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路：当今的“盛世危言”(14)

（三）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四、贫富两极分化

老百姓衡量一个时代好与不好的最基本的标准有两条：一是绝大多数人们的生活是否幸福；二是社会是否安定。

所谓“幸福”，不是简单的吃好、穿好和玩好，而是心情好，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哪怕一时苦些。所谓“安定”，是讲人们不用防备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有事做，个个有书读，生病有钱医，干群关系融洽，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政治地位平等、物质待遇均衡，无贫富贵贱之分。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人（当时受镇压、被专政的极少部分坏人除外），都会说那个时代生活虽然比较苦，可人们的精神充实，信念坚定，幸福感浓厚（按当时的流行语即为：再苦再累心也甜）。那时的社会相当稳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政治地位很高；农民在生产队劳动，多劳多得；党员干部处处带头，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主心骨、是靠山。

如今，表面上看经济搞上去了，但绝大多数人总觉得气不顺，总感到不幸福，甚至于有的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如今，公检法司机构齐全、人员一再激增，开放初期，又把不少军队改制为地方武装警察，可是人们不管贵贱贫富，安全感竟日益减少。恶狗、高墙遍布城乡；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监控录像密布各个重要场所；某些高干、高管的子孙早早被安置在异国他乡；大款、明星纷纷移居海外……

造成上述局面的因素是复杂的，但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贫富悬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许多专家还认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尤其是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拉大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实业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的局面。而且，资本、土地与资源三者之间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按照资本主义世界国际惯例，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状况，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 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个系数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前一年的1978年为0.18，（是最佳状态）；1988年为0.382（还算正常状态）；改革开放的第5年1994年为 0.467（达到了警戒状态）；而改革开放的第30年，2009年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均己接近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这么短的时间内，社会公众的收入达到一种严重不均的状态。这充分表明，改革开放造成中国的贫富差别已大大越过了警戒线，达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另外，值得严肃正视的两个数字：一是中国的人均财富为9387美元，不到美国人均财富的2％；二是中国奢侈品销售额，仅次于日本占全球第二。人均财富总量在低水平徘徊、奢侈品消费浪潮的汹涌澎湃和基尼系数大大超过警戒线，这便是贫富两极分化的最好注脚。

30多年来，中国0.4%的人拥有70%的财富，91%的高干子弟是过亿富豪；根据国家统计部门资料，2008年，我国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另据世界权威机构统计，按联合国每天每人收入低于1美元计算，我国还有5亿多农村人口（不包括城市穷人）在贫困线以下。

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发达地区有的农村村级书记竟动辄家产上千万超亿元，富可“摄政”！

在全国产煤大县山西左云，近年来诞生了数以百计、身家亿万的“煤老板”，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4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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