撼的是台湾的各个社会组织立刻行动起来，到富士康去抗议）人们难免会问：国家与其花那么多精气神办这些炫耀眼目的事情，何如举手之劳对不法资本稍加抑制改善一下工人农民的基本生存状况？这究竟是工人们命运的悲伤，还是我们现行制度的悲伤？另据报载国家响应富人的需求，正在酝酿着开放私人空域，让他们到天上去风光……
马克思曾精辟的指出：资本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肮脏和血腥。资本的嗜血本性有“改变”的可能吗？如果有，那么，“本性难移”这个成语就该从《成语词典》里永久消失！马克思的《资本论》就该重写！放眼今日“特色”社会，你随处可见毫无节制的资本，正在神州大地横冲直撞，恣肆张狂，冲击着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传统，冲击着中华文明一切美好的东西，冲击着《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唯上、唯钱、维权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态的常态！这绝不是什么“体制”问题。本质的问题在于，我们的ZF在资本的侵染和激荡之下，已经变Z了，虽然它还挂着人民ZF的牌子，但那“人民”已不是广大的普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了。人民ZF已变质为了人民币ZF。群众变成群体，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在胡润百富榜的首富黄光裕犯罪案中，被拉下水的人有多位省部级的领导、涉及最高法院、公安部、工商总局、外汇管理局、税务总局，一张长长的名单，几乎涵盖了国务院的所有重要部门。足以说明ZF在执政中被资本裹胁程度一斑。
●是“为人民服务” 还是为“特权”买单
有媒体披露：2004 年N名离休高干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每人都配备警卫、司机、工作人员、秘书、厨师、保健医生、护士，还有专机、专列及多组医疗专家待命。
要说经济，那欧美及日本等国比我们“有钱”得多，欧美国家官员享受的福利和特权只到他在位之时，而我们这些官员的福利和特权不仅可以享受到他死，有些甚至可以传给子孙。
有些公务员，总在大谈所谓“高薪养廉”，据说是新加坡、香港的成功经验，所以要和“国际接轨”——于是五次三番地给公务员加薪。而另一方面，中央纪委已在全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共发现“小金库”逾4万个，涉及金额超过200亿元。 “民 意放两旁，利字摆中间”，谈及享有的权利要与国际接轨，涉及应付责任时，就王顾左右而言他，此时，“中国国情”乃万能答案，一切不好回答的问责，都以“这是中国国情”做解。中国老百姓解决什麽实际生活问题都很困难，可却付出最高成本养活着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这是世界上罕见的政治荒谬。
将制度的漏洞冠以中国特色而百般遮掩，是我们的“智慧”还是悲哀？那么多的法规纪制管不住官员的“三公”消费，数不尽的三令五申揭不开“冒号”的财产真相，就如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谈话中就指出的——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0页）
忆当年，全国进入困难时期后，毛泽东第一个把自己的工资降为404.80元。同时，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结果，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还得了浮肿病！
毛主席主动降薪后的工资一直保持到逝世，其用于党费、日常生活、伙食、买书、房租、水电、煤气、取暖、地毯家具租赁费（家具都是租来的）、买茶、买烟，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补贴资助家人、故旧老友、家乡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招待民主人士等。在外面喝一杯茶都要管理人员去结账，即便是在大会堂也一样。毛泽东一直用自己的工资或稿费招待来北京的亲友和家乡客人 ；孩子因事派公车，他必须要付车费；招待民主人士、故旧老友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甚至身边工作人员的医药费与出差补助，都是毛泽东自“掏腰包”。所有礼品一律交公。
他老人家临终时有稿费124万多元。长期来，他一直把稿费视为人民的钱。家里的钱入不敷出的时候，管理人员要向毛泽东请示，并经亲笔批示后，才能支出少量稿费，并再三叮嘱：“这个钱要省着点用，这是人民的。”毛泽东去世后，稿费全部用于《毛选》的编辑、出版，家里人从没有拿过其中的一分钱。 （《毛泽东为什么感动世界》）
据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在经济困难的时期，毛主席不但不吃肉，而且往往一天就吃一盘野菜（马齿苋）或一盘炒菠菜，以至于全身浮肿。“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说：‘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他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其他人呢？——有人钻到当时的高干俱乐部——养蜂夹道，聚众打桥牌。几年间，除出差之外，每星期三、六晚上，每星期日下午、晚上，都是他们打牌的时间。他们美其名曰“值班”。坐上的常客除万里外，就是他称为“教授”的吴晗。每打到深夜，由北京饭店以高级菜饭、茶点侍候。某某打到兴致处，竟然说：“打桥牌也要鼓足干劲。”引来满堂哄笑，完全暴露了他们在困难时期的阴暗心理。
再看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童年，苦难重重，九死一生。后与很多人到了苏联，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苏联卫国战争，曾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回到延安后，他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在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新中国成立之初，毛岸英被安排到政务院工作，毛泽东对此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毛岸英不够资格进政务院工作，而应当到农村、工厂、部队去锻炼（而有的人就敢为自家的公子专门弄个部长级机构让其坐镇独大）。1950年10月，毛岸英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志愿兵”，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第一个奔赴“保家卫国”前线的人！1950年11月25日在美军空袭中毛岸英牺牲，并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对比有的官员失势时也要给中央写信，念念不忘千方百计给自己的子女 “走后门、办私事”。被子女称为“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的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却多次给党中央、毛主席或其他领导人写信。他的信根本没有涉及任何国家大事，全是自家小事和私事，比如“大女儿的婚姻问题”，“大儿子的治病问题”，“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能为儿女们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其子女何其得意？！（2010年第7期《纵横》杂志）至于“一朝权在手”，“官场”“商场”里全家老小如何长袖善舞、有多少“故事”？恐怕捂住天下人的嘴也瞒不了多久。
当年，为了从源头上堵住脱离群众的现象发生，毛泽东始终反对对干部实施高薪制度。毛泽东说：“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他不仅不拿“法定”的最高工资，还多次带头减薪。而他自己一切日用含在中南海的房租水电、招待亲朋乃至身边保卫人员下乡调查的差旅费用全部自理。
人们还会记得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由于仍然是原来西安机械厂工人的工资，感到政治局开会收取茶水费经济压力很大，便找到周总理要求开会只喝免费的白开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拿的也是原来售货员的工资，每次家乡来人走后，夫妻俩都要很长时间啃咸菜度日。当时的“官场规则”彻底摧毁了支配官场数千年的“升官必发财”的“千年一贯制”！ ……
前国家主席日记揭露D“不让纪检部门调查自己子女的违法乱纪情况”导致“**事件一发不可收拾”； （《杨尚昆1989年7月15日日记》）
邓“画圈”而成中国“改革开放”样板的深圳前市长许宗衡贪腐案，最严重的是“卖官”， 据悉，从许宗衡那里买去一个区长之类的官位，其开口价就是800万。另一罪状是大型工程贪污。有地铁市长之称的许宗衡，几乎染指深圳所有的大型工程，历年贪腐金额高达20多亿。（2010年11月6日的《现代金报》）
数年来，平安保险公司员工不断举报首富马明哲各种犯罪腐败罪行，但都得不到任何政府层面的干预。甚至在2006年《东方早报》、《21世纪人才报》及《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公开披露马明哲掩盖腐败犯罪（73.6亿港币股份腐败交易），并收买深圳公安迫害复旦大学博士胡坤案件后，马明哲不但没有因为腐败被揭，反而绕过深圳市**管辖，直接被任命为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多年来，中纪委和国务院不断接到平安公司员工举报，对其中涉及3000亿国有资产的归属，以及马明哲本身十余年来所累积的经济问题多有揭露。尤其是一封署名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的举报信，更披露马明哲在平安保险公司内部会议上声称自己与**家族交易密切。当年×夫人所控制的皇城根里一家珠宝公司开业时, 马明哲将平安保险大厦的一整层楼“赠送”给了其作办公地点，以报答当年总理“提携”大恩。中纪委与审计署虽对首富马明哲问题掌握清楚，但考虑涉及中央高层，以及**的一些动作，而对首富马明哲迟迟不能采取行动。2004年初，马明哲更获得*某的特批，获得在香港上市的特许。2008年，尽管平安投资富通集团巨亏228亿、亏损幅度达95%，但总经理马明哲的年薪却一文不少达到6600万天数。（参考2006年7月1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记者邱伟等文章）
某年，在央视 “让世界了解中国”节目上，山东威海市的崔市长利用越洋视频电话，在现场和美国雷特蒙德的女市长艾文对话，交流各自城市的发展和市政问题。当威海市长邀请艾文访问中国时，这位有点像家庭主妇的胖市长笑呵呵地说：“我这个市长要到哪里去，必须得到本地企业的赞助，他们是纳税人，他们很在乎市长是否会乱花他们的纳税钱，所以如果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我现在还不知道这笔钱从哪里来。”而我们的威海市长居然说：“你来中国，我们给你报销费用！”众所周知，雷特蒙德市是微软等大企业总部所在地，与威海这个从小渔村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相比，它应是富庶豪奢的繁华之地。然而，他们的市长仍不敢四处溜达，不敢乱花钱。真是耐人寻味的对比。（《赴美挂职 取回的“经”还得念好》2010-11-24每日经济新闻）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在担任上海分行行长时，一年的交际费就达1个亿，其车队由10辆奔驰车组成，经他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
据一篇题为《2010年反腐战役应提高反腐透明度》的文章透露，1985—2008年，我国累计资本外逃为4861.96亿美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若按人民币对美元今天的汇率1：6.83计算，23年间，贪官年均卷走的资金规模达到1444亿元人民币，人均达到8.3亿元人民币。
2010年10月下旬，福建屏南县财事局招聘，招聘条件为原屏南县委书记、现宁德市副市长陈某之女量身打造。2010年11月23日，一位因举报“官二代”在公务员招考中“作弊”的图书馆员，在甘肃兰州就被从宁夏来的警察“跨省抓捕”。
2010年11月12日，山西两警察夫妇被人杀死的消息被媒体披露。死者王建勋是山西洪洞交警大队队长，拥有亿万身家，而且其有生有二女一子，全在美国留学。 事件引爆网络，各地网友迅速“发来贺电”，数以万计的评论一片“杀得好!”的叫好声，而歹徒则被誉为除暴安良的当代侠士。无数人质疑：警察开煤矿办企业为何没人管?中国的计划生育一直很严，为什么这警察夫妇都是公务员，却可以生三个子女，而且那么多年都没事?
“我爸是李刚”去年秋发生在河北大学的校园撞人案，赤裸裸地暴露同样是父亲，有权的可以在校园撞人案中全力保护骄横的儿子，并在中央台哭诉博取同情；没权的却只能在失去自己年轻的女儿后，“莫名其妙”地撤诉，连出来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记者因会议照片中市委书记未居正中而致书记暴跳如雷，指令要将其开除——与美总统布什在伊拉克访问被鞋砸却笑言“我唯一能向各位报告的是，鞋子的尺码是10号”对照一下……我们有的“公仆”越有权越野蛮，甚至一有权就野蛮。（081224燕赵都市报）
海南省海口市拟建6124套“限价房”公寓，只针对公务员等特定人群公开销售，房价约为每平方米3000多元，附近商品房均价达每平方米2.5万元。（2011-04-03 03:28 中华工商时报）
“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 “记者证在我们这里没用的。”“你们算个屁呀？敢跟我斗!”……这些都出自某些“公仆”之口。在中国于1988年即提出立法动议的官员财产公示至今仍无立法结果。
《刑法》383条规定“对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的可判处死刑”。事实上，很多官员涉案金额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也很少被判处死刑。目前中国在押犯腐败官员获减刑的比例高达70%。（2011-05-16 瞭望东方周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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